——原刊《觉群·学术论文集》第5卷，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457～471页

在数以万计的敦煌、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文献中，属于印本者有1000余件，同时，在敦煌莫高窟中，人们又发现了千余枚回鹘文木活字实物和活字本文献，这些为古代回鹘印刷术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前所未知的资料。

我们知道，回鹘（维吾尔族与裕固族的共同祖先）是我国西北地区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古老民族之一，以善于兼容外来文明而著称于世，曾先后信奉过萨满教、摩尼教、佛教、景教、祆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等，这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文献中都可得到证明。在研究这些文献时，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在数以千计的回鹘文印本中，无一不是佛教典籍，而其他各种宗教及世俗文献却都是手抄本，竟无一件采用印刷技术；回鹘文木活字全部发现于敦煌莫高窟，这又与佛教不无联系。那么，原因何在呢？这一问题引起了笔者极大的兴趣。愚以为，这可能与当时回鹘佛教徒人数众多，佛经需求量大有关。由此设想出发，笔者钩稽各种史书，尤其是回鹘文文献的记载，结合新的考古发现，撰成此文，旨在探询回鹘佛教的兴衰及其与印刷术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而进一步阐述回鹘佛教徒对我国印刷技术——尤其是活字印刷技术——发展的重要贡献。

一、佛教在回鹘中的兴衰

佛教是回鹘历史上流行时代最长且影响最大的宗教。关于佛教之初传回鹘，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说法。一种观点认为回鹘人在9世纪中叶由漠北迁往西域、河西之前仅信奉萨满教与摩尼教，而不曾信仰佛教；[①] 但多数学者却认为早在漠北时期即已与佛教有所接触。笔者认为后一种说法是正确的。《旧唐书·回纥传》曾载，回鹘首领有特健俟斤之子，名为“菩萨”。他在位的时代在隋末至唐太宗在位期间。这里的“菩萨”即梵语之Bodhisattva，佛教中指上求菩提、下化众生之仁人。差不多与此同时，居于甘、凉之间的回鹘别部——契苾部也出现了一位名为“沙门”的酋长，并被任命为贺兰州都督。[②] 说明早在7世纪初，佛教即对回鹘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8世纪中叶，漠北回鹘汗国第三代君主——牟羽可汗（759～780年在位）由洛阳携四摩尼僧入漠北，经过与旧有宗教——萨满教的斗争，摩尼教终于战胜对手而一跃成为回鹘的国教。[③] 在回忆这段往事时，《九姓回鹘可汗碑》说道：“往者无识，谓鬼为佛；今已悟真，不可复事。”[④] 说明牟羽可汗之先世确曾接触过佛教。

840年左右，由于天灾人祸接连发生，雄强一时的漠北回鹘汗国（744～840）竟为来自叶尼塞河流域的黠戛斯（今新疆柯尔克孜族及中亚吉尔吉斯人的祖先）所灭，其部众遂分路西迁，一支迁中亚，一支投西域，一支入河西。入西域者以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县）为中心建立了历时达400余年之久的高昌回鹘王国（848～1283）。

高昌回鹘王国初期的疆域相当广大，东起今甘肃西端，与瓜沙归义军政权为邻；西至中亚两河流域，包括伊塞克湖地区在内；南自昆仑山北麓与于阗、喀什噶尔一线，北抵天山以北。[⑤] 这一区域自汉代以来直到回鹘徙此，一直都盛行佛教，当时的高昌、焉耆、龟兹、于阗、疏勒各绿洲都为佛教中心。这里佛寺林立，僧徒众多，不仅有虔诚的佛教徒修筑的寺庙，而且还有许多由王公贵族、富吏豪绅出资修建的佛堂殿宇，各地统治者还常常带头弘扬佛法。上行下效，佛法盛行。这些都为高昌回鹘王国佛教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汉文史籍对高昌回鹘佛教兴盛之状的明确记载，可见于10世纪晚期北宋使者王延德的出使报告：

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居民春月多群聚遨乐于其间。[⑥]

从这一记载看，当时高昌回鹘的佛教即已获得蓬勃发展，佛寺遍地开花，仅区区高昌一地就有50余座，而且拥有众多的信徒。寺中除收藏有《唐韵》、《玉篇》、《经音》等来自中原的典籍外，还藏有卷帙浩繁的《大藏经》。

除高昌外，龟兹回鹘境内的佛教也是极为发达的。自3世纪中叶始，龟兹即已发展成为西域佛教的一大中心。回鹘徙入此地后，不仅接受了当地的佛教，而且使之更加繁荣，这从现有的克孜尔、库木吐拉、森木塞姆、克孜尔尕哈等石窟中大量的属于高昌回鹘时期的回鹘佛教壁画、回鹘文题记，以及龟兹地区出土的回鹘文木简中都可得到证明。

北庭作为高昌回鹘王国的夏都，文化昌盛，于10世纪左右造就了胜光法师（Singqu Säli Tutung）这一伟大的回鹘文佛经翻译家，他先后译出的经典有《金光明最胜王经》、《玄奘传》、《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观身心经》等；982年王延德至北庭会见回鹘王时，即曾憩于高台寺，并瞻仰了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于此地兴建的应运太宁寺。[⑦] 推而论之，二寺在回鹘王国中当有较高的地位。

哈密佛教在高昌回鹘王国时期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位于今哈密市柳树泉农场白杨沟村的佛教寺院，虽始建于唐代，但蓬勃发展却是在高昌回鹘时代。哈密市五堡乡四堡村北4. 5公里处的恰普禅室，内存少量壁画，从线描看，亦系高昌回鹘时代之遗物。[⑧]

从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9～11世纪是西域回鹘佛教发展的一个高潮，高昌、龟兹、北庭、哈密都发展成为回鹘佛教及其艺术的中心。只是到11世纪以降，随着伊斯兰教的东进，于阗、龟兹的佛教才逐步让位于伊斯兰教，其他地方的佛教仍保持旺势。

蒙元时代，尽管受到了来自西方及中亚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势力的蚕食与压迫，但高昌回鹘的佛教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势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行记中对高昌、哈密佛教流行的情况作了如下记载：

畏兀儿（指高昌）为一大州，臣属大汗，首府称哈喇火州，治下村镇众多，居民为偶像教徒……基督徒常与偶像教徒通婚。[⑨]

[哈密]居民皆是偶像教徒，自有其语言。[⑩]

说明当时高昌、哈密佛教是非常兴盛的。高昌虽有基督教徒分布，但势力不大，且与佛教徒相互通婚，体现了回鹘地区宗教信仰的宽容。

蒙元时代，有大批回鹘佛教徒入居内地，受到了蒙古统治者的倚重，其僧侣常受命在宫廷设法场，为皇室告天祷祝。据《元史》卷32《文宗纪》的记载，入蒙古宫廷作法事的回鹘僧人的数量是不小的，如在天历二年（1330）举行的一次佛事活动中，与其事者竟达108人。这些高僧，有的皈依喇嘛教，有的充当蒙古皇帝与藏族喇嘛教帝师之间的翻译，更有的出任蒙古皇帝或王室其他成员的老师或代替皇帝出家，影响很大。其中著称于史的有叶仙鼐、阿鲁浑萨理、舍蓝蓝、必兰纳识理等。

叶仙鼐是我们所知最早的回鹘喇嘛僧，曾师从著名的萨迦班智达公哥坚赞。他曾任吐蕃宣慰使多年，政绩显赫，《元史》卷133、《新元史》卷154、《蒙兀儿史记》卷80等汉文史籍都为其立有专传，但未提及他曾出家为喇嘛一事。这一缺憾在藏文《萨迦五祖全集》中所收《关于为忽必烈抄写般若经详中略的说明》一文中得到了弥补，弥足珍贵，故引录于下：

一明明三界上师，三界之三途领路人，以此而出名的萨迦般智达，因他的恩典叶仙鼐皈依了佛法。为了修成佛果，王孙贵妃长寿、政权稳固，为了报答父母等的恩情，以及用佛法教化民众，于木狗年秋，在叫做玛康宗多的地方，聘请精通冶炼工艺的工匠，以纯金溶液，在与蓝宝石媲美的纸张上书写能胜三时的《般若波罗蜜多经》、《般若经详中略》。他再三校勘，在书夹板、书带、包书布之间做了很好的经忏，如同产生于五味正理经中，进行了开光大圆满。虽无恶业，但以善业之器物敬献了供养，而且使善业广大而持久，聆听《般若经》并牢记在心，因而福泽无边。[11]

文中的木狗年，即1274年，当时叶仙鼐正在吐蕃宣慰使任上。

阿鲁浑萨理，《元史》有传，称其出自回鹘王族，在忽必烈时官至尚书右丞、中书平章政事，位高权重，死后被追封为赵国公。“幼聪慧，受业于国师八哈思巴，即通其学，且解诸国语”。[12] 这里的八哈思巴即八思巴。阿鲁浑萨理从其学佛法，成为虔诚的喇嘛，很受忽必烈器重。

舍蓝蓝是我们所知惟一的回鹘女喇嘛。她曾在元朝宫廷为后妃们讲经说法，而且还将多种佛教典籍译为回鹘语，其在蒙古宫廷中地位之高，佛事活动之频繁，抄经之丰，布施之广，建寺之多，在元代回鹘僧徒中都是很少见的。[13]

必兰纳识里也很值得注意，他是《元史》卷202《释老传》中惟一立有专传的回鹘喇嘛僧。他精通回鹘语、汉语、蒙古语、梵语与藏语，不仅有译经之才，而且善事管理，曾作为替僧，代元成宗出家。故而得到成宗重用，被擢升为开府仪同三司，仍赐三台银印，兼领功德使司事和诸国引进使。又被任命为“国师”，地位仅次于“帝师”。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春至二十四年(1287)曾对《大藏经》进行过一次大整理，主要是以藏文经卷来勘对汉文经卷，总1440部，5586卷，定其名为《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参加工作者29人，既有汉人、藏人，又有回鹘人和印度人。在领衔的5位回鹘人中，迦鲁拏答思、安藏、合台萨理3人在《元史》或《新元史》中都有专传，且都与蒙古宫廷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安藏，“十九被征，召对称旨，为特赐坐。世祖即位，进《宝藏论玄演集》一十卷，嘉叹不已。”[14] 乞台萨理，为阿鲁浑萨理之父，其事见于《元史·阿鲁浑萨理传》。乞台萨理“通经、律、论。业既成，师名之曰万全。至元十二年(1275)，入为释教都总统，拜正议大夫、同知总制院事。”我们知道，总制院是宣政院的前身，管理全国佛教及吐蕃政务。乞台萨理能预其事，表明他的影响之大，与蒙古宫廷及国师八思巴的关系亦当非同寻常。迦鲁纳答思也是一位富有语言天才的回鹘喇嘛僧，除精通回鹘语、蒙古语与汉语外，还精通梵语与藏语。曾受翰林学士承旨回鹘人安藏的引荐而师从国师八思巴修习密法，充任忽必烈与八思巴之间讲经说法的译师，曾“以畏兀字译西天、西番经论。既成，进其书。帝命锓版，赐诸王大臣。”[15]

此外，“好言财利事”的桑哥，也是一名佛教徒，曾先后师事国师胆巴和帝师八思巴。精通汉、蒙、藏、回鹘等多种语言，“故尝为西蕃译史……至元中，擢为总制院使。总制院者，掌浮图氏之教，兼治吐蕃之事”。[16] 1287年，总制院改为宣政院，桑哥又为第一任宣政院使。由于其专横跋扈，被《元史》列入《奸臣传》，但藏族古文献《汉藏史集》却对其赞美有加，称之为“有功绩的贤能大臣”。

来自别失八里，出身畏兀儿名门的大乘都，“中统中自其国来觐天光，世祖知其家世甚盛，又知其学问有源，随问随对，上大器之，即命通籍禁门，恒侍左右，诵说经典，益久益亲，赐侍宴衣冠，貂裘帽，金带银器，白玉佛像、银钞等。”[17]

来自高昌的“畏吾儿僧闾闾，尝为会福院提举，乃国朝沙津爱护赤南的沙之子。世习二十弦，悉以铜为弦。余每叩乐工，皆不能用也。”[18]

这里还应特别注意元代畏兀儿航海家亦黑迷失的佛事活动。作为元政府的使者，他曾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奉使僧伽剌国（斯里兰卡），“观佛钵舍利”。至元二十四年（1287），他又出使马八儿国（今印度半岛南端），“取佛钵舍利”。[19] 作为元政府的地方官员，他大力扶持当地的佛教活动，并向大都、泉州、河西等地的100所大寺看经施钞，[20] 影响很大。

与西域回鹘大多皈依佛教的情况相同，迁入河西地区的回鹘人也在当地久盛不衰的佛教文化之影响下皈依了佛门。宋人洪皓《松漠纪闻》记曰“[甘、凉、瓜、沙回鹘]奉释氏最甚，共为一堂，塑佛像其中，每斋必刲羊或酒，酣，以指染血涂佛口，或捧其足而鸣之，谓为亲敬。诵经则衣袈裟，作西竺语。”[21] 所谓的西竺语，即当印度梵语。

在河西回鹘中，以甘州回鹘势力最为雄强，并于10世纪初称汗立国，至1028年亡于西夏，前后历百余年。在此期间，佛僧深为甘州回鹘可汗所倚重，经常被派遣出使周边国家。敦煌遗书P. 3633《沙州百姓致甘州回鹘可汗一万人状》也说到甘州回鹘“天可汗信敬神佛，更为延年，具足百岁”。[22] 此卷写于911年，这里的神佛似应理解为佛陀，而不是摩尼，尽管二者都被称作“佛”。如此说不误，则可证甘州回鹘统治者在五代梁时即已尊崇佛教了（但还不敢说此可汗已放弃了摩尼教而皈依了佛教）。

如同高昌回鹘、甘州回鹘一样，沙州回鹘也是十分推崇佛教的。尽管史书少见记载，但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石窟保留的23所沙州回鹘开凿的洞窟却证实了那个时代回鹘佛教的繁荣。这些石窟有莫高窟第97、148（甬道及后室局部）、207、237（前室、甬道）、244（甬道）、245、306、307、308、309、310、330、363、399、409、418窟；榆林窟第21（前室甬道）、39窟；西千佛洞第4、9（甬道）、10（甬道）、12、13窟。洞窟中常可见到回鹘王、王妃、王子与贵族官僚的画像，如榆林窟39窟的回鹘王室人物列像、莫高窟409、237和148窟中的回鹘可汗像都清晰可辨。[23] 若再仔细甄别，我觉得还可以找到新的回鹘洞窟，如莫高窟第65、430等窟也颇具回鹘画风。

敦煌出土的回鹘文佛经写本也甚多，著名的有回鹘文《善恶两王子的故事》、《天地八阳神咒经》、《阿毗达磨俱舍论》、《阿含经》等约数十种。

这些史实说明，从10世纪直到元代，敦煌就一直是河西回鹘佛教和佛教文化的一个中心。瓜沙归义军统治时期如此，沙州回鹘国时代更是如此。在西夏统一河西后，回鹘佛僧又受到了西夏统治者的倚重，之后又得到河西蒙古贵族的支持，使回鹘佛教在河西，尤其在敦煌一带久盛不衰，在西域回鹘佛教徒于15世纪始相继皈依伊斯兰教后，河西回鹘之佛教一脉未绝，丝丝缕缕，一直传承到清代康熙年间，成为回鹘佛教的最后止息地。

西域、敦煌及中原地区回鹘佛教的繁荣，为回鹘佛经印刷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二、回鹘文佛经印刷

今天所知的回鹘文印本佛典数量众多，举其荦荦大端者有《圆觉经》、《八十华严》、《金刚经》、《大般若经》、《佛说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入菩提行疏》、《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须大拏本生故事》、《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北斗七星经》、《法华经》、《普贤行愿》、《观世音成就法》、《慈悲道场忏法》、《佛顶心大陀罗尼》、《佛说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毗达磨俱舍论》、《佛说胞胎经》等。[24] 遗憾的是，在这为数众多的印本中，可确定年份的寥寥无几，仅有7件，故显得弥足珍贵。兹依其题记所述，简略标举如下。

1．布颜啜厄博士印经题记：

题记(编号U 4971 TM 36，未刊)描述了布颜啜厄博士(Buyančoγ Baqšï)于戊申年（1248）六月十八日(uu šipqanlïγ bičin yïl altïnč ay säkiz ygmi)印经的过程，印经地点在中都(Čungdu)弘法寺(Xungwasi)，[25] 其发愿印行的佛经合集包括了六种经典，即《大般若经》、《华严经》、《法华经》、《金刚经》、《慈悲道场忏法》和尚难确定的佛经Sosingki。[26] 值得注意的是施主的名字与流行的世俗回鹘人名迥然有别。其印经动机在发愿文中是这样表述的：

首先要弘扬佛陀尊贵的思想，其次要将这一功德归于我尊敬的父亲和母亲，第三要满足我所有的现世愿望，并使我在以后能乘上佛祖慈悲之舟，驶出轮回之苦而得到救度，因此，我印刷了……[27]

布颜啜厄博士印经一事，有一点值得特别关注，即其所印经，除上面提到者外，还有一幅保存完好的木刻画。画中一佛坐莲花宝座，面部稍侧。面前的供桌呈斜线摆放，与佛的视线相平行。佛的周围只有少数几位胁侍，左右各有一位年轻的弟子和凶猛的护法神。桌前一年迈弟子呈跪姿，双手合十，二侧各站着三位形象较小的人物，根据他们上方书写的回鹘文花体字可以证明他们是功德主布颜啜厄博士及其双亲妥因啜厄都统(Toyïnčoγ Tutung)和斡毋尔伊特迷失（Oγul Yitmiš）夫人，二人在这件印刷品制成之日都早已亡故。[28] 这一页被多次校正过。很显然这是当时的印刷清样。这也是古代印刷史上少见的物证。

2．大都大白塔寺印《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

密藏经典《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Mañjuśrīnāmasamgīti)》回鹘文译本残片在吐鲁番出土的很多，均为木刻本，现存柏林，近年已由卡拉和茨默刊布出版了其中的35件。[29] 1981年，卡拉又撰文刊布了关于该经的另外4件新残片，[30] 在这些残卷中，有一则题记（编号为U 4759 M 14）记录了该经的翻译过程：

神圣的法宝《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由司徒Karunadaz总监翻译，在大都白塔寺内于十干的壬寅年七月将其全部译出，未加任何删节，工作进行得完满细致。善哉！善哉！[31]

学者们的研究证实，此十干的壬寅年（šim šipqan-lï bars yï）为公元1302年，司徒Karunadaz实即《元史》卷134中的回鹘著名学者、翻译家迦鲁纳答思。

3．佚名氏印《北斗七星经》题记：

据一份藏文题记可知，回鹘人阿邻铁木耳(Alïn Tämür) [32] 完成了《北斗七星经(Yitikan sudur)》的回鹘文翻译工作，由施主思立特勤(Sïlïγ Tegin)于癸丑年（1313）六月一日(kui šipqan-lïγ ud yïl altïnč ay bir yangïqa)捐印了千部。[33]

4．沙拉奇印《观世音经》题记：

庚午年(1330)八月初一(king šipqanlïγ yont yïl säkizïnč ay bir yangïqa)，驻守云南的回鹘高级官员跃里帖木儿(Yol Tämür)之妻沙拉奇 (Šaraki)使人印制了《观世音经(Avalokiteśvara-sūtra)》(即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第25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千部，以求丈夫出征大捷，早日平安归来。遗憾的是，所印经典本身未能保存下来，相反有一篇写于经文与题记之间的赞美诗却保留了很多抄本。发愿人希望她的丈夫跃里帖木尔能够安全返回家园。[34]

跃里帖木尔在该年以云南行省右丞的身份出兵镇压罗罗人发动的起义。就在跃里帖木尔夫人印经的那年六月，跃里帖木尔于建昌顶住了蛮兵万人的进攻，并斩首四百余级。[35] 八月，又擒获罗罗的一个小头目曹通并斩之。[36] 当时跃里帖木尔的夫人很可能就居于都城(即大都，今北京)，故她所施经典亦应印制于那里。

5．大都普庆寺和尚印《观音成就法》题记：

癸酉年 (1333)五月十五日(kui šipqanlïγ taqïγu yïl bišinč ay biš ygmika)，大都普庆寺(Puking si wrxar)和尚接受了一项任务，需把藏族佛教大师噶玛拔希(Karmapa，1203～1282)撰写，由回鹘人本雅失里(Punyašrī, 13世纪末至14世纪中叶)翻译的回鹘文《观音成就法(Avalokiteśvara-Sādhana)》印制成册。全寺和尚齐心协力，终于顺利地完成了印制任务。他们在题记中说，通过这一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