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昌武(南开大学)
　　中国佛教史学的成就和作用是多方面的。它们是教团内部所撰写的记录佛教历史的书，是研究佛教史的第一手资料；而由于印度佛教缺乏历史的叙述，中国史籍里包含众多关系印度（包括中亚）佛教的和一般历史资料；佛教文化乃是支撑中国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佛教史学也成为中国史学的重要部分；特别是佛教史籍记述的资料往往与列朝史事相关，许多史料可补一般史籍记述的缺失和不足。而这些著作被当作佛教典籍流通，必然会对佛教的进一步发展造成影响。
　　佛教著述中最有价值的当属僧传一类。而南朝士这一类著述的奠基、发煌时期。
　　梁启超说：“两晋六朝，百学芜秽，而治史者独盛，在晋尤著。”（《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而与佛教史学有密切关联者更有三事。一是南北分裂，引起人对于边疆、特别是西北边少数族和异域诸国情况包括历史状况的重视；二是地理之学得到突出发展，佛教发源之地的外国史地自然也是人们关注的对象；三是自魏实行“九品中正制”，士族政治之下“官有世胄，谱有世官”（《陔余丛考·谱学》），佛法也有传承历史，佛教人物及其行迹、佛法传承关系、谱系等等，构成佛教历史的重要内容，形诸僧传之类著作。
　　僧传不但种类繁多，数量巨大，但南朝诸多僧传今仅存僧佑《出三藏记集》、宝唱《名僧传》的节钞一卷和慧皎《高僧传》。它们相继完成于天监九年以后的十年间。其直接原因显然和梁武帝崇佛有直接关系。
　　僧佑精通内、外学，《出三藏记集》的《述列传》三卷实际是僧传。其前两卷传主二十二人附传十三人，是西来译师的传记；后一卷传主十人附传三人，是汉地弘法及求法大师的传记。写作这些传记，僧佑都继承和发扬的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即观念上重实录，所谓秉牍凝翰，志存信史，三复九思，事取实录；写法上则仿效《史》、《汉》以来列传体裁，刻画人物，描摹事态，注重塑造具有鲜明的典型性格。
　　宝唱的《名僧传》三十卷是第一部僧人类传，日本存沙门性宗摘抄本一卷。该抄本的内容包括原书目录、节抄和“说处”（逐卷摘录的要点）。从目录看，书里收录后汉至南齐僧人四百二十五人，并分为法师、律师、禅师、神力、苦节、导师、经史等七科。这种分类并不严密，却是僧传中“类传”的滥觞。现存节抄和“说出”内容则主要是关系弥勒信仰的。宝唱另有《比丘尼传》四卷，从具体内容看也是如《名僧传》分科的。
　　慧皎《高僧传》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成果基础上的总结性著作。“此书之作，实为一部汉魏六朝之高隐传，不徒详于僧家事迹而已”（陳垣《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卷二）。本书传主自后汉至梁初凡二百五十七人，附见二百余人。由于作者见闻所限，所述基本是江左人物。作者写作态度谨严，内容主要取材书史文献，均有所本；虽然出入诸家，但却善于抉摘取舍，融会贯通，浑然成一家言。本书的史料价值为治史者所公认。这部书在宝唱书类传体基础上加以完善，分为十门，即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亡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另有一卷《叙录》；每门之后，系以论说，类似于有关门类的史志和评述。以后的僧传大体同样分门而名目有别，重视教理、重视史实的精神则一直被延续下来，这种类传体例从此定型为中土史传作品的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