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道”为梵文底体加（Tirthaka）意译，原指佛教以外的宗教、学派，本无贬义。后来才有了“心游道外”的诠释，便带有非正道乃至邪道的意味。佛典中分外道“为佛法外外道”、“附佛法外道”、“学佛法成外道”三类（见《摩诃止观》卷九等）。其中，“附佛法外道”指佛教内部见地与释尊正法不符的人和派别，如犊子部、方广道人等。此类多是佛教弟子不善修学而致见地不正，虽人属佛教，身披袈裟，实际上心离佛法，与佛教外的诸外道堕于同类，因而被斥为外道。这里所说的“附佛外道”，主要指佛教内外依附、攀附佛教，利用佛教招牌贩卖非佛法、邪法货色的种种宗教、准宗教、邪教。
在提倡信仰自由和文化多元化的当代，新兴宗教不断涌现，外道和附佛外道多如牛毛。就附佛外道来说，虽然有一部分属于良性，具有顺应时代、安抚人心、利益社会的作用，但多数弊大于利。它们在教内与传统佛教争夺信众、误导信仰、坏人慧命；在教外招摇撞骗、聚敛钱财，极易发展为邪教，祸乱社会，同时也严重败坏佛教的声誉。无论从续佛慧命还是从报四重恩来说，佛教界高僧大德都有责任和义务对附佛外道予以深入剖析，对其中的邪教更要坚决地揭露批判。
不过，附佛外道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与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以佛教界自身来说，究竟谁为“心游道外”的外道，古来也是聚讼争端，莫衷一是。当然，从理性的角度，我们还是可以作出一些基本的界定。
一、附佛外道的历史回顾
附佛外道由来已久，早在释迦牟尼佛创教时期即已存在。如以神通获取名利、分裂僧团、欲图佛陀教主之位、多次谋害佛的提婆达多，堪称一切附佛外道的始祖。佛教传入中土蔚成大势后，渐有附佛外道出现。起初多是不法僧徒及妖妄刁民，借佛教威望、假佛僧旗号，造反作乱。如东晋建武元年（317）北平人吴祚立沙门为天子，聚千人造反；后赵建武三年（337）安定人侯子光自称佛太子，聚众称帝。北朝乱世，不法沙门造反者，如张翘、司马百年、昙标、法秀、司马惠、刘惠汪、刘光秀、刘僧绍等，不胜枚举。其最著者为北魏宣武帝时冀北沙门法庆，他自命“新佛”，创“大乘教”，力倡杀人，谓杀一人者为一住菩萨，杀十人者为十住菩萨，“又合狂药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识，唯以杀害为事。”
法庆自称“新佛”，当是利用佛经中“弥勒下生成佛”说的广大影响，迎合民众不满现实，渴望像弥勒那样的救世主降临的社会心理，以煽惑民众、起事造反。此后，假弥勒降世为旗号的起事者此灭彼兴，如北魏五城郡胡人冯宜却、贺悦回城，隋代唐县人宋子贤、扶风沙门向海明，唐贝州王怀古、怀州沙门高昙晟、四川万年县女子刘凝静、延州白铁余等，皆假称弥勒造反。
宋代以降，附佛外道更为活跃。如宋金元之白莲教、毗卢教、糠禅、香会，明清之罗祖教、闻香教、斋教、黄天教、大乘教、圆顿教、青帮，近代人之同善社、先天教、灯花教、归根道，一贯道等，其名目流派愈演愈繁，势力愈来愈大。在有些地区其教势远远超过正统佛教，如明万历十四年（1586），憨山大师到山东崂山一带时，发现当地人已不知有佛教，多信奉罗祖教。由于历代朝廷严禁，附佛外道与其它类似道门只能在民间秘密传播，至民国肇兴，政府失驭，乃得公开活动，泛滥成灾。
解放初，人民政府对会道门严加取缔，附佛外道一时消声匿迹。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借助于宗教复兴和风行全国的气功热潮，附佛外道又乘势而起。大多数气功门派争相与佛教拉上关系，有的甚至以正宗佛法或最高佛法自居，其中以法轮功最为典型。此外还有从境外传入的，如卢胜彦的灵仙真佛宗，清海的观世音菩萨法门等。
二、附佛外道产生的原因及其特征
产生附佛外道的因素很多。从认识根源来说，佛法义理深邃，法门广大，名相繁多且艰涩，穷其一生也不易认识和掌握，真能大彻大悟、亲证佛法真谛者更是若凤毛鳞角。从滋生附佛外道的根源来说，或因修行不如法而走火入魔；或因我慢山高，而欲标新立异。此外，大多数民众有渴望佛菩萨救度解脱苦难、改变人间黑暗的需求，其信仰往往虔诚热切，但对佛法不求甚解，不能明辨佛法真伪。从社会根源来说，佛教是国家和民众认同的一大宗教，有着巨大的影响，无论在政治还是在经济、文化上，都有很大的利用价值。在佛教界，佛教讲慈悲，讲自修自悟，自业自受，具有很大的包容性，真能与形形色色的附佛外道论争、抵制、批判者不多。许多附佛外道或邪教正是抓住了佛教的这些特点，大肆利用，乐得鱼目混珠，乘势发展。
附佛外道有两大来源，一是产生于佛教内部，多表现为学理和行为上的异端，影响大的可造成佛教的混乱、分裂和严重异化；二是产生于佛教外部，如形形色色的气功门派、民间宗教等，或附庸风雅以求得生存空间，或恶意歪曲利用以至喧宾夺主。这两类附佛外道虽然都受到正宗佛教的排斥，但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和地域环境下，都可能形成规模，或秘密结社，或公开发展。随着社会的民主化，政治力量对附佛外道的压力越来越小，任其公开自由地发展，将有可能升格为合法的新宗教，与佛教新派相混。在日本和南韩，新兴宗教层出不穷，数以百计，其中便不乏背离佛陀正法的附佛外道。这已成为现代宗教发展的一种新趋势，佛教界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
中国形形色色的附佛外道，多表现出以下共同特征：
1、具有相当的功利动机。其教首或求名，或求利，或求神通，或为实现自己宗教及政治的抱负而歪曲、利用佛教。他们往往离经叛道，有反当局的政治目的，一有机会即造反作乱。
2、喜欢搞个人崇拜。附佛外道皆表面崇佛，打着佛教或佛教新派的旗号，其实并不真正皈依佛法僧三宝，尤其是不皈依以僧伽为核心的佛教教团，不皈依代表佛陀正法的佛教祖师大德的正见，而且多反对、否认、排斥正统佛教和住持僧伽。其教首多自称为未来佛弥勒菩萨降生，或称是观音菩萨的传人，或称自己苦修得道，已证得很高果位，或已得到佛的冥中印记，甚至自奉为真佛，是最大的佛。虽然也有奉、诵《金刚经》等佛经、念阿弥陀佛者，但实际主要尊奉其教祖编造的《五部六册》等伪经，其说多杂糅三教言句，鄙俚粗浅。
3、喜欢强调神通感应，强化末劫意识。其教首或诈现神迹吸引人，或以扶乩、灵签迷惑人，或诡说恶报、灾祥恐嚇人等等。
4、附佛外道的教首祖师，绝大多数为文化程度、社会地位很低的在家俗人，在正统佛教中没有地位，或出生于民间宗教家庭或聚居地，多有家室之累，往往传位于其子女。即使是僧尼，也多属不守佛戒、不通佛法的伪僧、庸僧，多带头破戒，但有一定的宗教和社会活动能力。
三、如何识别附佛外道？
首先应当了解什么是佛教正法？什么是附佛外道？附佛外道有哪些基本特征？然后对自称为佛法或源自于佛教的某一教门、某一功法及其倡导者，从如下几方面来加以甄别。
1、从教义上加以甄別。看它讲的是否符合佛教的基本教义，如四谛、十二因缘、八正道等，尤其是不是符合“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三法印。
2、从行为上加以甄别。看他是否尊重三宝？是否守持佛教的基本教规？看他的道德修养如何？创教的目的和落脚点在哪里？对世俗的名闻利养的态度如何？平时是否讲究享受？等等。
3、依据佛经加以甄别。《佛藏经》载佛言：“当来之世，恶魔变易，作沙门形，入于僧中，种种邪说，令多众生入于邪见。”《楞严经》预言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许多佛经都有辨析和破斥邪伪的教诫与方法。如《楞严经》开示，修禅那者达静寂之境，色、受、想、行四阴已尽而识阴未尽、未见真道之际，各有十种阴魔境界，或心理变态、烦恼膨胀、狂慢自大，自认开悟得道，教主欲、控他欲、名利欲难以按捺；或被各种鬼魔所附，能现身化紫金光聚、手执火光、履水行空、穿墙透壁、存没自在，及令人得神通、使人归服座下等神异；或发种种邪见邪解。当事人不知被魔所附，自认成佛，乃聚徒说法，潜行贪欲。被外魔所附的关键，还有自心贪着名利、神通等的阴魔，所谓“主人若迷，客得其便”，自心有魔，外魔才有空子可钻。《楞严经》描述末法时期的魔事时说：
“彼等群邪，亦有徒众，各各自谓，成无上道。我灭度后，末法之中，多此妖邪，炽盛世间，潜匿奸欺，称善知识，各自谓己，得上人法，玄惑无识，恐令失心，所过之处，其家耗散。”
“自言是佛，身著白衣，受比丘礼，诽谤禅律。”
“诽毁戒律，轻贱出家。”
“口中常说十方众生皆是吾子，我生诸佛，我出世界，我是元佛，出世自然，不因修得。”
“口中好言，我于前世于某生中先度某人，当时是我妻妾兄弟，今来相度，与汝相随归某世界。”
“口中好言佛有大小，某佛先佛，某佛后佛，其中亦有真佛假佛，男佛女佛，菩萨亦然。其人见故，洗涤本心，易入邪悟。此名魅鬼年老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
“我灭度后，教诸菩萨及阿罗汉，应身生彼末法之中，作种种形，度诸轮转，或作沙门、白衣居士，人王、宰官、童男童女，如是及至YIN女寡妇、奸偷屠贩，与其同事，称赞佛乘，令其身心入三摩地，终不自言我真菩萨、真阿罗汉，泄佛密因，轻言未学，唯除命终，阴有遗付。”
“汝等必须将如来语，于我灭后传示末法，遍令众生开悟斯义，无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覆护成无上道。”
4、从社会效果上加以甄别。看它所说和提倡的修行方法是否如法，是否有益于信众的身心健康、人格升华，是否有益于家庭和睦、社会安定。
四、如何防范和抵制附佛外道
法轮功是一个典型的附佛外道。它发展迅速，迷惑了那么多人，对社会各界来说，教训十分深刻，引起全社会对附佛外道和邪教的广泛关注。从佛教界来说，尤其应反求诸己。正法不立邪法兴，附佛外道是佛教衰颓的伴生物，也是反射佛教弊病的镜子。佛教应从这面镜子中发现自身的病症缺陷，从而针治弊端，加强佛教自身建设，大力弘扬佛法，振作图强。这是佛教界防范、抵制附佛外道和邪教的根本途径。我以为，佛教界当前亟需做好以下五方面的工作：
1、应在保持佛教精神特色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发展建立新的思想体系，提出符合众生根机的理念和修行方法，解答信众在生活中遇到的信仰问题和当今人类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应进一步完善人间佛教思想体系，以人为本，实现对佛陀创教本怀的回归。在适应社会的同时，应注意保持和维护佛教的出世性、神圣性品格。
2、应呼吁国家对佛教给予切实的法律保障和必要的政策扶持、引导。政府主管部门应对佛教依法实施监督和管理，但不宜对佛教的内部事务包办代替，或单纯为了政治、经济目的加以利用。因为这往往会使佛教严重异化，滋生宗教腐败，损害佛教应有的宗教功能和对广大信众的吸引力。
3、应开展多种形式的弘法活动，扩充佛教的信仰空间，不给附佛外道的歪理邪说留市场。僧人的定位有重新审视的必要。应加强自律，以堪作信众修行的榜样；应不断提高宗教学识和文化修养，以堪作信众精神的导师；应在契机施教上大下功夫，说法应尽量通俗易懂，尽量契入民众生活，使广大民众容易接受，能从佛法中首先得到祛病健身、安和吉祥的实效。应尽量提高佛教徒的素质，提高信仰层次和佛学水平，积极弘扬充满智慧的佛教哲理，充分发挥富有伦理道德指导意义的佛教教义，发扬丰富多彩的佛教文化，以真实体现佛教的不朽价值。
4、应改进和加强寺院的建设与管理。寺院在我国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它首先是宗教活动场所，应让四众弟子广泛参与各种修行活动；其次是弘扬佛法的场所，应经常组织学经讲经活动；第三是清净俭朴、禅意浓厚、品味高雅的场所，应懂得如何营造和维护。然而许多寺院往往有些本末倒置，如经忏佛事过多，鬼气、阴气过重；殿堂建筑及诸造像求大、求多、求奇，忙于旅游观光应酬接待，商气、浮华之气过重；管理理念与体制不够完善，缺乏民主作风与六和精神，佛教重戒、重德、重学、重修的传统得不到体现，官气、俗气过重。这就使有道之人只好遁入“深山”，广大有识之士难免疏远寺院、藐视僧人，广大信众也难以从寺院中学到佛法，往往停留于盲目、偏执、迷信等不如法的低层次信仰状态。
5、应加强佛教团体的组织建设，加强四众弟子间的团结，增强教团意识，切实维护佛教的合法权益。三大语系佛教间有不小的差异，各种宗派与修法亦多有不同，对此应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加强团结。对佛教内部的附佛外道，应予驱摈揭露；对误信附佛外道的人，应以友善的态度予以劝导，帮助他们弃暗投明。对教外的附佛外道，佛教界应向民众和政府有关部门揭露其假佛教旗号贩卖邪法的行径，批驳其邪说，揭示其祸害，以佛教团体的名义对其毁谤、伪托佛教的做法和助长附佛外道宣扬邪法的有关部门提出严正抗议，乃至通过法律程序维护佛教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