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幸福。但对于中国人来讲，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使养老问题成为大多数国民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或者为父母、或者为自己。
　　在这个转型期里，各种因素层层叠加，给不同的人们带来各自的挑战。对于正在步入晚年或者刚刚进入晚年的这一代父母来讲，已经没有过去那样多的家庭成员为他们提供赡养支持。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专家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社会养老至少在短期内无法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
　　在现阶段，幸福、健康、富裕、可持续的家庭仍是大多数中国老人晚年的归宿。从这个层面来说，让中国人更富裕，几乎是解决目前养老问题的唯一途径。一个年轻人，从中等城市来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或者从小城市来到中等城市以及从乡村进入城市，无论哪一种，他必然先后面对这样的问题：购买房屋并结婚、生子、孩子上幼儿园及小学，最后是赡养父母。
　　我们之所以关注“谁来赡养父母”，源自一项调查——七成80后无法赡养父母。其实，按时间推算，80后的父母大部分还没有超过60岁。现在真正开始丧失自理能力的是70后、60后的父母们。
　　其实一直以来，大约从考入异地的大学开始到工作、建立家庭，我们就以不在身边为由暂时逃避了赡养的义务，或许是在自身压力已经很大的情况下，根本不愿意面对这样的问题。但是今天，当他们不只两鬓斑白，而是无力于家务的时候，我们已经无处可逃了。到底今天的中国有多少儿女在面临赡养老人的压力？为什么会有这种压力？这种压力又将给他们带来什么后果？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选择了北京的典型家庭作为写作对象。他们是刚刚在这座大城市里拥有一席之地的70后和已经拥有一定资产的60后。很遗憾，我们得到的结论是：赡养父母也许将成为压倒中国中产阶级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大概是时间排序造成的。一个年轻人，从中等城市来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或者从小城市来到中等城市以及从乡村进入城市，无论哪一种，他必然先后面对这样的问题：购买房屋并结婚、生子、孩子上幼儿园及小学，最后是赡养父母。
　　现在，正如许多媒体所报道的，中产阶级正在与买房和其他开支搏斗。这些账目在我们的报道中已经算得很清楚。或者说，在他们开始赡养老人之前，就已经变得很脆弱。 曾经有报道说“一座房子消灭一个中国中产”。可是想想，如果两家老人都来到子女居住的新城市，还需要新买多少房子？
　　不过令我们意外的是，多位专家称，中国在短期内无法实现社会养老。他们中包括来自权威部委的研究人员。这也就是说：短期内，具体点就是60后、70后乃至80后的父母们，还必须延续家庭养老的方式。至于我们自己的老年生活以及所谓养老金账户不足等等问题，那是二三十年后的事情了。我们眼前还无暇顾及这些。

　　我们在之前的一个调查结果中看到现在80后对养老问题的无力的一种状态，这个调查的思考角度是从80后的生活状态出发的，那么我就考虑是否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60后的经历为现在80后这一代的无奈找到一种历史脉络的解读路径。现在我们70后、80的父母大部分都属于50后或者60后，而他们每一个人的故事都可以做为我采访的范本。他们的经历总是可以跟我国改革开放以及政治、经济改革的政策有所关联的。
　　我们只是在居住地上作了一个简单的限定，就是三对父母，他们一个来自农村，一个来自小城镇，再加上一个大城市父母。文中呈现三对父母，一对来自农村，他退伍回家，但是因为户口不在农村，他已经不再有土地，只能打些零工来维持生活；一对来自小城镇的小岗职工，曾经他们拥有一技之长，现在赖以此“老底”谋求生存；还有一对在哈尔滨生活的还算不错的父母，但也在面临为儿女买房和自己养老的压力。我们想这样的选择也许可以完整的将60后出生的那一代人的生存状态和面临的问题展现出来。
　　这几对父母都很迫切想传达给我一个概念就是说“60后是最苦的一代。”不是说他们不努力，就是社会上大政策的变化使得他们今天一无所有。也许年龄大点，他们还能多生几个儿女，养老的压力可以有所分担。但是偏偏他们经历了下岗分流，等到他们拼死拼活的给将儿女送入大学，却发现这个年代的大学与他们那个时代大学不一样。大学的扩招让他们儿女的大学学历不再能够妥善的在社会立足，甚至他们要通过自身的资源来为儿女安排工作。终于儿女工作了，却发现飞涨的房价令儿女的生活压力剧增。他们的养老希望已经无法寄托于儿女之上。
　　在农村的那对父母告诉我，现在他们村里有一种广泛的说法就是现在“养儿子是名气，养女儿是福气”这是对于从前养儿能防老的颠覆。这种想法转换中间又透露出上一代人多少的无奈和辛酸呢。
　　我想这些范本可以为现实80后的无奈从历史的角度来做的一个注解。
　　60年代出生这些父母们，他们都是那样的勤奋、上进，他们曾经包括现在都在努力的谋生活，但是他们走过的年代正是我们国家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扭转带上，这样的扭转与改革不可避免的会对个体的命运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样的一代人，可以说是国家快速发展中遗留的一个历史欠账，是函待解决的。他们或者个体消化或者转嫁到下一代。
　　我始终觉得他们是充满悲凉的一代父母，付出了一辈子，经历各种的变革，但是他们对于养老却没有太多的要求和期待，“只要能够自己养活自己就好了。”他们不想给儿女添负担，也从不期望可以象安顿他们父母那样妥善。但这其实是他们应该享受的权利。甚至在我采访的农村的那对父母，每个月可以拿1500块钱的收入，但他们并没有考虑过自己养老怎么办而是依然在考虑在北京的女儿房子首付的问题。
　　我面对他们的这种悲凉常常感觉很潸然，但又真的束手无策。此前我一直不能理解，有的父母为什么一直坚持参与儿女的生活路径选择以及职业规划设计，他们执拗的要求儿女考公务员，要求要有编制。因为从他们的人生经历来看，有单位和没有单位真的不一样。
　　沿着京通高速不需要走太远，就可以到达北京嘉德养老院，曾经因为村里要求腾退土地，所以分成为两个部分，新区的硬件设施条件相对不错，虽然也是跟宿舍一样的房间，比起另一边老旧的平房来讲，还是明亮整洁许多。如果付足够多的费用的话，可以单独住一个18平米的单间。院子里有个小农场，老人们可以在这里种菜，养鸡，还可以放羊。
　　正如文中所说的，养老院就是一个幼儿园，这些步入黄昏的老人们和初生的幼儿并无太多两样。在这里，无论老头还是老太，他们都是老人。大部分的时间，这些老人或者自己在院子里面玩，或者散步，或者看看狗，看看羊，数数自己种了多少棵白菜。吃饭的时候，他们也跟孩子一样的高兴，聚在一起聊天。这里的管理也跟幼儿园并无两样，进门或者出门的老人们都需要跟“阿姨”请示。养老院的工作人员还告诉我说，当院子里的小狗下崽的时候，满院的老人都充满新奇的围着看，被挤在外面的老人还会很郁闷，甚至闹点小脾气。
　　在养老院的老人，都是子女照顾不到或者身体不是很好的了，据工作人员说，“但凡有自己照顾自己的能力都不会住到养老院来。”从生活上来讲，老人们都被照顾的比较妥当，但是这些老人精神上都是寂寞的，我与老人们的对话采访都让老人们非常开心，我看得出，他们有很强烈的倾诉欲，上了年纪之后，他们可以豁然的跟你讲他年轻时的经历，包括曾经的不光彩。
　　我想这些老人们如果可以选择，是都不会选择养老院的，哪怕自己的儿女再不争气，他们也愿意与孩子们住在一起，可这又能怪谁呢？这其实不仅仅是他们子女的问题，这是这个转型社会种种因素叠加造成的后果。
　　在采访过程中，我了解到目前北京养老院中有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来自外地，而且趋势是外地老人越来越多。其实在北京，各种价位的养老院都可以找到，每个月从1000多到近万完元。有一位老人家属告诉我说，他们也去考察过6000多一个月的养老院，条件的确好，可自订菜单，经常泡温泉。“但这不是普通百姓能够承受的起的。”
　　嘉德养老院所在的村的土地租金节节攀升，劳动力价格上涨，护工费用增加，这些因素最后都将作用在他们收取的费用之上，这笔费用无论怎样都将是摆在儿女面前的担当。
　　在养老院出来之后，我对衰老产生了恐怖，我无法想象如果我老了该是多么可怕的事。我想但凡有可能我都不会去养老院的。看看住在养老院中的老人，他的活动只能限制在这个空间里。我能够体会老人的孤独，也能明白儿女的不易，我只有深深的无奈。我想我还是要多锻炼身体，让自己可以自由自在的多活些年。
　　养老之痛，我们想追问是不是在伦理中，现有家庭结构给老人造成了困境。是不是青年人集体意识淡薄、自我意识很强、自私、冷漠、没有感恩的意识使得养老问题越来越面对挑战。或者是不是家庭成员减少，现有的421家庭结构令家庭养老面临崩溃？
　　养老问题除了伦理之外，还应该落到养老制度上来。
　　早前我个人认为，中国正在从家庭养老模式走向社会养老，于是把社会养老作为主要趋势这样一个肯定的命题来讲的。那么就希望通过专家可以探讨一种完善社会养老制度的途径，来解决中国当代中青年对养老的无奈。
　　然而在经过几个专家多方面的采访沟通之后，发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中国传统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家庭或者说家族是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老年人从年轻时开始积累的农业生产技能，会不断传给下一辈。作为一家之长的老年人往往也是家庭经济生活的组织者和管理者，拥有很高的权威地位。因此家庭养老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承担着主要的责任。而且中国也一直有着养老的传统。所以在中国，家庭养老短时间内无法被社会养老取代。
　　这就让我们之前关于社会养老制度来改变当前养老难题的命题变得片面，最后得出的结果，在中国，要建立以家庭养老为基础、以社区服务为支撑、以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模式。
　　由此我们看到，家庭养老仍是未来的主要解决方向。那么究竟如何让家庭养老发挥应有的作用，我想这应该是全社会都需要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