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汉学的兴起，清代的传统学术研究从以求实切理为帜志，愈加趋向于以名物训诂为特色，并崇尚朴实无华的治学风格。明末清初，在顾炎武、黄宗羲等学者的影响下，朴学在与宋明理学的对立和斗争中发展起来，注重于资料的收集和证据的罗列，主张“无信不征”，以汉儒经说为宗，从语言文字训诂入手，主要从事审订文献、辨别真伪、校勘谬误、注疏和诠释文字、典章制度以及考证地理沿革等等，少有理论的阐述及发挥，也不注重文采，因而被称作“朴学”或“考据学”，成为清代学术思想的主流学派。

　　清代朴学是对穷心于“天理”、“人欲”，不出“心、性、气、理”范畴，淡忘儒学忧时济世传统，空谈误国的明代王学末流的反动，也是儒学自身发展史上否定之否定的结果。朴学的成熟与鼎盛期在清乾隆、嘉庆年间，因而又被称为“乾嘉学派”，其影响力一直延续至当代，在保存和传递古代文化遗产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与重要的价值。“乾嘉学派”的共同之处是重汉学、识文字、通训诂、精校勘、善考证，根据各学派治学目的、取向、宗旨、对象等不同细分为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以戴震为代表的“徽派”（有称“皖派”），以及由清初黄宗羲开创的“浙东学派”，和稍后的与“徽派”、“吴派”关系密切的“扬州学派”等小的学派分支。梁启超评价“吴派”学术广博，笃守古训，“凡古必真，凡汉必好”，因此崇古而泥古不化。刘师培在《近代汉学变迁论》中指出：“江戴之学，兴于徽歙，所学长于比勘，博征其材，约守其例，悉以心得为凭。且观其治学之次第，莫不先立科条，使纲举目张，同条共贯，可谓无信不征矣。”可见，在学术成就上，“徽派”超越了“吴派”。

　　朴学又称考据学，针对理学的空疏而言。经学有理、朴之别。朴学主张学问重史实依据，解经由文字入手，以音韵通训诂，以训诂通义理。新安理学培育了徽州文化深厚的理性主义传统。

　　在中国经学史上，清代徽派朴学被称为皖派、皖学，皖学创始于江永而成于戴震。皖派的出现，是清代汉学发展达到高峰期的标志，也最终宣告了兴于宋、固于元、盛于明的新安理学作为一个学派的寥落。戴震是徽州朴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在批判程朱理学方面有着振聋发聩的意义。但徽派朴学发展到后期，因繁琐考据，唯汉是求，研习内容脱离社会现实，弊端日益显露。民国年间，经学大师歙县吴承仕继承徽派朴学的治学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中国现代学术产生广泛深入的影响。

　　新安理学培养了徽州文化深厚的理性主义传统。明末清初，歙县潭渡人黄生则由训诂入手治学，撰《字诂》，穷研文字声义相应之奥；又撰《义府》，详细考论经、史、子、集，辨证精核，开清代徽派考据之先河。较黄生稍晚的婺源人江永，一生潜心著述与教学，学识渊博，尤精三礼，有《周礼疑义举要》、《礼记训义释言》、《深衣考误》等著作。同期的歙县人汪绂，虽学无承师，但专意以考据治经，与黄、江同为徽派朴学的早期学者。

　　黄生、江永、汪绂治经不废宋儒，至江永的学生戴震开始，摒弃宋儒的玄与空，把汉代训诂学作为研究学问的门径，故又称考据学为汉学。戴震每一字必求其义，一字之义，必本诸六书，贯群经以为定诂。他以考据训诂为主要治学方法，但又并不囿于汉儒，而是从实求真，不主一家。在中国经学史无前例，清代徽派朴学被称为皖派，皖派经学和皖学。皖学创造于江永而成于戴震，戴震的嫡传弟子段玉栽、王念孙和王念孙的儿子王引之，通过深入的考索，各在自己的领域卓然而立，成为皖派以至乾（隆）嘉（庆）学派的殿军。清代经学皖派与以惠栋为首的“吴”并称，两派的学术主张有很多共同点，相互影响，但皖派后出，学术成就超过吴派。吴派多治《周易》、《尚书》；皖派则精于小学、天算，尤擅三礼。吴派提倡复古，唯汉是好；皖派求真，敢于突破汉人旧学，提出己见，从名物训诂以通经义，以语义分析阐发哲学思想，运用科学方法，富于科学精神。

　　江永的学生程瑶田、金榜也是徽派朴学的佼佼者。程瑶田治学，以实物考证文献，开始了史料学同考古学相结合的新阶段。乾隆年间，歙县郑村西溪儒商汪梧凤宅居中的不蔬园，成了徽派朴学的习研交流中心。皖学奠基人江永曾在这里讲学，授徒六七年之久。戴震、程瑶田、金榜、汪肇隆等都在这里学习。戴震在入京前曾两馆不疏园。汪中、黄仲则等人亦常此聚会，诵习有诗书，切磋有师友，对徽派朴学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清代中后期著名的徽派朴学家还有洪榜、汪莱、凌迁堪、江有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