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广东的佛教寺庙管理为例,从依正不二理论看佛教寺庙管理环境改善的途径。佛教僧团建立之初，以托钵乞食，游方弘化为主要传教模式。及至传入中土，逐渐形成以寺庙为中心，以僧伽为主体的弘法模式。两千年来，寺庙丛林成为弘法布道，化众导俗，服务社会，联络四众的中心和依托，这与西方基督教主要依靠统一的教会组织传法布道颇异其趣。因此，佛教寺庙的生存状况往往就是佛法兴衰的晴雨表。正因为佛教寺庙在佛教事业中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历代祖师大德都对寺庙建设、僧众管理予以极大的关注和重视，从传译毗尼戒本到创立丛林清规，形成了寺庙管理的丰富理论和历史经验。然而，时移世异，法久弊生。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急速转型，老迈的佛教丛林及其管理体制也危机四伏、弊病丛生。近百年来，无数高僧大德为改革丛林管理体制进行了艰苦探索和不懈努力，从太虚大师的“三大革命”等等，无不旨在对佛教丛林制度及僧伽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和完善，虽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果，然而，就内地情况而言，寺庙丛林的管理仍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尚悬而未决。而寺庙管理问题又是一个牵涉社会各个方面的复杂问题，其解决之途既需要内部素质的提高，又需要外部环境的改善。本文主要就如何改善寺庙管理的内、外环境问题作一些探讨，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以就正于方家同道。

　　一、当前佛教寺庙管理面临的主要困境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中国内地的佛教事业有了飞跃式的发展，无论是寺庙建设，还是僧伽培养，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学术研究都有了显著的进步。佛教对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也日渐引人瞩目。佛教博大精深的理论被用于各个方面的研究，仅就管理学而言，出现了“佛教管理学”等新兴学科。参见宋跃华：《佛教与管理学初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王永会《佛教管理学成立的依据与特质》，载《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1期；王永会《佛教管理学初探》，载《宗教学研究》，1999年第2期。然而，直到今天，佛教本身的管理问题，特别是佛教寺庙的管理问题，仍然是“中国佛教发展的瓶颈”。见释印顺：《构建“佛教文化”平台，努力探索和践行现代寺庙管理模式》编者按，载《世界宗教研究》2008年第4期。

　　从管理学的角度而论，寺庙管理属于微观管理（政府相关部门的宗教事务管理则属于宏观管理）参见杨玉辉主编：《宗教管理学》第一章《宗教管理及宗教管理学》，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9页。，其所涉及的主要是佛教界内部的相互关系，从理论上讲，不外乎对人、财、物、信息、文化等因素的管理，说到底是一个技术问题。其牵涉面不会太广，其关系也应该比较简单明了。但对寺庙管理深有体会的诸山长者，四方大德，肯定会异口同声地说，事情绝非如此简单。事实的确如此，其牵涉面之广，其所涉利益之复杂，可谓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不然，它怎么会困扰中国佛教一百多年，直到今天仍然是佛教发展的“瓶颈”呢？

　　以佛教理论而言，寺庙的管理本身也是因缘所生法，其所面临的困境也有其特殊因缘。大略而论，可分为内部困境和外部困境。

　　（一）寺庙管理的内部困境

　　就佛教本身而言，它涉及到诸多因素。首先就管理对象，即佛门七众而言，其构成就十分复杂。仅就出家五众而论女众中的式叉摩尼，即学法女或学戒女，现在的寺院中很少作此类区别，但从理论上讲，这一众是应该存在的。，对一个十方丛林而言，管理者对僧伽队伍是无法选择的。所谓“四来同居，凡圣熟辨？”［宋］宗赜：《禅苑清规·百丈规绳颂》，苏军点校本，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25页。现在的寺庙僧伽，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龙蛇混杂，良莠不齐，对此，佛门即无切实可行的考核制度，也无严格可靠的淘汰制度，剃除须发，披上袈裟，即为纳子，只要不犯大的禁戒，谁也无权将其清出佛门。古时对“假号盗形，混于清众并别致喧挠之事”者，尚可“即堂司、维那检举，抽下本位挂搭，摈令出院”（《禅苑清规·百丈规绳颂》，第125页）。今天，各地寺庙对“摈令出院”之事很难操作。云门寺佛源老和尚生前就曾对笔者说过，现在寺庙里面肯定有不良人等，我也不能保证我的寺庙里没有坏人，但谁能辨认出他们。只能尽我所能，对他们进行引导。再加上现代商业社会，鼓励消费，物欲横流，各种诱惑无孔不入，出家僧众也在所难免，经不住诱惑而作奸犯科者也时有发生。而且，现在交通、资讯发达，寺庙僧众流动性极大，或尚未熟悉其性情，便已离寺他往，或拟长期培养，却已改换门庭。凡此种种，给寺庙僧众的管理者带来极大的难度。

　　其次，就寺庙管理者而言，现在的住持或方丈的选任也存在诸多弊端。本来，根据佛门规仪，按民主、公开、公正的原则，推选德才兼备、解行并重，德可服人，行可示范的大德担任方丈、住持。然而，由于各种政治或经济的原因，寺庙住持人选常常变成了利益平衡的产物，其是否才堪担纲，德可服人倒成了无关紧要的事了。子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第二》，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页。不幸的是，在今天的寺庙管理人选中，举枉错诸直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其产生的后果就不言而喻的了。

　　再次，就寺庙财物而论，寺庙不同机关或企业，有稳定的收入或明细的账目开支等财务制度。其收入来源复杂，有门票、有香油钱，有归寺庙的捐赠，有个人钵金，有一般捐献，有指定善款（如印经款）。寺庙的开支更是五花八门，有的完全没有任何凭证。因此，对寺院财物进行规范的财务管理存在较大难度。

　　第四，自明清以来形成的民俗佛教传统，寺庙的主要业务便是经忏超度，有的经济稍差的寺庙，赶经忏、放焰口成为其主要收入来源，致使寺庙的管理一切以经忏为中心，即使明知一些活动有违佛制，也一味迁就，如果真正做到完全如法如仪，寺庙的生存就要面临问题。

　　第五，十方丛林住持之选任，按规制，理应从十方丛林中推行，但是由于长期受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佛教界常常是山头林立，互不买账，在推行丛林住持的问题上，不是同舟共济，选贤任能，而常常是为了各自的利益明争暗斗，相互拆台，给寺庙负责人的选任凭添许多困难。

　　（二）寺庙管理的外部困境

　　首先，寺庙处于各种社会利益博弈的网络之中，四面受掣，动则得咎，即使有好的管理思路和合理的管理措施，也难以贯彻实施。佛教寺庙，从形质上看，它是一个活动场所，必然存在于一定的时空环境之中，这其中就要涉及到地产、房产、文物、建筑、山林、水电、消防、防疫等各种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天下名山僧占多”，佛教寺庙往往处在名胜风景区内，在大力进行经济开发的今天，佛教寺庙不仅难以独善其身，而且，处于各种利益集团博弈的中心位置。旅游、园林、经济、文化部门都想走“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路子，寺庙往往为众多利益和矛盾所缠绕，稍有不慎，便与不同的部门和集团产生矛盾和摩擦，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此处不赘西安法门寺被景区开发商建墙围住，准备对进寺信众、游人设卡收费就是一例。据人民网2009年3月24日报道：由于不满景区开发商在寺院的山门及主要出入通道修建围墙，20日下午，法门寺僧侣合力推倒围墙，并关闭山门，直至21日上午才重启。这些矛盾和摩擦对寺庙正常管理带来的影响往往是致命的。

　　其次，因为寺庙的存在涉及到各方的切身利益，因此，寺庙负责人的选任也就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佛教界并不能自己做主，以教内的标准和要求来选任寺庙的住持或方丈。在当前情况下，一寺之主，特别那些有名的大型丛林的住持常常也是各级佛教协会的负责人，就政治身份而言他们是宗教界的代表人士，是重要的统战对象，党委统战部门就肯定会以政治的标准来考量他们；作为政府主管部门的民族宗教部门，除了政治方面的考虑，寺庙，特别重要道场的负责人还要平衡各方利益，既在僧伽、信众中具有较高威望，又与政府宗教部门有着良好的人缘关系，以便于政府各项宗教事务管理工作的开展，因此，人际交往能力便成为一个重要考察标准；而作为寺庙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在GDP挂帅的今天，自然会以经济的标准来考察寺庙住持的人选，是否长于经营之道，是否积极与政府合作，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便成为重要的指标；作为与寺庙有直接利益纠葛的园林、旅游和文物部门，则希望寺庙负责人老实厚道，善于妥协，以便在今后的利益纠纷中不会出现一个对以驾驭的对手，因此，老实本分便成了重要标准。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势力会对寺庙负责人的产生施加影响，问题是这些选择标准之间常常难以协调甚至相互矛盾。

　　对于这些矛盾，对于这各路神仙，佛门自己常常是无能为力，谁能最后胜出，谁能笑到最后，其操作过程往往从台面转到台下，从前台走到幕后，为暗箱操作留下了巨大空间，这也是佛教界在寺庙管理中面临的最大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