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范曾是当世一流的艺术家、学问家，杜维明是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他们都对中华文明进行着承载、阐释、传播、光大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范曾和杜维明两位先生就是当代的大儒。他们的对话是学术界的一个佳话。2010年 2月，由北京大学和北京电视台联合主办的一个电视节目《天与人》在北京电视台播出，受到广泛的关注。本文即截取二人对话中关于中国艺术精神的一段话，以飨读者。

　　杜维明：范先生作为一个艺术大家，是在深厚的学养基础上创造艺术。他对中国经典文字之美特别欣赏。他有几句概括我不能完全记得，但我觉得是对经典之美非常传神的一种概括。他说中国经典之美是简约的、是高华的、是确实的、是朴直的，同时它也是圆融的、博大的。另外，他用到一个我不曾想到的词语，就是“深雄”，又深厚又有气派。

　　范曾：博大深雄、简洁高华，这的确是中国文字本身，带给我们文化人的无与伦比的稀世之宝。我们中国文字的确是一种很简练的文字，它的语言涵盖内容却是非常的丰富。

　　尤其在中国的经典，像《论语》、《孟子》里，要言不繁，可是说的事情很多。孟子在《梁惠王》里面讲：“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谓有世臣之谓也。”故国是什么？不是长了几棵大树，而是因为有人，“有世臣之谓也”。我们也讲，北京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谓有大师之谓也。杜先生来到北大，北大才是个北大，对不对？你说一个大的知识分子不是可以批量生产、论堆计算的。国家学术之安危，往往系于一两人之身。中国儒学走向世界，儒学之所以有未来，杜先生在这里面所起的作用极大。中国人讲话，的确有时候要言不繁。像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昌黎，他有时候一篇文章几十个字，照样很完整。苏东坡写文章，“行其当行，止其当止”，这又是中国文人一种潇洒的气度。这个孔子不讲过吗，“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个史和野，都不是中国的文人所需要的语言风格和气质。中国文人所需要的风度、气质和他语言本身都是统一的。其实人的气质之美，往往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张载文章写的非常之好，他曾经谈过人的气质问题。张载说人，有一个“本然之性”，还有一个“气质之性”，人的第一等重要的工作就是改变气质。改变气质从哪开始？他的语言是其气质最重要的载体。这人，典雅；这人，高华，这人，鄙俗。这个完全是内在的修为所使然。

　　有记载云，张载，他平时待人接物，不动声色的，以自己行动做无言之教。张载特别强调改变气质是头等重要的事情，我想这个包含着语言、行为、动作。一个人走到我面前，我是很注重看相格的，这相格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看他皮毛外相。第二个要看他骨相，这个骨相又不是皮毛外相了。骨相之成，须几代人。最后一点看，风神如何。也许他的皮毛外相，骨相还都不行，可是呢，这个人有一道风神。这道风神把他一切都可以忽略了，这道风神是十分离奇的。刚才我们谈到梁漱溟先生，梁漱溟先生，当然杜先生非常熟悉的，见过很多次。我呢，仅仅见过一次。在人大会堂吃饭，他和我同一桌。他端坐那里，吃的很少很少。很瘦的一个小老头，危然端坐，巍巍然，大气象。我是一个艺术家，所以我经常从外相先判断一个人。先察其貌然后再听其言、再观其行，子曰：“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杜维明：这使我想起了“身教”，身教就是以身体的行为来传达信息，也就是无言之教。实际上，身体本身也可以显示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包括他的行为方式、他的态度和他的信仰。在西方的美术中，大概从希腊以来，对人的描绘多半是描绘人的自然特征。但是，我的一位老师徐复观先生曾经提到，中国传统艺术中对人的描绘是从了解人的风骨、气象入手的。这种描绘人的方式也逐渐渗透到我们对于文体的了解、对于诗的评价，乃至对于艺术的欣赏中。这些词汇多半是没有办法翻译的，像气韵生动啊、风骨啊、神髓啊，非常难翻译。很可能这是代表中国思想的特色，这种特色和西方从自然来发展出来一套语言非常不同。人是一种变动中的存在者，但我们在理解一个人时并不是把他一生的所有变化细节都纳入考察范围，而是往往能很快捕捉到这个人的特质，或者说神韵。这种特别的智慧和观察自然、研究自然的知性活动有相当大的不同。在中国，像东汉的品题人物实际上就体现了这种智慧。类似的理解方式也贯穿于对中国的文学、艺术、绘画的理解，这大概是一种在中国之外，在西方很难看到的一种基本的洞见。不知道您有怎样的看法？

　　范曾：对，我想正如杜先生所言，中国古人形容一个人的诗、词，或者形容一个人，都用很短的句子。比如讲“郊寒岛瘦”，孟郊的诗，寒；贾岛的诗，瘦。又比如讲，“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庾信的东西，清新；鲍照的东西，俊逸。同样，形容人也是这样。我记得好像朱熹如此评论孔子、颜回和孟子，他说孔子，天地也；颜回呢，和风庆云也；孟子呢，泰山岩岩之气象也。朱熹就给我们传神地刻画了三个人。的确，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论语》上，对颜回的描写。“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也。贤哉回也”，“贤哉回也”，用了两次。

　　杜维明：您刚才提到了朱熹对这几位圣贤的描述，实际上孟子那时候就做过类似的描写。他认为，伯夷是代表“圣之清者”；伊尹，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在从事于政治的事业，有一种急迫的心情要改变这个世界，所以他是“圣之任者”；另外柳下惠，他是属于“圣之和者”。那孔子呢？经过考虑，孟子认为孔子是所谓“圣之时者”。他不是用一个静态的结构来表示孔子的特点，而是从一个动态的过程来描述。所以他就用奏乐的过程来表示，“金声而玉振”，也就是说这个人在任何一个不同的时段，都能够恰到好处，所以该走就走，该停就停，他的行为不是出于对任何条条框框的遵循，所以完全是自然的，完全能够发挥他内心里面最真诚、最切实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