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岁末之际，两位名家关于“国学问题”正面交锋而且观点相反的讨论，在国学界乃至学术界十分罕见。若能深入地良性地探讨，定能促进国学研究的推进，成为一件学术盛事。这两篇文章，前文针对后文提出反对，偏向于文化角度；后文针对时下国学热提出质疑，倾向于历史方法。

　但两篇文章有个明显的交汇点就是如何认定“国学传统的东西”：两篇文章提到的“二三十年代”(前文)以及“五四以来”(后文)正好是新民主主义时期，提到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前文)以及“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后文)正好是那时国学研究的重点。遗憾的是两位先生的文章课题较大，如立场、态度、质疑，而对于“国学传统”并没有具体内容，致使讨论基础薄弱，立论说理空泛。

　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文化史和现代历史学有两大重要文献：胡适撰写的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和傅斯年撰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胡适主张用新的原则和方法来研究国学：“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傅斯年主张“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现在根据这个研究国学的方法和意识，认真整理一下相关的史料。以期回答两位先生提到的“国学传统的东西”是什么？也可供更多的国学研究者作为基础文史资料参考。

　其实，五四以后对于“传统文化”的定义解释，代表是陈寅恪先生在1929年的总结性论述：“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王观堂挽词序》)，他在1931年清华大学20周年纪念时，指出在国文教学时“皆不求通解及剖析吾民族所承受文化之内容”，“此重公案，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具体说来是：

　第一，传统文化偏重于建章立制、感化教育。

　 建国之肇，立法为先。南京国民政府首任司法院长、耶鲁大学民法学博士王宠惠在1929年提出“自司法院独立以来，司法独立之真精神，甚为一般民众所注意”，“而其总因，则实由于军阀专横，对于司法事务，或漫不加意，视为具文；或恶其害己，时加蹂躏”，“顾念责任所在不能不确定司法改良之方针”(《法律评论》第6卷第21号)。之后，他又主持指定第一部刑法，使文化精神在法制范畴有了实践。

　文化的功能进一步拓展，由关注“精神文明”转变为引领社会风气，重视感化教育。1933年丁文江针对日本侵略国民的社会觉悟问题，提出了“养成近代国民的人格和态度，学会最低限度的专门技能，然后可以使他们的一点爱国心成为结晶品，发生出有效能的行为”(《抗日的效能和青年的责任》，《独立》第三十七号)。

　在抗战期间，文化的视角更深入到社会领域的各个角落，如萧公权在1947年，《大学生的抱负》中说“当时学风颓弊，大可忧虑”，“‘腐化’与‘恶化’，腐化的青年人沉湎于社交、娱乐。恶化的青年人投身于妨碍学业，影响治安的活动”。(萧公权著《问学谏往录》)文化性在社会领域“责任与担当”极大地提升了国民的觉悟和思想道德水平。

　第二，传统文化倾向于自省自立、自主自强。

　新民主主义时期，各类战争频繁，军阀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促使国人审慎地看待传统、历史、文化等问题。经过比较鉴别后，文化倾向于自立自强。如傅斯年在抗战两周年之际著文：“我们民族充分表现其伟大的力量，不屈的精神”，“以后的中国历史，要比四千年历史上任何时代都光荣伟大。所以这次大艰难，已是缔造将来的大光荣的基石”。(《傅斯年选集》)

　再联想到傅斯年在《东北史纲》“就历史以论，渤海三面皆是中土文化发祥地”的论断，可见文化自豪感逐步增强，以至于王云五在1944年详细论证“日本的文化本由我国东传，久而久之，我国随时代变迁而不甚使用者，日人却继续使用”(《新名词溯源》，王云五著《旧学新探》)。

　随着文化民族性地增强，国人对于民权问题逐渐融入文化的内涵。胡适《独立评论》第一号“引言”：“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胡适著《丁文江传》)

　第三，传统文化注重于融合中西、发扬光大。

　首先，政界认为应该在科学领域赶上西方。在抗战期间，王宠惠在刚任完外交部长的1943年撰文，再次认为“战后之文化建设，绝非某一种文化推行于全世界”，我国“道德之修养，为发扬我国固有文化；而科学之运动，乃对西方文化之迎头赶上”，这样“我国数千年悠久之文化，必将对新时期的文化有重大贡献”。(《文化建设论》，《东方杂志》第三十九卷第一号)

　其次，教育界认为要发扬中国文化必须学习科学方法和先进技术。如蒋梦麟抗战期间写了《西潮》一书，书中说：“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吸收西方文化而避免严重的副作用。此项工作有赖于实验与科学研究，因为实验和科学研究是推动心理、社会、工业各项建设的基本工具。不过这些工具仍然是西方的产物。”

　再次，学术界则认为，若未来不加以融合，外来文化在中国将不会发挥作用。陈寅恪在1931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认为：“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真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归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我们自古就有“六经皆史、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传”文典研究传统。胡适的历史考证法是“包括下列诸步骤：避免先入为主的成见；寻找证据；尊重证据；让证据引导我们走向一个自然的，合乎逻辑的结论”。这对于我们这次国学讨论(包括两位先生)的启示是：先不要忙于国学的“立场”和“质疑”(如新文化的“中国道路”或文化的“价值判断”)，还是应该踏踏实实多找国学史料，沉下心来多做基础性工作，然后再谨慎合理地探索“国学”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