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任何细节都能在个人记忆中找到依据，但是观念上却可以经历天壤之别。实际上，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一样。我不喜欢“国学”的概念，更愿意界定它是一种传统文化。过去一个世纪里，我们对传统文化的颠覆是史无前例的。而从小时候到现在，我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同样呈现了特别有意思的轨迹。

文革中打开传统文化大门

我出生在文革开始前一年，从有记忆以来，就记得大家都在游行，喊口号，批封资修。我家住在府右街，对面是中南海，爸爸妈妈下放，我跟着姥姥，家里是个大四合院。打开门，外面是浩浩荡荡的游行和批判，关上门，书架上全都是“封资修”；外面是样板戏，回到家就是才子佳人老唱片；我不上幼儿园，舅舅是人大教授，大学停课，他也不出门，就在家教我背诗词、讲论语；我看《红楼梦》，似懂非懂，但会理解林黛玉这样的女孩子，会觉得她的宁静、忧伤虽然病态，但却是一种美好的情愫；我被要求写大字，安安静静的，从米字格描红模子开始、练间架结构，练字的时候把墨抹得到处都是，一天要换三、四身衣服，但还得坐在那里写……听戏、写大字、背诗词，所有这些都和彼时的中国格格不入。从一开始，文化于我仿佛就是一件很交错的事情。

但同时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被选择在这样一个家庭，就有理由信任传统，因为它能给你生命的根基。尽管出生在文革，但中国传统文化对我不是一个遥远的事情，它对我来讲只是生活方式，对于传统文化，我怀有纯粹的情感。

八十年代是诗意的时代

1980年上高中，1989年硕士毕业，我非常庆幸自己一生最重要的10年是在八十年代度过。现在想来，中国文化价值的缔结，八十年代是一个重要阶段。朋友査建英在写《八十年代访谈录》的时候，我们就曾长时间讨论，什么是八十年代的气质？

我高中在四中就读，那时大家都是十四五岁，正是人生观价值观开始养成的时候，四中的高考升学率非常高，但是最让我自豪的却是在高考前一个星期，我们可能还在农村写生、老师还会组织我们看电影、我还和男生挤在一起看世界杯……那时候也知道要考试，而且比现在难得多，录取率是3.5%，但我们敢这样，觉得没有什么理由去剥夺每一天恣肆的青春，没有毕业生被重压成为奴隶的窒息。

本科时，我学古典文学，但大部分时间用来读康德、尼采、黑格尔，读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萨特……八十年代给人的最大冲击就是多元化被允许，所以人们不仅看到了传统文化的复兴，还看到了大量西方文艺的解禁。我们常常会想：自己正在进入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你可以把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同时摆在案头，把十四行诗和唐诗一起品鉴，在欣赏爵士摇滚的同时，看山水画徐徐展开；我们迷恋新青年实验画派，喜欢朦胧诗和用生命写作的诗人，我们忘不了顾城为那一代人所作的画像，忘不了海子所说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们看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我们涕泗滂沱地读李白、杜甫，读雪莱、拜伦，也以同样的激情去读北岛和舒婷……八十年代被诗意主宰，每个人不是诗歌的阅读者，而是诗意的生成者。那时快乐的成本如此之低，但精神的辉煌却再也无法重新找到。

应该说，我个人的文化气质主要在八十年代养成，它让我一辈子的基调成为不妥协的理想主义者。学生有时会问：人到40多岁，你怎么还可以把理想看得这么重？其实，我相信在现实中，每一个人都要被规则说服，都或多或少会让步，但你只有首先把自己长成为一个理想主义的物种，在现实弥合中才能保持一部分理想成分，如果一开始你就把自己打造成现实主义者，那去哪里寄存梦想？

人生是有季节的

1989年，我研究生毕业，正好赶上国家号召大学生下基层锻炼。我被分配到文化部的艺术研究院的印刷厂锻炼，带着户口，到丰台一个叫柳村的地方，待了两年。

这两年对于我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它让我明白，文化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其实刚去的时候也有巨大的失落——我们9个人，全都是最好大学的硕士，好不容易进了艺术研究院，还没等做研究，就先下放了。

在柳村，有本书在枕边一直陪着我，是陈鼓应先生的《庄子今注今译》。小时候，父亲就拿着这本竖版的厚厚的很难读的书跟我讲，这是庄子最好的注译本，你只要把它读好就行了，后来这本书传给我。柳村两年里，那本书一直放在床头。就是在那时候，我真正开始亲近道家，并读懂了庄子：什么叫乘物以游心；什么是逍遥游；什么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什么是外化内不化……

人生是有季节的，什么季节相逢什么文化，这是一种缘定，对我来说，不到柳村就不会懂得道家。从柳村回来以后，我到了中国文化研究所，那段时间倒是真正开始触摸并懂得了儒家。

九十年代初是中国文化的蓬勃阶段，多元思想进入争鸣，物质的繁荣开始兴起，整个世界变迁很大。

文化所有个同事叫傅道彬，比我大五六岁，那时他是哈师大老师，被所长刘梦溪先生请来做研究。傅道彬曾对我说，文化从其本义来讲，是周易传中的一句话，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那是18年前。就在上个月，我和傅道彬再相见，仍然感慨中国终于走到了这样一个多元和开放的文化时代，文而化之这件事情，我们都看到了。

1994年前后，我变得浮躁，我忽然意识到，我这么年轻就在书斋里，会研究出什么名堂？觉得自己再这么下去肯定不行，所以决定考博士回师大，这一次没有选择再进文学院，而是读传媒，此后教的学生带的学科都是大众传媒。当然每天也教诗词课，但我觉得归根到底是传媒在改变世界，而我们应该观察这种发展与进步。我曾在很多场合公开说，不管大家怎样认为，我其实是一个教了16年电视新闻采编的老师，这个才是我一辈子的职业。

文化路上的持灯使者

我一直觉得自己很荣幸，和文化结缘早，并让它陪伴我一辈子，但最重要的是，我的成长得益于无数前辈的提携，在跌跌绊绊40多年生命中，正是有无数双手为我持灯引路，才会有文化相伴我一生。

九十年代初，我曾工作了6年的研究院就在现在的恭王府里，二楼的老木板吱吱呀呀，透过雕花看见紫色的泡桐在春天蓬勃开放，院子里的边边角角匍匐着荒烟衰草，早晨的阳光从窗棂里打进来，逆着光你能看见浮动的尘埃。所长刘梦溪先生把宋儒张载的4句话挂在墙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刘先生总说，“多好啊，张载的四句话，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怀与使命。”这四句话，直到今天想起，还会热泪盈眶，而当年刘先生对着它唏嘘不已的情形更是刻骨铭心。

在研究所，我一个小编辑，却成天跟在大家的后面约稿，我去李泽厚先生家，进了门根本不提稿子的事儿，却高谈阔论美的历程，对面李先生看着我像看小孩儿，看一会儿突然走到冰箱跟前拿一大块巧克力，说，吃。等我说完，拍拍屁股要走，李先生捧着他的《论语新著》说，你把这个拿走。到现在李先生见到我还说，他记忆中还是我20多岁的样子。

文艺美学大家金开诚先生，生病后一直想要找我聊聊天，见面后，他说：“于丹，我们这些老人想了多少年都没做到的事，你做到了。只要我还能陪着你走，有什么可以帮你的你就要说话。”结果这话说了不久，他查出肠癌。动完手术以后，给我打电话：“我可能不能陪着你走更远了，但是这些事情你要做下去。”最后弥留的那几天，《金开诚文集》出版，在第一套文集上题完字后，金先生对师母说：“这个文集放在你手里，交给于丹。我和她通电话她在电话里都哭得不行了，现在这个样子，她看见心里会难受，让她有时间更多地做事儿吧，我帮不了她，我不能干扰她……”所以，金先生的追悼会上，师母一直背着这套重重的文集，直到亲手交给我，师母说，这是他的心愿，我交给你。

前不久去世的任继愈先生，有一次，我去北图找他，任老那时候身体还很好，小小的个子，说话铿锵有力，他说自己最不喜欢的就是从幼儿园开始就教孩子标准答案，“一块小饼干，咬一口，问这是什么，标准答案是月牙，如果有孩子说这是小船就会被判错。从幼儿园就要有标准答案，我们的思想怎么会解放呢？”他学问之深，境界之大，人生历练之过，但同时他不迂腐不衰老，不纠结于细枝末节，他知道建立一个开放标准对一个时代来讲是多么重要……

我们的启功先生，读大学的时候他在中文系教书，我们老问：“启先生，这个字怎么写才叫好呢？”启先生说：“你会骑自行车吗？你死死地攥着车把子试试，不是撞大树就是撞头，什么时候不较劲就好了。”21岁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又问启先生：“你看理科的论文怎么就那么学理化，文科论文怎么写才能学理化？”启先生说：“你自个儿看着什么时候不像人话了就是学理化了。”那时候觉得是玩笑话，但是后来我懂了，便每每教导我的博士：自己的论文首先写得要人话。

文化的大家生命皆通达博雅，生活在这些老人的目光里，会发现他们是在用自己的情怀说话。其实，文化是什么呢，文化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力量，是一种传承，文化就是很多人做一件薪火相传的事情。所以，无论陈鼓应、刘梦溪、李泽厚，只要这些老人我现在还能看得到，我就不能停下，要做更多更多的事情，因为自己的身上是有托付的。

我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女人，你甚至可以不把我看成一个教授，我只是教传媒的，不是教国学的，我只是作为一个局外人的身份热爱这个文化，因为它支撑了时代，给了我生命的基因。如果每个人都能这样去感受，那么文化就从来不是远离的，不是冰冷的，不是发黄的典籍需要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