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前夕，中国正式启动了“端午节”申报世界非物质遗产程序。据称，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将该项目报送联合国，目前已进入了初评阶段。这是继端午节被定为法定节日后，中国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的又一举措，虽然社会舆论对此颇有微言，但应该看到，韩国的“江陵端午祭”并未阻挡住中国申遗，由此体现出了东方文化强大的包容性，使当年那些指责韩国“偷窃”的声音顿时哑然。

大概是受到了韩国“端午申遗”的刺激，抑或从中得到了启发，近年来中国对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的申报步伐明显加快。有消息说，端午，春节、清明、中秋等传统节日都已纳入申遗计划，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遗产保护大国。理由是，中华文明有近三千年没有中断的历史，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许多不可复制的东西，特别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民族节日，若被联合国定为人类非物质遗产，不但会说明中国的“软实力”在增强，也意味着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已举世公认。


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本已味同嚼蜡，因为涉及到一种国民性，任何时候呈现的特征都有所不同。其实，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历来不认真，无论表现在艺术作品还是学术层次，对历史事实都可随便戏说，一旦看到外国人对自己的历史演绎，心中就会顿生受辱感，即使人家有效传承也会被视为“文化盗贼”。远的不说，只要把目光拉回到4年前，当韩国端午祭申遗成功后，一些中国人的表现足以令人汗颜。而事实证明，韩国的“端午祭”非但没有阻碍中国的“端午节”申遗，反而促进了中国人对非物质遗产的保护。

从韩国保护端午习俗的情况看，任何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没有排他性，单就端午祭而言，虽然传承了中国端午节的核心内涵，但经过了上千年的流变，形式到内容已基本褪掉了中国元素，惟一的相同点只是时间重合。由此可见，一些中国人曾经的担心实属多余，因为非物质遗产区别于自然遗产的独有性，不仅可以为多个国家和民族所共享，也可以由多个国家共同申报，最近中国和蒙古国共同申报的“蒙古长调”就是一例。

有个普遍认知的说法，许多中国人在“端午祭”申遗问题上的心态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原因是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蓬勃发展，中华农耕文明的波及力度正相对减小，国力的衰退导致心理负荷加重，敏感于外来文化冲击实际上是一种本能的防卫意识。但从对中国历史认知的角度分析，造成近代中国落后并非单纯的文化心理问题，而是和长期的专制统治有必然联系。社会上层对思想的禁锢，使文化创新能力下降，人们对新知的渴求除了引进就是模仿，要么就只能陶醉在古文明中自我安慰。

因为很少有创新，所以对相关的文化问题十分在意。近年来，于丹等学者的大红大紫，各地的历史名人之争，都是这一心态的派生品。具体到端午节的问题上同样如此，至少在《史记》、《吕氏春秋》、《礼记》等典籍中端午和屈原没有任何关系。据闻一多先生考证，端午节的竞渡和吃粽子来源于古代越人的习俗，时间远远超过了屈原、伍子胥所处的年代。而屈原之所以能与端午节并论，可能是人们把他当作了“楚辞”的代表而纪念，后人把他的祭日选定在五月五日这个“恶月恶日”，无非是为了增强昏君与忠臣的对比色彩。

其实，韩国官方从来没有否认端午祭脱胎于中国的端午节，就像中国人从不否认韩剧来自韩国，虽然各自在文化传播过程中都有改良和删节，但无疑论证了文化的相辅相成作用。进一步说，一个民族对世界文明贡献的大小，在于思想和技术领域被人因袭和模仿了多少，如果没有佛教和奥林匹克运动传遍全球，印度和希腊就不能称为文明古国，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如今孔子学院可以遍及世界。

南宋思想家朱熹曾说过：自敬，则人敬之；自慢，则人慢之。也许正是当年中国人的自敬，才使中华文明覆盖东亚，这也恰如今天的韩、日电器、汽车之于中国，说到底都是文化强势的象征。这一现象充分表明，古代文化再优秀也只能是种标本，一味陶醉在过去的辉煌中难免失去自我，道理与崇洋媚外一样殊途同归。事实上，中国的端午节申遗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人能不能从中悟出另一层深意――短短几十年，韩国文化何以能在一个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大行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