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 30日，叶剑英委员长发表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的谈话，谈话提出：“为了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局面，我们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谈话发表后，引起了海内外华人的高度重视，海内外华人纷纷为和平统一建言建策。当时在新加坡的一位来自台湾的学者吴德耀先生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第三次国共合作，台湾不要坚持三民主义，大陆也不要坚持共产主义，大家都坚持孔子的思想；台湾不要坚持到台北去谈判，大陆也不要坚持到北京去谈判，大家到孔子的故乡曲阜去谈判。大陆的中国孔子基金会建议将共同的文化作为民族和解的基础，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先生提议以传统文化统一中国，著名学者钱穆先生也指出中国的统一要统一在中国文化上，有识之士的见解是一致的，那就是以传统文化作为民族统一的基础。国共两党意识形态虽然完全不同，但是在文化上可以找到共同点，那就是以孔子思想为主干的民族传统文化。国共两党都不要刻意坚持各自的意识形态，而要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中寻找共同点。

中国之所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强大的大一统国家一直延续下来，历史上之所以分裂的局面很快被统一所取代，统一的时间远远高于分裂的时间，少数民族之所以进入中原以后很快被融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文化，这个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文化具有超越不同政治集团利益甚至分立政权利益的民族凝聚力。

80多年前，英国著名学者罗素曾经说过：“中国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实体，还不如说是一个文明实体——唯一幸存至今的文明。孔子以来，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包括罗马帝国都消亡了，但是中国以持续的进化生存下来了”。罗素高度评价了中国思想文化在中国历史发展上的重要作用，他的评价抓住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

中国作为文化实体的形成是在商周时期。商周时期，中国的政治、文化都经历了一次巨变，商代奠定了中国宗法制度的雏形，西周的制礼作乐完善了中国的宗法制度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礼乐文化。在西周礼乐文化的熏陶下，殷商时期的各个相对独立的部落逐渐融合成具有共同文化心理、大致相同风俗、承认共同祖先的民族共同体，也就是华夏族。

中国早期的民族观并非是以血缘为基础，而是以文化为根基的。民族的界限不是血统，而是在于文化的认同。孔子就是以是否行周礼作为区分民族的标志，唐代的思想家韩愈就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他说“孔子作《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用夷礼的就是夷族，用中原礼仪的就是华夏族。中国古代称中原为华夏，周围的少数民族的分别称作东夷、西戎、南蛮、西狄。对于华夏，《尚书》注说：“冕服采章曰华”，《礼记正义》孔颖达疏引说：“夏，大也，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就是有着礼义道德和礼仪制度的族群，夷、狄、蛮、戎就是四边尚未开化的族群，华夏和夷狄划分的标准就是文化水准的高低和文明的是否开化。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也说：“中国古人的民族观念，不拿血统分，而拿文化分” ，以文化区分民族，是中华民族民族观的重要特点。

中国古代虽然一再强调明华夷之分，但却又认为华夷可以变化甚至转换。孔子认为华夷可以变化，“子欲居九夷。或曰:‘ 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尚未开化的地方，君子到了就能使它开化，夷就可以变为华夏。孔子认为夷狄能够转化为华夏，“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也”，蛮貊之人也具有与华夏相同的人性，人类的美德在夷狄之地也能行得通，夷狄当然能够经过教化成为华夏。孔子反对以夷变夏，用落后的文化改变先进的文化，“裔不谋夏，夷不乱华” ，而是希望以夏变夷，用先进的文化改变落后的文化。改变落后的文化，孔子反对采用军事征服、文化征服的方式，而是主张采用礼乐教化的方式使之主动归化，“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在孔子思想的影响下，历代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吏大都能正确对待少数民族，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兴学校，进行礼乐教化，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准和生活水平，促进了民族团结，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现在，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有着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传统，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心理素质，共同的文化认同，为两岸的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不可否认，长久的分裂，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价值观念，也造成了思想文化上的差异和情感上的隔阂。但是只要双方坚持孔子“和而不同”的原则，求同存异，互相尊重，互相谅解，互相学习，就能缩小差异，消除隔阂，尽早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而不同是和的核心，和是多种因素的统一与和谐，是在不同意见之上的和谐与一致，是允许不同意见存在的和谐与协调。

中国是有着遵循和而不同原则建设国家的传统的。中国思想界在春秋时期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汉代以后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但孔子思想是一种宽容的思想。孔子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孔子思想对人对事都能持宽容的态度。中国的传统是“有容乃大”，孔子思想博大精深，又处于统治地位，对其他思想、宗教、文化都能包容。佛教来自印度，是一种外来的文明，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占据重要的地位，甚至出现过举国信奉的盛况，有的学者甚至将其称为独尊佛教，其实，统治阶级信奉佛教，这只是宗教信仰，佛教并没有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在历史上，中国一直是政教分离，崇奉佛教的王朝，仍然是以孔子思想为治国理念，孔子思想仍然是国家的指导思想。虽然历史上也曾有过儒家学者如韩愈等人大力批佛，排佛，但那是因为皇帝的佞佛对国家造成危害而引起的，“欲为圣明除弊事” ，要为国家消除佞佛的弊端，从整个历史看，孔子思想与佛教基本是和平共处的。正因为孔子思想是宽容的思想，对其他思想、宗教持宽容、包容的态度，所以中华民族就能不断融合其他民族，中国多民族、大一统的国家才能不断发展壮大。

20世纪以来，中国继续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妥善处理国内的各种矛盾和事件，和平解放北京，和平进军西藏，最为典型的当然是发明了“一国两制”的方针，收回了被外国长期占领的领土香港和澳门，并成功实现了香港、澳门的平稳过渡和持续发展，“一国两制”这种中国人的智慧获得了世界的赞许。

在历史上，传统思想文化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团结，维护了大一统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在今天，有传统思想文化作为统一的思想基础，有两岸人民和世界华人华侨对统一的支持，有香港、澳门和平回归和持续发展的经验可以借鉴，只要正确发挥思想文化在国家统一中的作用，大陆和台湾就一定能够实现和平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