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这门艺术因隐含了人类社会多元文化因素，所以对提升人类的感情生活，提高人类的审美水平，使人类的个性获得全面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具有极强的情感渗透功能，而且还具有极强的社会教化功能。在中国历史上，以舞蹈来凝聚群体，以舞蹈来提升群体成员的素质的典型事例，不胜枚举。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在原始社会中，舞蹈是最为严肃的一项智力活动，它是人类超越自己的动物性存在对世界的审视和关照的体现。原始舞蹈带着发自生命本体的深沉情感，展示着原始民族的苦乐艰辛。

先人们留下的《扶来》、《扶犁》、《大舞》、《葛天氏之乐》(又名《广乐》)等原始乐舞都在塑造氏族成员强健体魄、传授氏族成员生产技能、提高氏族部落生存能力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格罗塞指出：“原始跳舞的社会意义全在于统一社会的感应力。他们领导并训练一群人，使他们在一种动机、一种感情之下，为一种目的而活动。一切高级文化，是以各个社会成分的一致和有序的合作为基础的，而原始人类却以跳舞训练为这种合作。”在原始舞蹈中，人类动物性的本能游戏、自然感官和生理感性的兴奋宣泄与社会性的要求、规范、规定开始混同交流，彼此制约。而先民们也在舞蹈中感受到了秩序和团结。原始社会成员的生产技能、思想意识也在这种活动中逐步形成并发展着。可以说，这些是舞蹈最原始、最直接的“治世”功能的体现。

如果说，原始社会中舞蹈的“治世”功能是为了自身生存发展而进行的一种不自觉的、全民性的活动的话；那么西周时期的“礼乐”教育体系则有意识、有目的地把舞蹈作为一种政治道德教育手段来“治世”。

西周时期的“礼乐”教育体系可以说是后世舞蹈教育“治世”功能的一个标准范本，其“乐教”思想在随后的两千多年、甚至直到今日，都可见其踪迹。西周“礼乐”教育仅仅为奴隶主贵族子弟而设立，“六大舞”、“六小舞”是主要教材，由“掌国学之政”的乐师任教。

学生们学习“大舞”，是为了感受到等级的尊卑和王权的神圣；学习“小舞”是为了让学生通过传统祭祀乐舞的学习，从中懂得天气、节气、雨水、土地对于农业生产和人们生活的意义以及尊崇祖先、师长和捍卫江山的重要。可以说完备的学制体系，全面的教学内容，使西周的贵族子弟，这些国家未来的统治者，在学习乐舞时，先要修其身，进而治其世。这不能不说是西周“礼乐”制度“治世”功能的完美体现。

如果说社会安定，舞蹈教育的“治世”功能尚能完美体现的话，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发生重大变革、意识形态方面“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舞蹈的“治世”功能还能继续发挥么?孔子，这个对后世教育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奠基人，给了我们一个肯定的答案。

在孔子所创设的儒教里，乐舞教育的“治世”思想已经突破了贵族化而更趋于大众化。他创办私学，使更多非贵族出身的人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他教学生“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而“乐”赫然列在“礼”之后，而在其他四艺之前。

儒家之所以把“乐”列入教材中，看重的是乐舞的社会作用，包括对人的教育作用与政治作用等。“乐也者，圣人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这移风易俗其实就是使社会风气向好的方向转变，这是“治世”说在提升公民道德修养方面的体现。

64名身着宋代宫廷服饰的表演者，在长岛海滨广场表演“八佾舞”。

在韩国祭祀孔子的“释奠大祭”上，成均馆大学舞蹈系学生们正在进行“八佾舞”表演。

（图片来自朝鲜日报，许英翰摄）

在国家政治方面，儒家认为乐与政通，观其乐就知其政，“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孔子还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主张，从治国安邦的角度出发，强调学生通过学习“乐”等技艺来认识社会、熟悉人生、了解人生，进而健全其人格，成熟其思想道德，成为一个合格的为官者，这不可不说是孔子乐舞“治世”观的体现。

孔子修平民身以“治世”的乐舞教育观较之西周王权乐舞教育修贵族身以“治世”的乐舞教育观，可以说是一大进步。明代朱载堉就是在继承儒家学说基础上发展自己的乐舞理论的，他首创“舞学”，成为将舞蹈从传统的“乐”中独立出来的第一人。此之前古代所谓的“乐”，往往是指音乐、舞蹈、诗歌相结合的艺术形式，有时也单指音乐或舞蹈。除了在提法上的创新之外，他还提出舞学是一种“建国之学”，是培养人们道德高尚的情操之学。而这种“建国之学”的提法，就是朱载堉的舞蹈“治世”功能论的一种体现。在这一点上，朱载堉是严格遵从儒家学说乐舞的“治世”功能观的。他在《论舞学不可废》中写道：“凡人之动而有节奏，莫若舞，肄舞所以动阳气而导万物也。”说明舞蹈对人体本身的重要作用。他还认为古之乐舞既可“以之治己”(陶冶自己的情操)，又可“以之事人”(娱神娱人)，无歌舞则无法“格神明，移风俗”。总之，乐舞不可废。乐舞，特别是传统古乐舞，应该得到提倡。

《乐舞百戏图》（东汉）

不论是“六大舞”、“六小舞”强调的礼乐互为表里、相互为用的教化作用，还是“六艺”强调的乐舞在人内心修养方面的陶冶作用，或者朱载堉所提倡的“古之乐舞”，它们无一不是为了保持社会安定，达到封建统治者“揖礼而治天下”的政治目的。

19l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中国文化教育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转折——新民主教育从此开端。新的教育体制提出新的教育宗旨是：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革命先驱者将教育细则中“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条文撤销，废除由孔子创立私学发展而来的私塾，设置公立学堂蔚然成风。表面上看，中国古代乐舞教育“修身”以“治世”的体制不存在了，但是我们却看到，公立学堂课程之中出现了学堂乐歌，历史上自先秦中断的官学中的乐舞教育在这一时期得到全面的恢复。在历史重大的变革关头，音乐舞蹈教育被赋予了救亡图存、复兴民族的伟大使命，可见乐舞教育“修身”以“治世”功能以另一种形式不断延续。

这一时期音乐、舞蹈的“治世”功能可见于大量著作之中。曾志态在《乐典教科书自序》中说：“社会腐败以音乐感动之，当今当务也。”剑虹在《音乐于教育界之功用》中写道：“我中国者，欲蓄积实力，革新庶政，必自小学校音乐教育始。多编民歌，叫醒国民，发扬其爱国之心，鼓舞其勇敢之气，则茫茫禹甸，翻独立之旗，开自由之花，日月为之重光，山河为之生色，其效可计日而达。”“以音乐教育我感情薄弱之国民，将来于社会上、政治上、军事上皆受无穷之影响者也。”

而以创作《小小画家》、《麻雀与小孩》等12部儿童歌舞剧及24部儿童歌舞曲，在当时的学校生活中盛行达二十多年的黎锦晖，不可不说是这一时代音乐、舞蹈教育思想的杰出代表。他希望通过歌舞这种形式来对儿童的思想、心灵进行美和善的熏陶，并“锻炼他们思想清楚、处事敏捷的能力”。这种兼具启蒙和美育双重目的和价值的歌舞活动及舞蹈教育恰恰也是为了修民众之身，治共和之世。

舞蹈这门古老艺术“修身”以“治世”的功能，绵延于整个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舞蹈教育者要紧跟时代步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完成舞蹈教育任务，修今人之身，治今日之世。

图注：

《乐舞百戏图》一九七一年出土于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图绘于东汉晚期。画面中央绘有一建鼓，两侧各有一人执桴擂击。左边是乐队伴奏，弄丸表演者同时飞掷五个弹丸；飞剑者跳跃着将剑抛向空中；舞轮者立在踏鼓上将车轮抛动；倒提者在四重叠案上倒立；童技是最惊险的节目，一人仰卧地上，手擎樟木，樟头安横木，中间骑一人，横木两侧各一人，作反弓倒挂状；画面上部，一男子与一执飘带的女子正翩翩起舞。表演者都赤膊，束髻，肩臂绕红带，动作优美、矫健。在图的左上方观赏者，居中一人似为庄园主，正和宾客边饮酒边观看乐舞杂耍的表演。

《乐舞百戏图》构图处理为罗列式，反映出中国早期绘画的观念。以建鼓为中心安排人物的构图位置，将观者放置于上角，在余下大面积中尽情描绘场中乐舞杂耍之人，只描写其意而不事雕琢。设色鲜艳，以红为主，间以黑、棕色，透露出天真质朴的气质。表现出作者稚拙的艺术思维和熟练的绘画技巧。其制作技术一般是先用石灰抹壁并打磨成洁白的“素壁”以便描绘。绘画只用单线描轮廓或直接设色渲染，大部分是先设色，后勾勒。色与线不求吻合，带有随意的形式。所用颜色均为矿物原料，着色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