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文化史，我们几乎可以说这是一个不同来源的异质文明的文化交汇过程。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次主要的中外文化交汇。第一次是始于汉代，终于宋代的中国儒道文化与西域（包括印度）佛教文化的大交汇；第二次是始于明代，至今仍未平息的中西文化大交汇。

　　在这最近一次的文化交汇过程中，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主要有三个部分，即基督教文化、欧美自由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发展证明，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以它作为1949年以来的官方哲学，至今仍然指导着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

本文尝试解答的问题是，中国人为什么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传统中国的官方哲学儒家思想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它们是否会合流并演变成21世纪中国的一种新文化形态？

思潮不同于思想，一切的思想可以在思想家的书斋里默默地诞生，思潮却有待时代的召唤和社会的需求。欠缺了时代和社会的机缘，任何高明的思想充其量只能存档于学院的图书馆里，幸运的还可以成为博士论文的冷门题材，倒霉的就得在书架上蒙尘了——也许要等到千百年后才有重新出头之日，就像黑暗时期的古希腊思想一样。

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在19世纪的德国，而儒家思想也是春秋战国的产物。但是，作为近现代中国主要思潮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和新儒家学说，则都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

自鸦片战争以降，古老的东方文明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重重危机包围了整个民族。魏源首先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打算通过学习西方的工艺技术来回应来自西方的船坚炮利；郑观应和康有为则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意图在完善制度的层次上，做到富国强兵。但是，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自魏源始至南海终的改革理论，也就无疾而终了。随之而来的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似乎是给古老的神州大地带来了希望，可是事实却证明了所带来的是另一次的失望。

欧战爆发后，中国以战胜国的身分出席日内瓦和会，却遭受到比战败国还不如的待遇。于是，在“还我青岛”的民族主义呼声中，五四运动爆发了！与此同时，胡适和陈独秀分别敲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大锣，认为惟有全盘西化才能拯救中国。

当时，原本对西方文明有所憧憬的另一部分知识分子，眼看着欧战期间帝国主义者之间残忍的互相攻伐，对欧西文明的价值也就有所怀疑，遂主张回归传统，其中以梁启超最为明显，他旅欧考察回来所发表的《欧游心影录》就充分地表现了这一思想。也正是《欧游心影录》，掀起了五四时期中西文化问题论争的战火。

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既缺乏信心，又看穿了欧美的帝国主义本质，就把眼光投向当时正方兴未艾的以苏联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唯有“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李大钊语）。

这三种态度，后来就被某些西方学者称为现代中国思想界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

作为自由主义阵营里的大将胡适，在治理国故的方法上秉承了清朝乾嘉学派的传统，特别是对阎若璩的疑古方法推崇备至，再加上他从美国老师杜威那里学过来的实用主义，凡事都讲究“拿证据来”。于是，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前提下，华夏五千年来的历史、学术、典章等等，都成为了怀疑的对象。在学术立场上来讲，这不失为公允的态度，正如他在1921年给顾颉刚的信中所指出的“……大概我的古史观是：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轨道之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至于东周以下的史料，亦须严密审判，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但是，当时的时代背景并不允许康德式的沉思，其所需要的是拜伦式的热情。于是，疑古疑到了连姓氏都得废除的地步（如钱玄同曾一度自称 “疑古”玄同），疑到了不经思考就可以假设六经诸子皆伪的程度，也真可算是疑古疑到家了。这股“疑古风”就象近人柏杨所著的《丑陋的中国人》一样，风靡了一代的青年读者，也刮起了一阵民族虚无主义的歪风，对整个传统不加思索的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砍伐，甚至到了不连根拔起不以为快的地步。

这种对民族传统缺乏信心的价值观，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流社会里表现为惟西方生活是尚的风气，率先流行起来，就如钱锺书《围城》里所刻划的“现代才子佳人”一样；至于一般无知的群众，也以挤身洋场为其奋斗目标——当年大上海的灯红酒绿就是建筑在这种畸形的心态上的。

倘若自由主义者对欧美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有所憧憬的话，陈独秀和李大钊等激进主义者则完全不认为资产阶级文明能对中国产生什么积极的作用，毕竟，这些代表资产阶级文明的欧美先进国，在争取在中国的利益上所表现出来的贪婪态度，委实是太令人失望了。再加上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随着列宁的成功，从哲学领域跨入了政治领域，成为了当时最主要的一股思潮。即使是提倡资产阶级民主的孙中山也认为中国的革命必须汲取俄国的经验，所以才会有国共第一次合作的产生。李大钊在1918年至1919年初，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对俄国十月革命表示赞赏和支持。列宁对帝国主义本质的分析，立刻俘虏了当时正处于水深火热的环境里，欲图救国又无所适从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的心。陈独秀就是在这种大趋势之下，抛弃了他对欧美资产阶级文明的幻想，投向马克思主义怀抱里的。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终于在近代中国找到了立足点。

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尽管在许多方面意见不合，但在对待传统精神的立场上却是一致的，即全盘否定。这种激烈的立场，尽管其目的是为了救国救民，却也带来了副面的影响，即民族虚无主义的产生（自由主义在这方面的副作用比激进主义强得多，激进主义者却是本着反帝国主义者的目标前进的，也就发挥了一定的民族凝聚力）。这对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人来说是不能容忍的，梁漱溟就率先表示了强烈的不满。1917年秋，蔡元培邀梁漱溟到北大讲印度哲学，梁漱溟就利用这个机会，挽狂澜于既倒，在北大这个著名的新文化重镇为孔子辩诬，为华夏五千年的传统学术精神做中流砥柱。

1921年，梁漱溟发表了他的巨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首先在文化的层次上肯定了中国传统学术的价值，成为了近现代新儒家学说的开山大师。梁漱溟的看法或多或少影响到了张君劢（张氏主要是受到了其老师梁任公的影响），于是，在1923年爆发了以张君劢的《人生观》为导火线的“科玄论战”。这场论战谁是谁非，至今尚无定论，但在当时的社会现实里，很明显的事实是“科学派”获得了广大青年的同情。尽管如此，“玄学鬼”（即东方文化派）也因之而巩固了其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

新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熊十力1932年发表了他的《新唯识论》，试图在本体论上重建中国传统的心性之学。“七七事变”后，东虏西侵，民族主义情绪普遍高涨，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国史大纲》，冯友兰的 “贞元六书”（《新理学》、《新原人》等六本哲学著作），贺麟的《新心学》等书相继问世，在学术上对民族虚无主义者左右开弓，为传统学术的重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自由主义在近现代中国始终找不到市场，或者说其市场价值在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时，就被民族救亡的正义呼声淹没在历史的洪流里了。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保守的新儒家则不同，他们都是民族自尊心很强的爱国者，都想给中华民族“打出一条活路来”（梁漱溟语）。他们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只不过在想法和方法上有所差异而已。假如说，马克思主义者是从唯物史观的观点来看当时的形势，想通过学习列宁在俄国成功的经验，以暴力手段来推翻盘踞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来达到中国革命的目标，那么，新儒家则是从形而上学的观点看问题，认为惟有经过了“创造性的转化传统精神” （不是因袭传统）这一步骤，中国的土壤才能开出真正的科学和民主之花。换言之，前者意图先在“器”的层次上进行革命，进而才把革命深入到“道”的层次；后者则认为把“旧道”的转化为“新道”才是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