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11日，同一天两位国学大师季羡林和任继愈两位老先生似乎早就商量好了，携手离开了中华大地，共赴永恒的休憩之地，却使活着的国人难忘这个悲伤的日子，难忘老先生们为中华文化崛起而辛勤耕耘的一生。

国家图书馆在任老各个时期的照片和生平介绍文字的展板上写道：

他一生勤奋治学，勇于创新，始终站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他提倡沉潜笃实的学风，主张在学术上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几分把握说几分话，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他在佛教研究方面的成就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凤毛麟角”；他撰写与主编的多种著作多次再版，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者，其中《中国哲学史》四卷本长期作为大学教材，获国家教育部特等奖；他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论断，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总体认识和定位，是认识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基础性理论贡献，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为了民族的文化振兴，他以整理传统文化资料为自己重要的历史使命，先后组织领导乃至亲自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新修《二十四史》、《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多项大规模的文化工程。他主编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上编）获全国古籍整理一等奖、国家图书奖荣誉奖；他还致力于推动民俗学等学科的发展，为我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先后创办了《世界宗教研究》、《科学与无神论》等杂志，在提倡学术研究、宣传科学世界观、健全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任老是才华横溢的俊才，是风度翩翩的学者，是笔耕不辍的文化传者。老人之丰富不是此文可以承载，只以粗浅文字寄托我们的哀思。

任老以沉重之心探究哲学

　　琵琶起舞换新声，

　　总是关山旧别情。

　　撩乱边愁听不尽，

　　高高秋月照长城。

　　　　　　　　　　　　　——王昌龄

　　阅读老人讲他当年如何走上中国哲学研究之路，不由自主地想起王昌龄这首《从军行》，与老人一同回到那个“撩乱边愁听不尽”的烽火年代，仿佛跟随老人回到1938年。当时，21岁的任继愈还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三年级的学生，“七七事变”爆发，北大被迫南迁长沙，成立“临时大学”，后又迁往昆明。从长沙到昆明，闻一多先生与李继侗、袁复礼等几位教授和240多名师生选择了徒步前往，称为“湘黔滇旅行团”，任继愈也身在其中。这次“小长征”行程1300多公里，历时两个月。

　　这是自幼生长于小康之家的任继愈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当时社会最底层的普通民众。农民的贫困、农村的破败，让这个年轻人深受震撼；国难当头，生活于困顿之中的民众却能舍生取义，拼死抗敌，中华民族在危难中的不屈精神，令他感动，也让他深思。“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人生的归宿，最后的真理，如何与当前广大贫困的农民和破败的农村发生联系，对我来说一直是个问题，无法解决”，在带有自传性质的《我的追求》一文中，他回忆道，“我深信探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

　　把爬着蚂蚁的砖头翻过来，心里会想“蚂蚁会不会头晕呢？”孩童时代，任继愈就是这样一个凡事都要问“为什么”的孩子；在北平大学附中读高中，在老师的影响下开始读梁启超、胡适、冯友兰他们关于老子生年辩论的文章，引发了研究哲学的念头，最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这个他最想就读的学校和专业。然而，这次“湘黔滇旅行团”的经历，让他的思想完成了一次嬗变，从此，他确立了学术研究的方向，并将一生托付给这项事业。

　　当年，同任继愈一同考入北大哲学系的有十几人，最后坚持下来、终身以哲学研究为事业的只有三个，任继愈便是其中之一。至今，老人仍常常回忆起在西南联大的日子，条件虽然艰苦，但特殊的情势却令师生有机会朝夕相处，任继愈从中受益匪浅。这一时期的学习，奠定了他丰厚的学养基础。

　　1938年大学毕业后，任继愈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汤用彤、贺麟先生，从1942年起，他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了22年的教学生涯。任继愈将自己的一间书房命名为“潜斋”，“那是要以打持久战的抗战精神潜下心来读书、研究学问”。其间，在1961年，他主编出版了四卷本《中国哲学史》，这本教科书中的经典，至今已经再版十余次，全国各大学大多采用了这部教材。

毛泽东誉任老为研究佛教的“凤毛麟角”

1942年至1964年，任继愈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对佛教思想进行研究，他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这些文章成了以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奠基之作。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忽然把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

任老先生说：我为什么研究宗教呢？我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到汉魏以后就研究下不去了，遇到了障碍，这个障碍就是佛教。佛教我没接触过，知道得少。可是宋明理学家都是搞佛教的，所以我决定要开始研究佛教。当时毛泽东问我做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有几个？我说佛教就我研究，别人都不研究这个，都研究马克思主义。他说这个东西得研究，又问我研究福音书的有没有？福音书是基督教的，我说还没有。那研究道教的呢？我说，也不是很多。他还问，北大哲学系当时有多少人啊？我说师生有500人吧。这么大个系怎么没有人研究宗教呢？他说，你回去找个助手帮你一起研究宗教吧。我回去跟总支书记说这事儿，书记就批评说，咱们这么多老教授都没有找助手，你找什么助手？不能破这个例。其实我是觉得如果有好多工作要做的话，有个助手会做得快一点。后来我就自己出钱找助手。那个助手一直陪我好多年，成立宗教所以后，这个人还在帮我。后来胡乔木当了社科院院长，随便问起我的助手怎么样？我说是我自己找的。他说那怎么可以呢，公家给你派一个助手。我感觉现在一个帮手不够了，家里又得请一个，那个时候再请助手就得自己掏钱，最后还是我自己出钱请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任继愈提出了“儒教是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这一观点，打破了国内外思想界普遍认为的“中国古代无宗教”的固有观念。这是一个触及如何认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根本问题，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时至今日，有关“儒教”问题的争论仍在持续着。

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他在《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一文中写道：“儒教作为完整形态的宗教，应当从北宋算起，朱熹把它完善化。多年来人们习惯地称为理学或道学的这种体系，我称之为儒教。” 为了从各个方面论证这一观点，任继愈撰写了大量研究专著，从1980年的《从儒家到儒教》、1982年的《中国哲学与中国宗教》、《儒教的特点及其发展阶段》、《儒家个性与宗教共性》、《儒教是人伦日用的神学》，到1984年的《佛教向儒教靠拢》、1986年的《重视儒教的研究》，再到1988年的《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等等，其想法打破了五四以来“中国无宗教”这一流行观点，触及到了中国古代文化基本面貌的根本问题，成为轰动一时的学术热点。

所以中国有没有宗教呢？有，就是“敬天法祖”这个宗教。外国的政教合一，是教皇给国王加冕，拿破仑还被加冕呢。中国的皇帝就是教皇。你看天坛不就是宗庙嘛，那是祭天的地方，别人没有资格。

任先生被毛泽东誉为研究佛教的“凤毛麟角”，这是对他的最好的赞美之词。

以利他之心整理典籍

　　独坐幽篁里,

　　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

　　明月来相照。

　　　　　　　　　　　　——王维

自古以来，竹与中国文人便有不解之缘。而当年王摩诘独坐竹林深处，不求外人知音，但愿怡然自得的心境，在今天的学术界已不多见。

二十多年前，任先生从北大迁居北京三里河，北大旧窗前的那一丛竹子也一并被主人携来新居。竹子生命力旺盛，越冬不枯，既可以为深受眼疾困扰的老人遮蔽日光曝晒，满眼绿色又似一付专供主人明目提神的清凉剂。任先生曾有一部随笔自选集以“竹影”名之，恰与妻子冯钟芸的《芸叶集》相伴相和。

　　竹影掩映中的家，在老人看来，是一个“单纯”的地方：读书、阅稿、吃饭、睡觉而已。由于一般访客从不被安排在这里见面，这为老人拓展出一片自我的空间。每天，老人凌晨4点多就起身，工作到早上8点前后。“怠为万恶之源，对我们读书人来说，更是关键。”老人曾经这样教育自己的子女。由于视网膜脱落，老人的右眼已经完全失明，“光靠一只眼睛看东西，很累”，饶是如此，老人每天仍要工作六七个小时。近年来老人主编的许多大部头著作都是在这里完成定稿的。

　　1987年，任先生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调任当时称为“北京图书馆”的国家图书馆馆长。“我是一个受图书馆惠泽极多的人，对图书馆、读者，我应该有所回报”，老人把这次履新看作是一“报答”的机会。2005年，老人离任时，曾坦言心中最大的遗憾：没能将国家图书馆的“家底”全部摸清。“图书不同于古瓷器，它们不仅有文物价值，还要发挥作用。只有让人们能阅读、能利用，它们的价值才能真正发挥出来。”

　　为了让尘封已久的古代文献焕发出新的神采，老人不遗余力。

　　以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赵城金藏》为底本、总字数过亿的《中华大藏经》在他的主持下，历经十余年完成了107卷，其2亿字规模的《续编》也启动在即；另一件镇馆之宝文津阁《四库全书》在他的推动下已经影印出版；4年前依托国家图书馆馆藏启动的“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目前已经令200多种珍稀善本旧貌换新颜；皇皇7亿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也进行了10年，作为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任先生还承担了《哲学典》的主编，已经进入收尾阶段；近日，他又出任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修订工作的总编纂……

　　古籍文献整理，任先生近年投入精力最多。熟悉任先生的人都知道，任先生从不作“挂名主编”。大到选题框架、写作提纲，小到部分篇章的审读，任先生总是亲力亲为。古籍整理，下的是苦功。在很多人看来，以任先生这样“国宝级大师”的身份，加之如此高龄，本不必如此辛苦：不要说将自己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梳理贯通、著书立说，留名学界，即便只是写写回忆文章、随笔感言，他人也求之不得。然而，老人却认定了古籍整理这项远离名利的“苦差使”。

　　“文化建设，首先要有文化的积累。现在的青年人读古书已经有些吃力了，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后人再作古籍整理，肯定要比我们花费更多功夫。在这方面，我们这一辈人还有一些优势。我们多做一些工作，后人就能省些事。”在老人看来，在未来二三十年，中国将迎来有史以来的又一轮新的文化高潮，“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承前启后，是我们这代人的任务。”

　　在整理古籍的同时，任继愈先生还先后主编了《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道藏提要》等一系列工具书，同样，老人也把它们看得很重。在卷帙浩繁的学术大河中，“给他人以方便”，是老人最大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