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先生在病中时，我们去北京医院看他，他已神志不清，嘴里含混不清地念叨着什么，只有‘图书馆’三字，反复说了几遍，我和同事们都听懂了。”名誉馆长任继愈的离去，令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悲痛不已：“早晨看到急匆匆进馆上班的员工，仿佛还能感觉到老先生胳膊上搭着拐杖，提着皮包，走在嘈杂的人群中……”

在张志清等国图人的眼中，任老年届九十，仍然思维敏捷，口齿清晰，谈吐风趣，睿智而诚恳，深受员工爱戴和景仰。

古文献整理和揭示是任继愈晚年潜心从事的大事业。张志清说，从《中华大藏经》的整理出版到《中华大典》的编纂，再到国家图书馆藏《文津阁四库全书》《永乐大典》《中华再造善本》和敦煌遗书的整理出版，任先生都亲自过问，有些亲自担纲编纂重任。如今，《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50巨册即将告成，受到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和好评。

任继愈研究哲学史、宗教史，学问淹博通达。他认为，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一生努力把中国佛教思想纳入中国哲学史的主流。他采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从事研究，为中国哲学史、宗教史开辟了新路。“任先生说，‘有一点可以说，我写的，完全是我想通了的，没说别人的话，我反对跟着凑热闹。’”

“读任先生的著作，深刻感受他的眼界之宽，学问之通，毫不拘泥刻板。”张志清说，“我从四个方面受到他的教益：一是科学严谨的态度。他前后四次注译《老子》，根据研究成果调整观点，不怕改正错误。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他是北大第一个自觉用历史唯物论研究中国哲学史和宗教史的学者。三是辩证和实践方法。任先生研究辩证法，实践辩证法，关心国家教育、文化、民生发展，探索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脉络和未来发展趋势。四是扎根本土的研究特点。任先生在著作中多次提到，纯粹的学术研究是不存在的，中国人接受外来思想都是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的，学问一定要扎根本土。”

“儒者之风道家之骨从来学人本色，中华大典佛教大藏毕生文化传灯”——张志清拟挽联表达对老馆长的深深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