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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家三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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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幽静的成贤街有中国最高级别的孔庙，孔庙，因孔子而建；儒学，因孔子而兴。说到经典儒学，我们会想到“五常”——“仁”、“义”、“礼”、“智”、“信”，儒学造就了华夏五千年的深远历史。那么，您知道“新儒学”吗？梁漱溟、马一浮、熊十力这响当当的“新儒家三圣”呢？凤凰卫视《智慧东方》栏目带您走出成贤街，走进“新儒学”，领略“新儒家三圣”的风采。以下为节目文稿。
第一部分 小片：阳春三月，智慧东方栏目组飞赴西南，在乐山乌尤寺和重庆缙云山，缅怀现代新儒家开坛会讲的复性书院和勉仁书院。 纪实： 满霖法师：乌尤山，俗称青衣别岛，为什么叫青衣别岛啊？这个桥啊，是解放后才修的，所以以前到我们乌尤寺的话，必须要坐船。 主持人：那当时马一浮先生在这里办书院的时候，所有的老师学生上岛的时候也是要坐船的？ 满霖法师：也要坐船的。 唐宦存（勉仁书院弟子）：勉仁书院在楼下，梁漱溟、熊十力就在下面教书，上面的话就是梁先生的住的地方、写作的地方。 串场： 主持人：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这三个铮铮作响的名字曾被大陆的中国人讳莫如深；今天，我们终于可以触碰他们，翻看他们的思想，公开我们的景仰。上世纪存亡继绝的年代，现代新儒家三圣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为并不领情的我们坚守着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最后底线。这种守望，其情也悲，其实也烈。面对他们，我们应该心生惭愧——他们生活的年代并不遥远，却需要我们重新去发现。 谈话： 主持人：王康先生你好。今天我们在油菜花开的季节来到了乐山的乌尤寺，在乌尤山的绝顶之上，来谈一谈中国现代儒家的三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王康（民间思想家）：一大缘分。
主持人：一大缘分。说起中国的儒家，我们都知道，进入十九世纪的后半期以后，它经历了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这个冲击主要是西学东渐，然后，包括中国整个国力空前未有的这种大衰败，导致了人们对这种传统的道统的一个信念的丧失，就是过去儒家知识分子所依存的那个社会的环境，包括制度基础的东西不复存在了。 王康：是，你看两个自杀，一个是梁漱溟本人的父亲梁济的自杀，在积水潭自杀，而且他自杀说得很清楚，他不是徇清，他要守住他幼年所学的那个为本位的那种知识，那就是孔孟之道啊，四书五经嘛。1927年王国维自杀，那就是神州赤县数千年未有的巨劫奇变，劫尽变穷，这个时候为这种文化所化的那些知识人，不可能不感到痛苦，而且不可能不由同命而共进。这两个人的自杀应该，从人的个体生命来看，那可以说到了一种极限了，好像西方的历史上还没有人为文化而自杀的。 主持人：而殉道的。 小片：1918年，梁济的沉潭让25岁的梁漱溟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在他看来，父亲的绝望与自己远离了中国文化的道统不无关系。从此，原本专心向佛的梁漱溟挺身而出，进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儒家困境。千里之外，刚刚返国的马一浮也将辛苦习得的西学锁进抽屉；熊十力脱掉戎装，走向书案。时代大潮中，他们成了孤独的逆行者。 谈话： 王康：中国作为东方文明的主要代表，它对西方的强势的这套物质文明，这种刺激的回应，在全世界应该是最深的，也是最敏感的。我觉得特别要强调，就是不管是马一浮、熊十力和梁漱溟，他们个人是生性特别敏感的人。你看梁先生，年轻时候就几次想要自杀。 主持人：想着要自杀。对。
王康：马浮先生也是一样，三十年隐迹林下，苦读中国的圣贤书、印度的书和西方的书，要求得两大主题，一个人生的意义问题，一个是天下事情，当然首先是中国的道路。 主持人：对，而且这几个人的话，似乎又并不是我们过去说的那种冬烘先生，就是说对世界的事情一无所知，这三个人对西学的东西，甚至比当时那些传播西学的人还更深入。 王康：马一浮先生是精通英德法意大利西班牙和日文语言，翻译过《唐吉珂德》，看过很多什么斯宾塞的、达尔文的、赫胥黎的、包括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是他带多国内来的。 主持人：1904年是他把德文版的资本论带到中国来的。 王康：对，路西亚的虚无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论，政治罪恶论，他们对西方，尤其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著述完全不陌生，也许正因为他们了解西方，他们对东方文明的儒家文化的坚守才特别决绝。 主持人：对，那么这样一种反过头来的一种坚守，在某种意义上是不是可以说是在一个新的更大的世界语境之下，对中国本土文化价值的一个重新发现？
王康：对，西方的整个工业文明或者现代文明，本身就产生了一种世界性的一种反动，从卡莱尔到尼采，你看二十世纪初他就喊“上帝死了”，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包括那些一系列的诗人，像王尔德，波德莱尔，艾略特，把西方直接形容成荒原、恶之花。西方自己就发现了，这种现代文明弊病丛生，危机太深重了。
主持人：而且很可怕，带有摧毁性。 串场： 主持人：第二代新儒家牟宗三说：凡是愿意以平正的心怀，承认人类理性的价值，以抵抗一切的非理性，他就是儒家，就是新儒家。而新儒家之所以“新”，方东美的解释是，新儒学在返宗儒家的同时，又将西学的长处化在中国人的传统智慧里。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他们在跋涉过庞杂的西方学问之后，最终回到了祖宗之学的再挖掘。他们走进彼此的人生，或交流、或激赏、或鼓励、或争吵，时而分道扬镳，时而又江湖一笑、重归于好。 小片：早在1916年，仅凭一篇发表在报纸上的佛学文章，23岁的梁漱溟成了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的特聘讲师；6年后，在梁漱溟等人的举荐下，熊十力也被请上北大的讲坛。在昔日的勉仁书院，梁漱溟的弟子唐宦存回忆起梁、熊两位先生最初的相识。 纪实： （重庆北碚，勉仁书院旧址）梁先生在北大的时候啊，熊十力写了封信给他，他看到这信还可以，他就批评熊十力，他听了批评他倒高兴，专门又找梁先生，所以他们都是研究儒学的、研究中国文化的，他两个觉得很亲近。 第二部分 小片：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梁漱溟和熊十力找到了更多的共通之处。他们都反对“师生蚁聚一堂”的学院式教学，主张像古代师生一样自由随和、朝夕相处、道德与学问并重。然而，彼时的北京大学早已成了西方学术思想的跑马场，学生们“不读中国书”“拼命往西走”。不久，梁漱溟和熊十力先后离开了北大。 谈话： 王康：你看他们俩在北大待不下去，不是有人赶他们的，他们自己要走。 主持人：自己要离开，而且我还最近了解到一个情况，我们知道，陈独秀是蔡元培当校长的时候聘请去的文科的学长。 王康：文科院学长。 主持人：学长，但事实上，第一个人选并不是陈独秀，第一个人选是马一浮？ 王康：马一浮马一浮。 主持人：马一浮先生是拒绝的。 王康：马一浮还做过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秘书长，做了两三个月，他实在做不下来，他说我不会做官，我只会念书，我还是回到西湖去吧。 主持人：对，所以这样一种很有意思的这样一种性格，使这三个人最后头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道友吧，可以说是。 小片：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前，浙江杭州的西湖边上生活着一位神仙般的人物，他生而知之却宅心仁厚；他隐迹江湖却在清末便有文名；他述而不作，鲜有专著，却长于在只言片语间亮出灼人的洞见；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都曾宴请过他，丰子恺以他为师，李叔同以他为友，梁漱溟称他为“千年国粹，一代鸿儒”；他便是隐者马一浮。 谈话： 主持人：后来是梁漱溟先生1921年专门到西湖去拜访马一浮先生。马一浮先生年纪最长，最长，是吧，年纪最长，所以，这个小马一浮先生十岁的梁漱溟先生，是对马一浮先生是行儒家弟子见老师的大礼。然后后来就是，熊和马两位先生之间的认识也是很有意思，马一浮先生名气非常大，所有的人都想去见马先生，但是所有人知道那是见不着的。 王康：熊先生是大器晚成，35岁之后才问学，才问学。
主持人：但是他的《新唯识论》出来以后，一直想让马先生看一看他的著作，了解一下他的观点。 王康：书寄过去了没回音。 主持人：书寄过去了没回音，但是过了几个星期以后，突然有人敲门，然后，通过姓名以后，熊十力先生大吃一惊，来者正是马一浮先生。 王康：通读了《新唯识论》。 主持人：对《新唯识论》评价甚高。 王康：甚高，叫作“正古铄今之作”啊。 主持人：好像是连玄奘啊，窥基啊，这些人物都好像在熊之下了，能够和熊比的大概也就是王弼、龙树了。那也就是中国的王弼和印度龙树之流人物了。 小片：在为古体文本的《新唯识论》修改、作序后，马一浮帮助熊十力出版了这部堂皇巨著。至此，熊十力成为“两千年以来以哲学家之立场阐扬佛学最精深的人”。书中，他对传统儒学作了彻底的反思，吞吐百家，融铸佛儒，独创了一套思辨缜密的中国式哲学。12年后，语体文本的《新唯识论》杀青付梓，熊十力从“新佛家”转变为学界公认的“新儒家”。 串场： 主持人：亡国族者常先自亡其文化，抗战爆发以后，面对民族危亡、礼崩乐坏的局面，新儒家三圣心怀忧愤地走出书斋、走出心斋，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教育，试图以教育作为复兴儒家文化、挽救道德人心的最后的搏击；他们立书院、传经典，在暗夜里点亮传统的明灯，将一腔真情倾注在中华文化的存亡绝续上。 小片：1939年，在乌尤寺住持遍能法师的邀请下，马一浮来到乐山，在佛家寺庙里创办了旨在弘扬儒学的复性书院。 纪实： （乐山乌尤寺 复性书院旧址） 王康：马一浮先生在太和的时候就说过，他讲学的一切的宗旨，都是张明虚那四句话啊，为天地立新，为生灵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以前不出来讲学啊，隐迹林下啊，他是后来抗战之后，内忧外患，国难当头，那个竺可桢，浙江大学校长，他说，你可得以苍生为念，他才出来，在流浪当中才开始讲学嘛，乐山的乌尤寺是他的第三站。 小片：“复性”者，意在涤除习心、复原本性。青山秀水间，马一浮和弟子们再现了古圣先贤开坛会讲的恢恢古风。 纪实： （乐山乌尤寺 复性书院旧址） 满霖法师：他租用了寺庙的东客堂为图书馆，这个是他当时的图书馆。 主持人：当时的复性书院的图书馆在这里头。 满霖法师：对，他讲的荔枝楼，我们在这边来看就可以看到荔枝楼。荔枝楼怎么来的呢？荔枝楼就是这两边啊分别由两棵荔枝树。 主持人：就是每年有荔枝下来的时候，遍能法师会把荔枝摘下来。满霖法师：对，最好的荔枝给马一浮先生送去。亲自送去，让他品尝。这个荔枝楼当时就是上面这个楼。 主持人：这个叫荔枝楼。 满霖法师：荔枝楼是学生的住宿，当时的。 谈话： 主持人：当年马一浮先生在这里主持复性书院的时候，有8位英国资深教授联袂来访，当时四川省教育厅的厅长姓郭，还是个留洋的，会英语，那么他就当向导，而且自任翻译，这样的话就来到了乌尤寺，这个乌尤寺当时是来过8位英国教授的。然后在谈话过程中间，那么，郭厅长的那点英语当然就左支右绌，就根本不敷使用了，后来马先生就说，你干脆别翻译了，直接用英语和八位教授侃侃而谈，妙意叠出，而且碰到西方的哲学的某些问题的时候，直接用拉丁语说，八位英国教授惊愕不已啊。 王康：我相信，至少可能性是完全存在。 主持人：所以你像这样的风范，一个精通七国语言，而且长期在好几个国家游学、游历，而且回国以后做了很多的文、史、哲的这种西学的著作的翻译的人，最后全力以赴沉潜到中国的本位的文化的学问中间来，信心如此的坚定，这本身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你绝对不可以去怀疑像马先生、梁先生、熊先生他们的智商。
王康：更不可以怀疑他们的道德。
主持人：对，你不能怀疑他们的见识，眼光。 小片：旷怡亭，坐落在乌尤山临江的崖壁上，人在亭中，山光水色都可收入眼底，四时丹青皆能尽览无余。这个绝佳的所在，便是马一浮先生当年传授六艺的地方。 纪实： 满霖法师：马一浮先生讲学处。 主持人：当时我记得好像是，那天开学典礼的时候，马一浮先生在那边，然后学生什么的然后专门去引请他，把主讲引请过来。然后主讲马一浮先生到那边正位就座以后，然后像那个其他的讲师，然后分列两边，然后学生再鱼贯而入。 满霖法师：对，进来以后有个开学仪式，一起向孔夫子圣像问询，那么然后，他站在上位行见面礼，那么学生，当时的学生啊那么向老师行礼，然后他还礼。 主持人：我觉得当年马先生在这个地方，复性书院开学的时候，要设计这么一个隆重的仪式，对马先生来说的话，绝对不是说，我要把自己的架子所谓端得有多大，他不是，他是要通过这个仪式让大家知道，这个事情的严肃性。 王康：就是杜维明说的儒家近代以来很淡破、收拾不住的情况下，像马一浮这种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他这种形式感就特别，有一种悲壮感，特别讲究他怎么引过来，互相拜。 小片：抗战胜利前夕，梁漱溟在重庆北碚创立了勉仁书院和勉仁中学，在为弟子传授儒家经典的同时，他开始撰写《中国文化要义》。 纪实： 主持人：梁先生的这个塑像啊，依据的应该是比较年轻时候的照片，是吧。 王康：梁先生身材不太高大？ 唐宦存：不高，矮小。梁先生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他是慢慢走，慢走，拄着拐棍。梁先生可好啊，他讲话讲出来都是一篇文章。 小片：在勉仁书院，梁漱溟仿照宋明讲学的模式，每日清晨召集弟子，或默坐，或清谈，意在感悟人生，反省自我。他把这样的集会称为“朝会”。梁漱溟在朝会上的发言，后来被弟子们整理为《朝话》一书，颇有孔子的《论语》之风。 纪实： 王康：当时这个朝会是怎么办呢？ 唐宦存：朝会的话呢，天快亮的时候啊，空气很新鲜，他有些学生的嘛，大概有十几个人吧，他办学的人就起来了，起来以后，他有时候讲一讲，讲得很短，出了本书叫《朝会讲话》，专门有本书的嘛。他讲怎么样做好人啊，怎么样爱国，孔夫子那些思想啊，就讲这些东西。讲了以后就静坐。反省，锻炼身体。这个的话对人的思想、对人的身体健康大有好处。 王康：唐君毅（新儒家第二代）他们在香港就是这样，每天清明在功，早上五点半就起来了，万籁俱寂，月寒星稀，觉得自己天降大任于斯人，然后自己好好地反省。 唐宦存：好好反省。 王康：它是一种内外兼修。 主持人：也是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小片：抗战胜利前后，梁漱溟忙于奔走国事，往往无暇顾及教学事务，不久，他邀请熊十力加盟书院。熊十力在勉仁书院长住下来，传道授业之余，继续撰写他的哲学著作。 谈话： 主持人：那么熊十力先生呢，他性格上头来比，和这两位先生相比，他是一个更激烈的一个性格，或者说用儒家的话说，他是更狂，而梁先生他可能狷一点，那个熊先生可能更狂、更进取一点，所以熊先生的学问，到最后他会落实到周易，然后，甚至把王阳明的心学，这种健动的这种唯心论的东西发挥到一种极致，特别强调心的创造的作用。 小片：在当年的勉仁，曾与熊十力有过接触的师友弟子都说他性格狂放，意气自雄，却自有一种慑人的气概。 纪实： 主持人：这个是一个老房子，应该是当时熊十力大概就在这一片吧？ 唐宦存：对 就在这个地方住，就在这里。 主持人：就是梁先生是一个很谦和的人，熊十力先生是个脾气很大、火气很大的人是吧？ 唐宦存：对。这个人呢很坦率，很正直，郭沫若来看过他，来看的时候给带了个大母鸡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专家也来看他，来看他的时候谈到蒋介石的时候，大骂蒋介石。 谈话： 主持人：在二十世纪的思想家、学问家中间，特别是像新儒家这个系统中间，说熊十力先生是最有原创性的，那么这个最有原创性，它表现在什么地方？ 王康：一个是关于所谓中国自古以来的这个体用的关系的争议，他第一次提出来体用不二。他有一个著名的“翕辟论”和“众海水”的两个比喻，那么大海这是一个本体，它的现象就是不停顿的波浪起伏，那些小水珠，那些沤，众沤，众沤归大海，但是没有这众沤，没有这个用，这个表象，这个体无法去进入；当然没有这个大海本身，一切的表象，一切的形式也无从说起。中国历史好像还是强调内外兼修，道器不悖，这一点上，可能熊十力是很直觉的、高度的悟性到了，中国文化前途和西方文化的大的关系。他去世之后，他的弟子们在香港给他举行了一个非常庄严的纪念会，他的弟子之一唐君毅先生就说，三十年前，熊先生的主要的著作是《十力语要》，《新唯识论》，《佛家名相通释》，对现代中国学术界的专门学者影响至深、至大；近二十年他息影沪滨，然后他又私自写了《乾坤衍》，《韩非子评传》等等这些著作，现代西方和印度研究中国哲学思想的，没有人能不涉及到熊氏本人。而且熊氏的门人、交游、弟子们遍海内外，知名者不可胜数，他们都比喻，熊本人像神龙潜渊，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它叫玄揽天地，全生全归。 主持人：所以在这一点上头我觉得，新儒学，他们留下的这些思想的这些种子，其实远远还没有发芽，还没有开花结果。 王康：我个人相信，就像中国2500年以来的历史的演变所证实的那样，现代新儒家，肯定要作为14亿中国人的安身立命的、不可疑议的基础。 第三部分 串场： 主持人：1949年以后，不论是新儒学还是旧儒学都在一夜之间陷入了微妙的境地，时而它们被左派斥为垃圾，时而右派又嘲笑其迂腐不合时宜，再后来儒家的一套却成为批判的对象、告别的对象、否定的对象，比之百年前的遭际更加岌岌可危，几近灭顶。然而无论如何，新儒家三圣一如既往的选择了坚守，以道成肉身的姿态铸就了一段又一段悲壮的传奇。 谈话： 王康：49年之后你说这个熊先生也是一个奇迹，49年之后批判唯心主义，那熊先生是彻底的唯心主义，大唯心主义，我是1963年我当时完全懵懂不太懂事，我阿婆在苏州去世的，唐君毅的母亲，我母亲带着我到了上海，我看见熊先生的家里面，我当时还大吃一惊，我13岁，写了一个小纸条贴在墙上，歪歪扭扭的，打倒唯物主义，他居然就写。他居然敢在家里头，他就贴在家里边。 主持人：这在当时的话如果要跟他较真的话，这就是反革命标语。 王康：他有特权，你看董必武他们湖北黄冈的老乡，包括陈毅他们四川人对他尊敬有佳，连毛泽东对他也不敢太怠慢。 主持人：对，他的特殊的话，当然也留下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就是他这个人性格很解脱，就是平常就是基本上是一个无拘无束的这么一个人。 纪实： 唐老：他解手的时候，他不在家里看，他满山满坡走。 主持人：不拘小节，那个熊十力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山里头，他住在庙里头读书的时候，反正山上也没有人，他是赤身裸体在山上行走，不穿衣服的。 唐老：就是。 康先生：裸行，现在时髦得很！ 唐老：这个人很正直，很好的一个人。因为现在的话呢，有些人认为宣传他的缺点，就不满意了。其实这个人的话呢，总是有缺点，缺点并不说明这个人就不好。他是很率真的。很率真、真实、坦率，真实坦率坚持真理，这有啥不好啊。 小片：因才识过人、个性率真，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在政界、学界都享有一定声誉，他们都曾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座上宾，经常就国事与最高政要促膝长谈，尤其是梁漱溟，他与毛泽东之间的交往，还引发了一段大儒与大政治家之间关于宪制之争的公案。 谈话： 王康：梁漱溟先生最为后人我们感叹不已的呢，就是他和毛的那种关系。北大时候他们是，虽然年龄毛泽东比他小两个月，但是毛在他的未来的丈人的家里，他是给梁先生开门的，所以他持弟子礼。当时梁先生，我去拜访他的时候，他还专门更正了我一个说法，我说毛先生当时是那个图书馆的管理员，他说不对，他说毛泽东是北大图书馆的阅览室的管理员。当然后来在延安，几次见面，然后在重庆，当然最著名的就是那个1953年那次，最高国务会议上面的那个争论。 小片：1953年9月的政协常委会上，大会就走工业化路线进行广泛讨论。梁漱溟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发言，他指出总路线忽视了农民的利益。梁漱溟的大胆直言引起了轩然大波，毛泽东对梁漱溟提出的异议大为不满，夹枪夹棒地批判梁漱溟的见解是“恶意的”班门弄斧，两人之间的间隙在会场上形成了紧张的僵局。 谈话： 主持人：据说和三位老先生又有关系的是，据说当时候周恩来专门辗转托人，让马一浮先生来说服梁漱溟，让梁漱溟给毛泽东一个台阶，低个头认个错，然后大家这件事情结束。但是，马一浮先生托人告诉周恩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王康：确乎不可拔。 主持人：梁先生是不会认错，我也不会去劝梁先生做这个事。 王康：何等气概。 主持人：对啊。 王康：何等高贵。 小片：无论在何种压力下，依然坚持真理，不低头折腰。一代大儒高贵的人格随岁月流逝而越发闪亮。乌尤寺马一浮先生曾伫足的一角，给缅怀他的后人以淡淡的幽思。 纪实： 满霖法师：这就是当时的旁听生，杜道生先生让我们师父写这几个字，来做以纪念，杜老先生还健在。 小片：感念恩师，如今97岁的杜老，作为复性书院的旁听生，对当年能亲近马老而心怀感激。 纪实： 杜老：我们当时的同学，现在没的人了，我现在都97了嘛。 主持人：对。 杜老：当时我在复性书院听课的时候才二十几岁，马一浮先生讲学的时候，他是一个月可能讲一次。 主持人：一个月讲一次？ 杜老：讲一次或者讲两次，说不定。大家把问题，看书有的问题，自己不了解的，希望他讲解的，写成书面的东西拿去，他过后全部拿去要讲。 主持人：谢谢您，保重身体。再见！ 杜老：谢谢大家！ 小片：1974年，继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之后，儒家思想又被贴上“开倒车阻碍历史前进”的标签，批林批孔的风波再一次让儒家成为过街老鼠。这场人人自危的政治风暴中，三位老先生却依然冒着被剥去一切尊严的风险，坚持自己的学术思想，不屈服于世风。 谈话： 王康：你看文化大革命，这三个人，马一浮先生还是一贯的作风，坚守自己的学术良知，但是呢，非常地收敛，对，而梁漱溟先生，在批林批孔的时候，那可是，我们现在想起来我们都觉得是中国文化史可以重重留下一笔的地方啊，批林我不管，他也说了，林彪根本就不是个人，像一个鬼，他没什么路线可言，批孔在我梁漱溟的身上断断不可行；熊十力先生更是如此啊，整个49年之后，不管政治运动多么险恶，熊先生好像从来没有写过一篇批评人家的，揭露人家的所谓那种批判文章，也从来没有写过一篇自己侮辱自己的所谓的检查文字。 主持人：我们知道从49年以后，知识分子的这种改造运动，一波接一波，一茬接一茬，一个知识分子在中国大陆的那种环境里头，他如果不自我批评，或者不批判别人，不揭发别人，这几乎是个神话。 王康：是个神话，连保持沉默的这种权利都没有了。 主持人：你没有保持沉默的权利。 王康：但熊先生超越了这个神话，他就做到了。 主持人：对。 王康：人家在文化大革命，人家没有像其它的偶像崇拜一样，全中国都是这样啊，熊先生在自己的家里设的牌位是孔子，船山，阳明，朝夕膜拜呀。人家穿一个灰布的破衫，纽扣全无，我觉得这是一个圣贤。 小片：王康在青年时代有幸与三圣中的熊老、梁老结识，多年来，他一直珍藏着一份手稿，来自梁漱溟，内容可见老先生始终保持着独立的思想关注人性。其实不管是否顺应时代，三圣一直坚持写作，体证，觉悟。他们与喧嚣政治绝缘，执着于探索人性的深度，希望儒家思想能在世人需要的时候“为有源头活水来”。 谈话： 主持人：当现在的学人回望二十世纪的时候，马一浮先生，梁漱溟先生，熊十力先生之所以能够卓立而出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是他们的人格魅力。 王康：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是东方这种儒家学问的、道成肉身的典型，他们必须用他们的生命实践来证明他们所服赝的、他们所求证的那个道是正确的。这点他们真是没有辜负他们所追求那个道。 主持人：对，道须臾不离身。 王康：可离不是道。在这点上，这三位先生们的道德，给我们留下的这个精神上的遗产，甚至超过了他们的学问了。 主持人：对。 纪实： 主持人：这是1993年的时候立的一个纪念碑。 唐老：这是北碚区漱溟（研究会）成立的时候，北碚区漱溟研究会成立的时候。 主持人：这个碑后面应该有碑文吧？ 唐老：有碑文。 康先生：碑文是谁写的？ 唐老：碑文是我写的。 主持人：那梁漱溟先生今年应该是116岁了？恩，您看93年是100周年嘛！ 唐老：啊，一百周年，对对。 谈话： 王康：梁先生活了96岁，马先生和熊先生都是八十四五岁的高龄，如果没有这种折腾，他们可能都是百岁以上的老人，这种长寿，自然生命的长短，也是儒家或者东方智慧的，也是一个标准。 主持人：正气留布于心中啊，焉得不寿？所以啊，我说把这三个圣人啊，这三个二十世纪新儒家圣人的名字，可以撰一幅对联，上联熊十力，下联马一浮，横批漱溟，漱溟它是一种功夫啊，儒家的一种功夫啊。 王康：中国二十世纪的三圣，新的东方三圣。 主持人：对，这样的话，乌尤寺，乌尤山，可能会增加很多光彩的东西。这也是这几位现代圣人，给乐山，给乌尤寺留下的一段佳话。（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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