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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伊教义和中华传统学术的惊人一致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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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接触巴哈伊教，是二十多年前。当时，我还是中学生，有一次从图书馆里借了一本台湾出版的书，内容是介绍世界各大宗教的，里面就有巴哈伊教，不过书里不是这个名称，而是大同教。 我对巴哈伊的粗浅认识，就是从那本书得来的。当时，我就觉得巴哈伊教的教义和中华传统学术有点相似，碍于学识之不足，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第二次接触巴哈伊教，是2006年初因公出差到印度的时候。那次行程，是印度旅游局安排的。在新德里，导游带我走了好几个旅游点，其中之一就是俗称“莲花宫”的巴哈伊教灵曦堂。
作者在新德里“莲花宫”灵曦堂前留影 第三次接触巴哈伊教，是在几天前的星期六晚上。当天，和邹璐、舒宁、赵中波等在新达城听了邱立本和南方朔的讲座后，就一起去和山东大学巴哈伊研究所所长蔡德贵教授共进晚餐。聆听了蔡教授的教诲，还蒙赠巨著《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受益匪浅，使我对巴哈伊教的历史发展和教义有了较全面和系统的认识。 我花了大约两天的时间，大致看完了蔡教授的这部大书。读了之后，我的第一个感觉，还是和二十年前读了那本忘了什么书名的台湾书籍一样——巴哈伊教义和中华传统学术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和当年不一样的是，我这次可以说出一点所以然来。 蔡教授在书中指出，巴哈伊教有三大核心教义：上帝唯一、人类一家、宗教同源。而这三大教义，在中华传统学术中，都能找到类似的论述。 “上帝唯一”和“定于一” “上帝唯一”是宗教学上的一神论，也是哲学上的一元论。中华传统学术虽然也有上帝的观念，但只存在于三代以上的先秦古典的零星记录，今日已经很难得知其原貌，只能存而不论。可是，我们却能从诸子百家的著作中看到形形色色的一元论。 诚如蔡教授在《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134页）中所说，“中国哲学家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巴哈伊教的上帝造物，很类似于道家的这种哲学宇宙观，只要把‘道’字换成‘上帝’，就很能说明巴哈伊教的上帝创生万物”，道，就是老子的“哲学一元论”。 儒家也有一元论，只不过其提法较倾向于政治方面，如孟子的“定于一”和荀子的“四海之内若一家”。孟子和荀子都是孔子后学，那么，孔子是否也有一元论的主张呢？答案是有的，只不过他是以否定句的方式提出而已。 “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尝、禘、郊、社，尊无二上”。这两句话，都是孔子说的，而且都记载在《礼记》里头，只不过是不同的两篇，一篇是《坊记》，一篇是《曾子问》。类似的两句话，在《礼记》出现了两次，足以说明编撰《礼记》的大小戴对孔老夫子此番言论的重视程度。 道家和儒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两大显学，皆有一元论，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我们知道，任何思想都是有渊源的，儒道各自不同的一元论，是不是源自于更早的中华传统学术的某种一元论，譬如三代模糊不清的“上帝一元论”呢？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换个角度说。自犹太教以降的亚伯拉罕系一神教，皆有所谓律法是上帝意志在人间的体现的说法，因为上帝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律法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律法面前也人人平等。可是，在犹太教那里，律法其实就是犹太人的一套生活准则，这跟先秦儒家尤其是孔子所一再强调的“礼”，应该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在孔子看来，“礼”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他一辈子所追求的也就是“克己复礼”。我们是不是可以反问，在神圣不可侵犯的“礼”的后面，是否也存在着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国人的“上帝”呢？ 对于这个问题，孔子本人其实已经解答了。“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夫礼，必本于天”、“夫礼，必本于太一”。这些都是孔子的话，记载在《礼记·礼运》里头。而“天”、“太一”，都是三代典籍中上帝的别名。 此乃巴哈伊教义与中华传统学术共通处之一也。 “地球一村，人类一家”和“天下一家，中国一人” 蔡教授在饭局中说过，巴哈伊教义最精彩之处是其关于“地球一村，人类一家”的主张。他在书中也提到了这八个字。显然，这是从巴哈伊教三大核心教义中的“人类一家”敷衍开来的。 中华传统学术中虽然找不到“地球一村，人类一家”的记载，可是明朝大儒王守仁却有“大人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大学问》）之说。愚意以为，阳明先生之 “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和巴哈伊教的“地球一村，人类一家”是大同小异的。需要指出的是，阳明此说也是有所本的，那就是早在汉代就已成书的《礼记·礼运》中所提到的“故圣人耐（能）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 此乃巴哈伊教义与中华传统学术共通处之二也。 “宗教同源”和“三教同源” 与其他排他性甚强的一神教不同，巴哈伊教并不排斥其他宗教。巴哈伊教认为各主要宗教都是上帝通过先知在人间创立的，所以犹太教的摩西、佛教的释迦牟尼、基督教的耶稣、伊斯兰教的默罕默德等等，都是应该得到承认的先知，而任何主要宗教的教义也都是上帝旨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体现。 中国传统学术中，也有类似“宗教同源”的说法，那就是由梁武帝开其端，在宋元成形，在明清集大成的“三教同源”之说。 撇开梁武帝的“三教同源”不说。南宋年间活跃在金人占领的北方的道士王重阳，就主张儒、释、道三教平等，三教合一，还在“三教从来一祖风”的基础上，创立了全真教。和脱胎自伊斯兰教什叶派却不同于伊斯兰教的巴哈伊教一样，全真教虽然出自道教却不完全等同于道教，它以《道德经》、《孝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为必修经典，认为修道即修心，除情去欲，存思静定、心地清静便是修行的真捷径。在明朝，有佛门四大高僧之称的祩宏莲池大师、真可紫柏大师、德清憨山大师与智旭蕅益大师，都不约而同的主张“三教同源”，如憨山大师在《梦游集》中所谓的“三教圣人，本来一理”，“三者之要在一心”。到了清代以后，“三教同源 ”更进一步演变成为“五教同源”或“五教合一”，并成为一些新兴民间宗教的教义，如清末王觉一创立的“一贯道”、1939年广东潮阳人杨瑞德创立的“德教 ”等，都有儒、释、道、耶、回五教同宗的相似主张。 和巴哈伊教的“宗教同源”来自于“上帝唯一”一样，中国的“三教同源”和“五教同源”也是有所本的，鄙意以为那就是程朱理学的“理一元论”或陆王心学的 “心一元论”，否则憨山大师岂能主张“三教圣人，本来一理”，“三者之要在一心”。从哲学上说，巴哈伊教的“上帝唯一”、“宗教同源”其实就是本体只有一个，现象可以多元，这跟程朱理学以“理一元论”为基础提出的“理一分殊”是相当一致的，而“理一分殊”又源自于中国佛教华严宗的“一即一切”（也有学者主张，朱熹的“理一分殊”和程颐不同，是来自《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而不是华严思想）。无论如何，中国的“三教同源”和“五教同源”完全是中华传统学术自身逻辑发展而成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此乃巴哈伊教义与中华传统学术共通处之三也。 “世界三阶段说”和“公羊三世说” 蔡教授在《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368页～369页）中指出，巴哈伊教的创教人巴哈欧拉所构思的新世界体制，是由大动荡阶段、小和平阶段、至大和平阶段三个连续的阶段构成的。 大动荡阶段的特征：全球陷入危机之中，全球性的灾难来临。 小和平阶段的特征：国际安全体系初步确立，可有效防止国家之间战争的爆发。 至大和平阶段的特征：在消除偏见、减少冲突、促进世界范围内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合作的基础上，全人类的团结将会形成。 在中华传统学术中，这样的世界文明发展三阶段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东汉年间，何休在撰写《春秋公羊解诂》时，就把《春秋经·公羊传》的三世说发展成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到了清末，康有为等人又进一步发展了公羊三世说，将“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诠释为“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三个阶段。 康有为此举旨在“托古改制”，是要用公羊学来为其维新变法提供理论依据，在重新诠释“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公羊三世说的同时也局限了其丰富含义。 在我看来，“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和巴哈伊教的世界三阶段说，是完全可以对得上号的。 此乃巴哈伊教义与中华传统学术共通处之四也。 结论 综上所述，基本可以得出巴哈伊教和中华传统学术具有惊人一致性的结论。如果不是巴哈欧拉的前世是中国人，就是他对中国传统学术有过系统的学习，再不然就是应了陆九渊所言：“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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