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2009中国慈善排行榜在北京揭晓。这是以慈善榜单的形式，对过去一年中国慈善捐赠的全面总结。共有121位慈善家和899家慈善企业进入榜单。企业家陈光标获得“最具号召力的中国慈善家”称号，黄如论、黄涛父子则以现金捐赠第一名荣膺“中国首善”之称。而此前主办方高调表示将公布的“捐赠不兑现企业名单”，最终并未在发布仪式上出现。

过往一年，以汶川地震为最，灾难侵凌，民生多舛，举国爱心涌动，成就国家慈善事业的井喷发展。此次慈善排行榜发布，适逢5·12汶川地震周年纪念前夕，各界更以复杂敏感的心态，关切这份中国人自己的大爱名单。毕竟，灾难磨砺了人心，也激发了义举。人们更容易选择这样的时刻，印证内心道德与社会人心。

鉴于慈善排行榜规模较大，媒体并未全榜公布所有名单，只是依循旧例，选取榜单前十位，谓之十大慈善家与十大慈善企业。慈善本如江海不拒细流，只是一旦排行论奖，公之于众，难免以数量取舍道德。加之传闻中的“捐赠不兑现企业名单”，网络舆论一时为数字所左右，谁应该捐得更多，谁竟然捐得这么少，慈善一时成了数字大比拼。

这种数字里的道德威压，已成中国慈善的舆论困境。于慈善家和慈善企业，都是不堪承受之重。把慈善真义与捐赠数字相捆绑，汶川地震初时已有端倪。然而，这种数字竞争，或称数字敏感，究竟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有何裨益，恐怕仍待作一番辨析。捐出巨额财富的慈善家和慈善企业，固然无愧于社会殊荣。然而，负责任的慈善事业，显然不止于计算捐赠数字的大小，更应不懈追问慈善于社会的真正促进。

执着于用数字来解读企业或个人慈善，而不是真正关心哪些个人和哪些企业真正把帮助送到了需要的人手里，这种舆论鼓励的后果，就是企业和个人往往逞一时之勇，仓促允诺，不断加码，而并未能实质性推动社会危困的真正改善。这种例子不胜枚举。由于中国慈善事业的特殊体制背景，这种竞相叫价的结果，不过是迫使企业或个人公开竞价，将捐赠打包给主流慈善组织，而放弃尝试那些效率更高也更有帮扶价值的慈善途径。

因此，这种客观上的舆论逼捐和舆论诱捐，如果不能辅之以对扶危济困的实质关注，对慈善组织的始终监督，其后果往往变成了慈善形式上的繁盛，忽视了捐赠对于社会底层的实际效果。由于捐赠形式的多样性，应该允许企业或个人尝试更多有效的方式去开展慈善事业，而不必在短时间内匆忙贴上“赖捐”、“欠捐”的负面标签。简单要求以捐赠数字兑现，粗暴遏制企业或个人的自主尝试，就会造成社会道德绑架的不良后果。

以捐赠数字评定民间慈善的做法，同样抑制了慈善组织自身的成长。中国主流的慈善组织，由于行政化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机制，劝募能力往往与其身份并不匹配，一方面，是舆论对知名企业和个人的慈善表现，以简单的捐赠数字横加要求，另一方面，统摄慈善行业的主流慈善组织，自身改革却相当缓慢。两相挤压的后果，是企业和个人异常被动，不得不在高压的舆论冲击和低效的慈善机制之间，做无奈的徘徊。

慈善的真正意义，在于及时有效地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悬此要义，捐赠数字的多少，只是达成所愿的第一步。如果只有堂皇的数字，而并没有可观的实效，则数字再大，也是一时虚荣。只能满足人们道德检阅的快感，和另一些人道德投机的暗算。在向慈善排行榜上的捐赠者表达敬意的同时，我们也愿每一位慈善家，乃至每一位普通的慈善人士，都是负责任的慈善者，都能以良心和道德去不懈追问，达成慈善对社会的真正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