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中所蕴含的辩证精神集中体现于“中庸之道”：“千古圣贤授受，只一个中……学者讲学，不过讲求此中”。下文就此从两重视角对中庸思想加以诠释并厘定其文化价值。

一、思想诠释

东汉郑玄在《中庸解题》里将中庸注解为“用中”说：“名曰中庸者，以记其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北宋程颐讲：“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在《四书集注》中，南宋朱熹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除古人外还有今人的释义，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将“中”解为“最合理而至当不移”。

1.方法论总原则。笔者认为，中庸首先是一种方法论总则，可概括为“允执其（厥）中”（即诚实地执守中道）、无过不及(“过犹不及”），既包括思维方法（认识矛盾），又包括处事原则（处理矛盾）。这是其方法义。实现中庸，必须达到两点：第一，看问题、做事情全面而不偏激，讲求包容精神，追求事物和谐。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意指从问题的首尾本末发现矛盾，从事物的矛盾双方加以分析，再把问题综合起来予以回答。孔子又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因而，“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所谓“三思而后行”，即拥有一种观点或做法时必须考虑其对立面，不论“乡人皆好之”还是“乡人皆恶之”，都要顾及事情另一方面，“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这里，孔子并未简单地反对偏执，只是强调小心谨慎，“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并非一味地排斥“狂狷”（在他看来总要强过“乡愿”），而是讲这样往往偏离中道，如他所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践行中要时有所偏，或偏向过度，或偏向不及，这样易于达到中庸。因为“过”与“不及”都已部分地包含了“中道”的因素或萌芽，所以，二者是实行中庸之道必须抓住的“两端”，即所谓“叩其两端”。可见，“用中”是通过“执两”实现的。正如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所言，“知得过不及处就是中和”，即只要能体认到何者为“过”，何者为“不及”，这就自然含有“中和”之义了。第二，在一定原则的基础上实现多样的统一，这种原则在行为方面集中表现为适中（适度）、恰到好处。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里是讲，看到两点却不盲从附和、忽左忽右，而是始终坚持正道，即所谓“致中和”。这样才能切中肯綮。主张太偏于理想则不能实行，因而要“和”；太偏于现实则随波逐流，因而又要“不同”。总之，“完整的中道——既和而不流又刚而无虐，或既曲而不屈又直而不倨”。

作为方法论，中庸渗透于孔子思想的诸多层面。在理想人格层面，其一，它表现为行为举止既不过头，又不欠缺，即道德规范上有所节制。孔子指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其二，它体现为既不要求他人与自己意见绝对同一，又有独立见解，即待人处事中兼收并蓄。孔子讲“群而不党”，还讲“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因此，“中行者”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勇于进取而又考虑全局，为人正直而又与人合作，能够实现节度精神与兼容精神的统一。

2.理想精神境界。所谓“仁者静”，即在和谐中求发展，在变中求不变，中庸之道正是这样一种在乱世中谋求正道的处世原则。如此便在这种意义上“把‘中庸’提升为人类最高的生生之‘德’即最高的生存智慧”。笔者认为，中庸不仅是方法论原则，更可归为“仁”的理想境界，即格守“善道”。这是其境界义。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可见在孔子心目中，中庸乃德行的至高境界”。和而求其中，所谓“和”的过程在中国哲学中并没有精确论证和逻辑推演，它是一种“内在超越”，强调主体通过自身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道德修养，从而达到和谐的理想境界；又只能通过“求诸其身”进行直觉体悟，而“绝妙的直觉判断的做出更是一种境界的结果”。

实现“中庸”原则的途径是“择善而固执”（即固守善行）。一方面，“执中”在现实中是以“执善”来彰显的。中庸本身内含着“善”的价值取向即中庸取向，“能够符合‘中’的标准，才是‘至善’；偏离‘中’的‘过’或‘不及’，就是恶”。“善”再进一步就是孔子的“仁”。可见，作为处世准则的“中庸”同作为道德理想的“仁”是一致的，二者统一之点在于实现身心、人际和谐的终极目标。这样便使中庸由体现工具性的方法总则上升为体现目的性的道德境界。而这种境界又与“仁”的入世观念相互贯通并使之得以升华。因此，中庸原则同仁学原则相得益彰，中庸思想完全合于孔子的道德哲学体系。“在孔子的思想中，‘仁’是道的本原，‘中庸’是道的方法。‘仁’与‘中庸’的相互交织作用乃成为完整的‘道’”。另一方面，庸德总的来说是种不易之道。“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换言之，“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即用道决定自己的进退出处，以弘道自任，反映了儒家“中道而立”、特立独行的执拗品格。孔子在陈国断了粮，跟随的人病了，没有人能振作。子路含怒见孔子说：“君子也有穷困无法的时候吗？”孔子道：“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所谓“君子固穷”，正是一种中庸精神，“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便是这种精神的具体表征。其中，“和”“中立”即“固”（有节制），“流”“倚”即“滥”（无节制）。只有这样才会达到“从容中道”的境界。用孔子的话表述，第一方面即“得—善”；第二方面即“拳拳服膺”。

总而言之，“中庸是儒家的最高理想和最高智慧”，是智慧与美德、手段与目标的完善统一，最终“成为儒家最高的道德准则和矛盾观及处理矛盾的方法论”。

二、价值审视

庄泽宣先生认为：“中国民族最讲持中之道……中国儒家学说的根本思想便在中庸之道。”的确，中庸乃中华文化之精髓、民族之灵魂。因为它孕育了华夏智慧与文明，并使之生生不息。

笔者以为，中庸对国人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首先，它教人言谈举止上讲究分寸、适可而止，凡事寻求合宜状态。这便逐渐塑造了处事恭顺、恪尽职守的民族心态。然而，它又包含了向均衡论转化的可能，且有“宁不及勿过”的戒惧之嫌，加之中国人谋求行动体系和谐共处和“向后看”的传统心理，便演化为一种趋同避异、安于既往的价值倾向。培养出明伦守礼的同时却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左右逢源。其次，它影响到中华民族对待外来文化的基本态度——融而圆通、和而不同。这便使得中国文化极少被异质文化所同化，却总是化解对方及其价值冲突，使之中国化而非本土外化，有利于保持民族的自性。然而，它又使华夏文化持守有余而开放不足，加之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封闭的民族特质，导致舶来文化的精神内核难以介入，不利于吸收外国先进文化。五千年来从未发生过文化断裂不但是民族的骄傲，而且是民族的缺憾。

中庸哲学实质是种“和谐的辩证法”——同时观照两端（矛盾双方），又非任何一端（其中一方），这与人类社会乃至宇宙万物辩证运动的规律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