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大的历史，最有想象力的一个说法是把北大上溯汉代的太学传统，胡适和冯友兰都曾提出过这一观点，季羡林先生在这一问题虽然表示“吾从众”，可是还是认为从太学算起的说法“既合情，又合理”。北大历史难讲，难就难在一开始就讲不清。

不过，北大校方从来不担心自己在世界大学之林中年纪太小，不但不承认太学传统，就连有直接渊源的同文馆也都排除在外。之所以选定戊戌年“大学堂”的创立作为自己历史的开端，其中暗含了北大的自我定位：与其成为历代太学的正宗传人，不如扮演引进西学的开路先锋(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

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到今日的北京大学，整整110周年。这样一个时间，一个家族可以繁衍四代，一个学校，同样有自己的繁衍发展：如果按照时期划分的话，抗战之前处于沙滩红楼的老北大是个白胡子的老爷爷，属于第一代，资历深，威望高；抗战期间的南迁昆明的西南联大和抗战之后复员一直到1952年的北大同属于第二代，西南联大是不幸而夭折的天才，复员之后一直在红楼延续到1952年的北大则是小弟弟，或许是没有经历太多历史的“风雨”，小弟弟最终也没有见到多少历史的“彩虹”；1952年，北大从沙滩红楼西移到西郊燕园，从此北大告别了令人神往的马神庙，一直到了今天。这一段，按辈份排，算是第三代。

本文不打算对北大的历史作全景式的扫描，而是想在其110年的历史中，选取几个时间点来逐一探视。

创办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的产物。这座“紧挨着皇宫的大学”一开始并非一帆风顺，也没有像后来那样，一开始就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蔡元培出掌北大之后，经历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关于北大的叙述，才有了更多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

京师大学堂创建之初，取代的是国子监。从这一点上来说，胡适和冯友兰的说法并非毫无理由。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大学堂这所新学校里面弥漫了许多旧时代的空气。里面的学生，多是官员或者举、贡、生、监等旧派人物，1903年的癸卯学制规定：大学堂毕业的学生可以授予进士头衔并奖励翰林院编修检讨。一时之间，大学堂成了失意官员、举贡生监寻求出身的好处所。据沈尹默记述，在他初入北大任教时，有一位老先生，每次上课都有一个听差跟随，挟一地图、捧一壶茶和一只水烟袋。上课之前，听差先把这些物件摆放在讲台，然后推出，下课后再受起随老先生回府。上起体育课来就更为滑稽，操场上时不时传来“大人，向左转”、“大人，向右转”的喊声，学堂如官场，教师却一点也不能嫌累。而当时和平门外韩家潭一带著名的花柳巷“八大胡同”，其最好的主顾就是“两院一堂”，“两院”者：当时北京政府国会的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则是指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之后的荣光，很难与现在的京师大学堂联系起来。

就是这样的一所大学堂，在筹办之初，命运颇有波折。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被囚，康梁逃亡国外，之后，六君子在菜市口被杀，维新派的改革措施全部被废。京师大学堂据说“以萌芽早，得不废”，实际并非如此，当时京师大学堂中有不少洋教习，聘书已经延订，慈禧老太太得罪不起洋教习，所以“不能不勉强敷衍”。大学堂虽然得以保留，但是招生人数大为减少，原定招生500人的计划，到1898年12月开学时，学生竟然不及百人，到了第二年，也不过200人。就是这样一个无关宏旨的大学堂，也没有存在多久，1900年，先有慈禧下令停办大学堂，后有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大学堂校舍被占，设备被毁。“大学堂弦诵辍响者年余。”新世纪来了，大学堂却死了。这是北京大学的第一次夭折。

1902年，京师大学堂卷土重来。

1月10日，清政府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并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0月14日，京师大学堂正式举行招生考试。12年17日，大学堂举行了开学典礼，正式开学。从这一年一直到1951年，北京大学一直把一天作为校庆日给学生放假一天。

张百熙头脑开放，“喜用新进”，这让清廷大为不满，1903年，清廷加派荣庆为管学大臣，名为协助，实为监督，“百熙一意更新，荣庆时以旧学调之”。1904年，张百熙干脆被扫地出门，孙家鼐走马上任成了京师大学堂的新领导。截至辛亥革命爆发，战乱频繁，教育经费被挪充军饷，1911年底，清政府再次下令停办大学堂。这是大学堂建立以来的第二次关门。不能说蔡元培长校之前的北大一无是处，京师大学堂开始向近代大学迈进，正是在这一时期里。

北京大学的第三次面临停办，已经是民国建造之后。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接管京师大学堂。5月份，教育部下令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严复成为北京大学校第一任校长。早在京师大学堂创建之初，严复就被认为是总教习的最佳人选，迟到了十四年的任命，只是因为严复的资历不够，此次，严复终于迎来自己一展宏图的时刻。不过，2月任命，10月辞职，严复在北京大学校长的位置匆忙一闪，但在北大发展史上，严复的位置至关重要。若非严复保住了北大不至停办，之后也就不会有蔡元培出长北大的一幕。还是先来看看严复上任时的情况：

严复接管大学堂之后，由于袁世凯常把教育经费挪作它用，以至于大学堂数月领不到经费。一代思想家不得不靠向华俄道胜银行借款以筹备复学，不想财政部又下令减少教员薪水至60元以下，严复担心此举无法保证教员到校复学，提出“为今之计，除校长一人准月支六十元，以示服从命令外，其余职教各员，在事一日，应准照额全支”。有研究者称，严复之所以能够提出此议，在于严复“另有进项”，即使如此，此举也算难得，不过，这已经属于题外话。除了经济困难，其他问题同样重重，1912年北大开学之后，学生返校不多，仅百余人，其中理科4人，工科14人，政法科不到10人。当时的人们对于北京大学，远没有像今天的人们这样趋之若鹜。

职员比学生还多，正好落了教育部的口实，当年七月，教育部以经费困难、学校程度不高和管理不善为由，提出停办北京大学。

严复以思想家的严密逻辑，上书教育部，洋洋洒洒一千余言，从大学对于国家、民族和文化的多重意义，论证“创建十有余年，为全国最高教育机关”的北京大学为何不可停办。严复上书之后，教育部表态：“解散之事，纯属子虚。”如果没有严复，北大会如何？谁也无法假设。

时局纷乱，严复之后的大学校长有如走马灯，两个月的时间里换了三任。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个时候，北大又差一点被“办”了。

那时，北大任上的校长是何燏时。何燏时与北大的关系可以说不是那么融洽，这位1912年12月27日被任命的何校长到北大后，因为整顿预科不利，引起学生风潮，130多个学生用到校长办公室，要求校长立辞职字据。但是，当教育部以费用过多、风纪不正、学生程度尚低和京津为一个大学教育区只能设一个大学为由，拟将北大停办，并入北洋大学之时，何校长拍案而起，给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和教育部呈文：“(北大)办理之不善，可以改良，经费之虚糜，可以裁节，学生程度之不一，可以力加整顿，而此唯一国立大学之机关，实不可遽行停止。”社会舆论一时全部倾向北大，使得教育部不得不发出声明：“本部职司教育”，对北大“但有整顿之意，并无撤废之心”，北大并入北洋，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回首北大创业之初的往事，择取了四段关于北大停办的故事，一来是为了避免和时贤众口一词地述说北大荣光撞车，二来也是为了在今天我们津津乐道于北大的荣光之际，不要忘了前辈们的筚路蓝缕。

文章摘自 《道器之辨》 作者：陈远 出版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