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女作家琳恩•特拉斯说，礼貌的丧失象征着广泛的然而人们尚未意识到的社会道德感的沦丧。粗鲁言行会导致其他劣迹。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任由自己头脑中为了大众利益的机能萎缩的话，最终结果将是罪恶、异化和道德深渊。

特拉斯声称自己是英国的“零忍耐女王”，在上一本书，《吃、射、走》中她表达了对错误使用标点符号的愤恨。在《与手说话》中，她将矛头对准了各种不讲礼貌、粗鲁的行为。

礼貌或粗鲁好像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很多学者研究过它，有很多与此有关的权威学术著作，特拉斯在书中引用了法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美国作家卡德威尔的《粗鲁简史》、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球》、桑内特的《公共人的衰落》等书。

她还讲述了很多相关的个人经历：“2004年我碰上了一桩有趣的事情。《纽约客》上有篇文章狠批了我的《吃、射、走》，我的伦敦出版商代表我尖锐地反唇相讥，说那篇文章的作者是个衰人（tosser）。”一则笑话说，一名男子开车走在路上，一女的也开着车走在同一条路上，他们擦肩而过。那女的从车窗往外喊：“猪！”男的回骂：“母狗！”男的转了一个弯，撞上路中间的一头大肥猪，死了。

琳恩•特拉斯的作品《与手说话》

特拉斯关心的是礼貌而非礼仪，她说她的书不是礼仪手册，因为礼仪手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19世纪和20世纪，在英、美两地，那种迎合中产阶级期望的书很受欢迎。埃米莉•波斯特的《礼仪事典》自1922年问世以来不断再版，说明人们有这个需要。随着社会流动性加强，人们常常置身在自己不熟悉的环境中，有时难免行为失当，贻笑大方，比如把旅馆行李员当成小偷，对其拳打脚踢，从洗手碗里饮水，或者错用叉子挠鼻痒。老派的礼仪书都有一层言外之意：听从这些礼仪的条文，运气好、自己做得好的话，你的真实出身也许不会被发现。

传统阶层和权利结构解体，封建社会的封闭与僵硬让位于复杂多样的社会网络，我们每人内心深处的弗洛伊德式的超我就要求自己行为文雅有礼。叶芝曾说，我们在和别人争吵时发展出修辞，在和自己的争论中产生诗歌。埃利亚斯从礼貌发展史中发现了同样的内部斗争，即个人原始野性与自我控制的心理机制之间的斗争。但随着财富和名声已经取代出身，成为身份地位的衡量标准，今天的礼仪崩坏也非偶然。餐桌礼仪之所以在礼仪指南中占据重要位置，原因是许多相关用餐的繁复礼仪并无其他作用，只是为了让无知的人出洋相。用刀背把豌豆聚到一处的做法常被用作例证，说明有些礼仪最初就是作为纯粹的阶级划分标志设置的。她反对设立种种礼仪条框，原因之一是举止风雅的人“对待野生动物的手段众所周知，兴奋起来还互相掷面包圈”。

可悲的是，“我们扫除了种种关于身份阶级的势利观点，却没有抓住机会尊重其他东西。翻开新近的礼仪指南书籍就会发现，它们不再教导你尊重别人的感情，而是指点你赴晚宴时应该带什么礼物。你怎么表现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拥有的东西。”

特拉斯认为，人们不注重礼仪跟科技发展有关。人们在公共场所旁若无人地使用手机，在飞机上换睡衣，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是孤独的，到哪儿都像在自己家里。人们变得唯我独尊，自我中心，言行无礼。受制于电脑屏幕的生活对我们社交技能的培养有很多负面影响，随意删除自己不感兴趣的东西，我们挑挑拣拣，交往圈子以我们为中心。她心目中的文明社会是一个公司不使用电话客户服务、电话促销不在用餐时间闯进来、电视的恶劣影响被降到最低的社会。

粗鲁不只是个人缺乏休养所致，它是我们的生存状况决定的。由于没有社会归属感，我们过得孤独悲哀，变得言行粗鲁。“这是一个流行社会自闭症的时代，人们不觉得自己应该设想自己的行为对他人有什么影响。人们越来越不肯承认自己不是在独处，他们本想通过意志力创造出独处的感觉。在车上、街上，或者排队时，他们不愿用礼貌用语，因为这会破坏他们那种逍遥独处、终生消失的幻觉。”特拉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