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其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山东省人民政府泰山学者、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山东农业大学特聘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生态学会副秘书长。
　　
汽车行驶在北京去往山东的高速公路上，秋收时节刚过，空荡荡的农田里到处冒着滚滚黑烟。由于无法有效利用，农民们只好冒着被罚款的危险把大量的秸秆烧掉。蒋高明望着车窗外的场景，紧锁眉头，喃喃地对坐在身边的记者说:“你闻闻这空气多糟糕，其实这些秸秆都是大有用处的。”
　　
蒋高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在他的家乡山东省平邑县蒋家庄，蒋高明带领乡亲们将秸秆变废为宝，大胆地进行着“畜南下”实验，某些重量级媒体甚至称他催生了一场农业生态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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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认为蒋高明关于“畜南下“的想法太大胆了，但在山东省平邑县蒋家庄的所见所闻却让记者想到了鲁迅的那句话: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蒋高明不喜欢待在实验室里做文章，他喜欢天南海北地跑。
　　
在过去的8年时间里，他在内蒙古正蓝旗做着草原恢复的试验。在试验中，他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将牛、羊等大牲口从内蒙古移到山东、河南等地，让它们从吃草变成吃秸秆，这样既解决了草地退化问题，也解决了秸秆焚烧问题，而草原的空间和草籽、虫子、草叶等可以用来发展生态养鸡，为市民生产安全放心的有机食品。这就是后来，著名但却争议不断的“畜南下、禽北上”试验，蒋高明带领他的研究团队分布在山东省平邑县和内蒙古正蓝旗分头进行大规模长期试验。
　　
许多人说他的想法太大胆，很难梦想成真。但在山东省平邑县蒋家庄的所见所闻却让记者想到了鲁迅的一句话: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2006年5月，在山东农业大学和平邑县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蒋高明在蒋家庄建立了弘毅生态农场——山东农业大学农业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以下简称生态研究站)。在这里，农民用机器把新鲜的玉米秸秆粉碎、揉搓、包膜，制成一块块“面包草”(微储鲜秸草)。研究结果表明:蒋家庄470亩玉米秸秆加工成“面包草”后，可以育肥294头夏洛莱肉牛，为农民增收58万元；如果其中部分牛粪用来制沼气，全村248座户用沼气一天大约可以产生沼气322立方米，一年下来可以节约标准煤84吨，减排二氧化碳269吨。这就是他们的“畜南下”试验。
　　
“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18亿亩农田每年生产约7亿多吨秸秆——就算一半用来做‘面包草’，也可以养2.18亿头牛，制沼气416亿立方米！这样一来，就可以大大缓解北方草原的畜载压力，加快其生态恢复。”说到这里，蒋高明满脸兴奋。
　　
但是在生态研究站成立之初，蒋高明饱尝艰辛。他说:“农民不了解我们要干什么，他们不理解我为什么不在北京那么优越的环境下待着，却要跑到村里养牛。租用土地时费了很大周折。到了转交土地的日期，他们拖延着不交，收了大蒜后又种上了一茬西瓜。意思就是，如果我们来建设，就得赔偿他家的西瓜。终于土地到手了，也开始施工了，但另外一家农民却找来了。原来，农田里有他们家的坟墓。坟墓问题出现了，只好停工解决。迁坟需要协调土地迁出方和迁入方两家的利益，要请客、送礼、赔偿，还要燃放鞭炮，给亡灵‘压惊’。为此，我们又花了2000元，并将施工日期延误了1周。”
　　
蒋高明无奈地说:“这也就不难明白，科学家或企业家为什么不愿意去农村。农民不相信企业家，对科学家也怀着半信半疑的态度。”
　　
挫折远不止这些……因为是新思路，没有一个部门愿意支持蒋高明，他只好带着研究小组自筹资金并将山东省人民政府补贴的泰山学者特聘教授的津贴(10万元/年)用于试验运行。
　　
尽管存在大量困难，试验还得进行。事实上，当生态研究站通过“面包草”养牛盈利后，农民们也从开始的阻挠、怀疑、观望到最后跟着蒋高明一起行动起来。对于这些，蒋高明仿佛早就料到了，他说:“农民们的观点很朴素，他们觉得教授养牛都能赚钱，他们养就更赚。试验开始的2006年，蒋家庄只有3头牛，现在发展到了94头，邻村由零头发展到了30头，并带动了周边蒙阴、费县、泗水、滕州等县市的养牛产业发展。”
　　
蒋高明说:“像袁隆平那样愿意亲自实践的院士、学者越来越少了，毕竟在实验室做实验，发表文章要容易得多。但是，科学家只有给农民做出具体的样板来，用事实说话，他们才能信任你，跟着你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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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这个研究站，就是想通过严格的科学试验和长期定位研究，解决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际问题。”蒋高明满怀信心地对记者说。

在蒋高明的生态研究站里，能够看到这样一幅场景:牛吃玉米秸秆、花生糠和棉籽饼(农副产品下脚料)等饲料，牛粪生产沼气，然后作为优良的有机肥还田；鸡吃虫子、草尖等；用杂草喂养鲤鱼、鲫鱼等食草类鱼以及蝗虫；而鱼和蝗虫等卖给饭店……循环利用生物资源、有机、无污染的优点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体现。
　　
“建这个研究站，就是想通过严格的科学试验和长期定位研究，解决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际问题。”蒋高明满怀信心地对记者说。
　　
他在与温铁军、窦观一联合发表的文章《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的生态循环型农业》中，也表达过同样的想法: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提升农业生产，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的生态循环型现代农业，解决资源、环境等问题……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应当发起一场由生态学唱主角的新的绿色革命。
　　
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开展了以水稻等作物由高秆变矮秆，并辅助农药、化肥、农业机械等的第一次绿色革命。但随着全球人口同步激增，环境污染加剧，导致了农产品品质下降、水体富营养化、地下水污染、水土流失、土壤退化等。蒋高明说:“对于环境上的变化，农民们虽然不能理解内在原因，但他们也知道水不好喝了，庄稼没以前长得好了，就连呼吸也没那么畅快了。农业产量由十几年前的单产决定总产重新回到了面积决定产量的循环。”蒋高明认为，制约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不在种子、肥料、生物技术方面，而在耕地质量方面，在农业整体效益方面，这就需要大力发展生态循环农业。
　　
为了从直观上向农民们展示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好处，蒋高明的研究小组选取了大小一致的200公斤左右的肉牛20头进行育肥。在整个育肥过程中，秸秆成为主要饲料，避免了焚烧；牛粪产生沼气，还可还田做有机肥。试验表明，饲养7个月后，肉牛达到了420公斤。从经济效益来说，购买牛犊及7个月消耗的全部饲料费用为5976元，再除掉人工、运输、医药等费用，每头牛净收益1772元，7个月的经济回报率为28.8％。与此同时，沼气的有效利用减少了农村化石能源的使用，减排了二氧化碳，耕地质量通过有机肥还田而大有改善。
　　
尽管生态循环农业的优点显而易见，但农民们在最初的热情过去之后，很难坚持实施下去。
　　
对此，蒋高明显得有些着急又有些忧心忡忡:“主要原因是‘优质无优价’。不使用任何化肥、农药和激素的有机食品，其收购价跟大量使用这些‘添加剂’的食品价格是一样的。但不用添加剂，采取生态生产技术，生长周期长，投入人力多，损失的部分又得不到合理的价格补偿，或者还不如加了激素和抗生素的食品好卖，那么农民就索性多用添加剂。而且，当前我国农业补助主要针对的是农机的使用，对避免污染和浪费却没有任何补助。”
　　
当记者问到，会不会因为生态循环农业的模式目前只能小规模进行，不能大范围推广，从而导致试验不了了之时，蒋高明严肃且坚定地说:“不会，我们会一直将试验进行下去，直至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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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高明的骨子里不折不扣地透着一个学者敢讲话、敢较真、敢追求真理的性格。这给蒋高明带来了负面议论，也让他一次次成为饱受争议的人。
　　
人们传统眼光中的学者，大都应该是儒雅的、风度翩翩的，最好还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而蒋高明从外表上来看，并非如此。他身体健壮、面庞黝黑、笑声洪亮，有着性情中人的豪爽与直率。在带着媒体前往山东参观生态研究站的时候，蒋高明身穿一件皮夹克，因为舟车劳顿，头发显得有些油腻，但是当他滔滔不绝地讲起专业术语时，那种笃定的、自信的神态，让人不得不承认他的确是这个领域的精英。
　　
蒋高明喜欢读书，且涉猎广泛并不只读专业书籍。他说:“一个人的寿命无论有多长，总不能读尽天下书。因此，只有不断地吸收书本上的知识，才不枉此生。”
　　
蒋高明的书房四壁全是藏书。他很喜欢孔子的《九思》:“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并用“九思”来命名自己的书房。而他自己也有“人生十大理念”:第一，地球离开谁都照转；第二，工作做不完；第三，忙里多偷闲；第四，君子之交淡如水；第五，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第六，名权利与我如浮云；第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第八，压力就是动力，动力就是活力；第九，净信书不如不读书；第十，起点就是止点，人生就是在重复一种循环。从这“十大理念”里，我们能看到他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然而，蒋高明的骨子里却不折不扣地透着一个学者敢讲话、敢较真、敢追求真理的性格。这给蒋高明带来了负面议论，也让他一次次成为饱受争议的人。他“干旱区不适宜造林”的主张，将北京八大造林物种——火炬树从造林物种名单上拿下的提议，怒江开发“将造成200平方公里陡坡上的土壤连同上面的生态系统出现不可挽回的损失”等观点使他成为“问题”人物。
　　
“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是蒋高明一直坚持的观点，尽管这个观点备受质疑。2005年，蒋高明将这个观点写成了一本书《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用将近20万字的篇幅，记录了他在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多年来的科研治沙实践，并最终告诉了人们一个异常朴素、简单的真理:当你站在沙漠面前，试图通过人类的干预让它“生态恢复”的时候，你必须尊重这个区域的“原始能量”和自然本底，你必须激发出自然本身所潜在的能量，同时把几千年来叠加在自然身上的人类伤害因素给考虑进去。然后，你俯下身子，倾听自然的声音，摸着自然的脉搏，学会与自然对话，在沉默中领悟自然，这样你就一定会得到对待这片土地正确的方法和态度。
　　
复旦大学教授、著名地理历史学家葛剑雄在给《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的序中写到:“坚持进行科学实验，尊重实践结果，敢于说真话，不仅需要科学精神和学术良心，还需要社会责任感。蒋先生这样做了，又将他的理念、实验和结果记录下来，用普及的方式写书出版，是难能可贵的。”
　　
《新京报》评论部资深编辑、作家曹宝印在读后感言中，也饱含深情地写出了自己的感受:“我们现在所需要做的，就是回到起点，像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那样，‘待从头，收拾旧山河’——让被污染的河流，重泛清波；让被沙化的草原，再起绿浪；让被毒化的土地，飘溢泥香；让被伐光的山野，流传莺唱。”

　　采访札记——

做什么样的人

张秋蕾

　　蒋高明的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坐落在植物园对面。这里的环境悠然、静谧，非常适合做学术工作。采访他的时候已近傍晚，暮色四合，不远处的香山依稀可见一点轮廓，空气中传来阵阵松脂与泥土混合的芳香。
　　
与在山东时所表现出来的睿智、干练不同，此刻的蒋高明透露出的是一个学者闲适、淡然的一面，甚至还有些孩子气。
　　
他斜倚在沙发上，手里端着一杯香茶，神情放松地与记者聊着近年来的各种经历。说到开心处，他的眼睛笑成了一条线，即使是讲到自己所受的那些委屈与艰辛，同样也只是一笑而过。
　　
蒋高明说，他喜欢这两句诗:“三军可夺其帅，匹夫不可夺其志。”“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样坚定的意志与超脱于名利之上的气质，也许就解释了他为什么能够看淡得失，为什么能够不受羁绊地说真话，做实事。
　　
他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今天方明白当年孔子的感叹是多么的无奈。感觉到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头绪却很乱很乱。真应该停下各种无聊的应酬和没完没了的‘爬台阶’，安静下来，好好想想。想想我们该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