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代表汉文《中华大藏经》（续编）编辑委员会和主编任继愈教授，向“第二届世界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地祝贺！借此机会，也向教内教外一切关心汉文大藏经的整理与出版工作的学者和学僧，做一个简要的汇报，敬请指正。

一

整理编纂出版《中华大藏经》，是我们国家作为文化建设事业的组成部分来做的。它的筹划，可以上溯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初。当时百废待兴，佛教文献作为“文化遗产”的“抢救”重大项目，列入了中国科学院的计划；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的吕澄先生为此曾拟出了一个《新编中华大藏经目录》，一度引起热议。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计划最后流产了。改革开放不久，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教授即与吕澄先生联系，筹划重新启动《中华大藏经》的整理出版事宜。1982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正式决定，委托任继愈负责，开始了这项工作。历经十三年，动员了约160人的参与，最终于1994年底编纂完成，1997年由中华书局全部出齐。全藏共收经籍1939种，分106册。它以《赵城金藏》为基础，总汇了历代大藏经有“千字文”帙号部分，会勘了包括《房山石经》在内的八种有代表性的藏经，其文献性的价值突出，为继承和创新佛教传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更原始更优越的版本。与汉文大藏经编綦出版的同时，也推动了藏文大藏经的整理和出版。它们是姊妹篇，都属《中华大藏经》系统，藏文的全称《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汉文的全称《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由于习惯，人们时常把《中华大藏经》特指“汉文部分”。

由于已出的汉文《中华大藏经》所收经籍仅限于历代大藏经有“千字文”帙号部分，而帙号以外，以及分散海内外的藏外佛教典籍数量更多，因此，在编綦《中华大藏经》之初，就有续编的打算，只因条件尚不成熟，只能暂时搁置。随着国家经济和文化实力的增长，200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决定将《续编》列为“特别委托项目”，继续委托任继愈教授负责主编；同时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协商，约请三家出版社和古籍出版规划小组共同资助，《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的工作，算是正式启动。后因为经费问题，进度缓慢，到2007年初，在近五年的时间，只出版了《续编》样书一册，点校的初稿不足600万字。也就在2007这一年二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决定向中央财政部申请专项基金，支持这项意义重大的文化出版工程，当年11月份得到国务院正式批复，现已列入国家出版基金委员会的专项管理，并与中华书局商妥，继续由他们担负出版重任。

二

相对当前进行的“续编”而言，已经出版的汉文《中华大藏经》，略称“正编”。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关于《续编》的《重新启动论证报告》，《续编》将收入“正编”未收的所有可能搜集到的汉文佛教典籍，下限截止到当代，估计约有4000种，2亿6千万字，是“正编”的一倍多，用5年时间完成。全编拟分11个分部：印度典籍部、南传典籍部、藏传典籍部、汉传注疏部、汉传撰着部、金石史地部、清规忏仪法器部、疑伪部、论衡部、外教部、目录音义部。

为了保质保量地完成国家这一宏大的文化工程，重新组织了由任继愈任主编的《续编》编辑委员会，加强了副主编和办公室的力量；中华书局同时介入出版的编校业务，合力共进。前期的工作重点放在三个方面：

第一，为《续编》摸底与编目：搞清和搜集《正编》外的佛典的数量，相当一次普查，做到心中有底，准备充足。这涉及到《续编》的总体规模。

第二，组织点校力量：在既有的专家基础上，向社会公开招考。初步结果显示，报名参加考式的人员约560人，已录取的约160余人；加上原有参加点校的学者，总数在220人以上。这涉及《续编》进行的速度。

第三，加强审读力量：现实行三审制度，需要更高水平的专家承担，现在急需强化。这涉及《续编》的点校品质。

根据目前的初步统计，按《新纂卍续藏经》目录，除去“千字文”编号部分已收入《正编》的107种之外，其1450 种，现都已经有人认领，已在点校和审读中。按照现在的力量和这个速度，平均每年完成三千万字是可能的；整个《续编》准备分两部分出版：“甲部”属已收入各种大藏经部分，估计约一亿字；“乙部”属藏外部分，估计一亿六千万字。争取首先出版“甲部”；“乙部”同时并进，于第五年底全部完稿。当前已经步入正轨运转。

三

总的来说，《中华大藏经》正编及正在进行中的续编，规模和质量都空前的，尤其是带有时代特色。它既完整地保留了传统大藏经的佛教信仰形态，又反映了佛教作为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内涵；它足以作为佛教界供养崇拜、念诵领悟的经典依据，也有助于学术界全面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拓和深入。

佛教是第一个进入中国内地的域外宗教文化，它与汉语固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部分，归属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力地见证了，我们的民族文化是开放的，欢迎与外来文化交流，乐于学习异质文明，从它们中吸取有用成分，丰富自己的躯体，这也是我们民族能够生生不息，既源远流长又永葆青春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同时说明，我们的民族文化对于外来文化和异质文明具有鲜明的主体性选择，强加给的东西绝对不受欢迎，不适合我们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东西必然遭到淘汰，而有伤人性和民族尊严的东西肯定会受到声讨。对待外来文化和异质文明的这种既接受又筛选，既吸取又淘汰的主体性意识，也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一直影响到当代中国人的思维。

汉语佛教具有独特的形态，对内成了联结我们诸多民族的重要纽带，为民族团结与融合起了积极作用；对外则与儒学一起走向了周边国家，构造了所谓汉语文化圈。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国，是信奉汉语佛教最主要的国度，也为汉语佛教的创新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日本近代编纂出版的汉语大藏经，包括《大正藏》和《卍续藏》等在内，是我们这次编纂《续编》的重要参照版本；而朝鲜古代刻印的《高丽藏》，则是我们《正编》参照的珍贵版本；越南佛教的汉文禅宗文献，也有重要价值。印度是佛教的发祥地，斯里兰卡是南传上座部的基地，中国僧人西行取经，主要是这两个国家，而域外佛教的传入，也主要以这两个国家为基地，同时携带了中国与印度、斯里兰卡海陆两条交通在线的诸多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与宗教进入中国，包括希腊的哲学、波斯和南洋群岛的宗教。这一切，在《中华大藏经》所收的大量译籍中，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汉文《正编》中保存的最多，《续编》将继续收集编入。

域外佛教之传入中国，以及中国佛教传至周边国家，有一个最值得称道的特点是，这种传播既非通过政治扩张，也非通过经济收买，更非通过军事强制，而是相关国家和民族之间人民和平而自由地友好交往的结果。《中华大藏经》的编綦出版，就是这种自由和平友好交往一种展现和见证，我们希望它能够在当代也发挥不同国度、不同文化间友好交往的桥梁作用。

汉文《中华大藏经》所收佛教典籍，称得上丰富非常。其中属原始佛教的，有早于《阿含》或前《阿含》的大量单行经；有反映不同部派的四《阿含》和其它早期典籍；更有比较完整的五部《律》，以及以有部为中心的大量论著；当然，汉传佛教以菩萨乘为旨归，所以保存的大乘经论尤为丰富。域外大乘多分中观和瑜伽行两大派别，它们的有关论著，由汉文佛教流传下的最早也最多，此外还有超越这两大派别之外许多重要的大乘典籍，也为汉传佛教所收，在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中起着特殊的作用。在大乘中，显教占绝对多数，密教的资料则更原始，也更广泛。由此铸造的中国佛教，思想杂陈，学派林立，直到各种宗派先后成立，有八派或十派之多，像天台、法相、净土、华严、禅宗等连绵至今，影响着汉唐以来的整个中华文化，以至到了近现代维新变法和民主革命，还被当作精神支柱和思想武器。

汉语《大藏经》所承载的资源，还远远超出佛教自身，它涉及的范围有宗教、哲学、伦理、历史、交通、民族、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医药、卫生、建筑、工艺以及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是我们先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一种历史记录，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也可以作为我们今天如何选择更美好生活的一面镜子。

四

所谓“盛世修典”，汉藏两种文字《中华大藏经》的编纂出版，正反映着我们国家已经开始走上“盛世”，所以也具有象征意义：

首先它象征着我们民族的重新兴起。从文化遗产血一般的流失，到今天四面八方的大汇集，可以说是国家由贫弱到富强的一个投影。

其次，它象征着我国传统文化的地位正在不断增强，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保障，而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空前飙升。

第三，“中华文化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新时代在召唤新文化。《中华大藏经》的编纂出版，不仅仅是对文化遗产的收集和保护，也不限于满足对传统宗教信仰的需要，更是为了推进对佛教的整体研究和深刻发掘，以裨益于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和佛教界的与时俱进，有助于与其它多种文化形态的友好对话与交流——包括国际的和国内的。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号召“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佛教文化理所当然地要承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任。为此，我们期望，人不分教内教外，无论是中外男女，凡关心中国佛教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关心传统文化与当代创新，都来参与《中华大藏经》的编纂工作。这个工作已经得到许多志愿者的支持，仅参加点校和审读的已有数百人，为这个工作出谋划策，帮助收集或提供有关典籍原本的也为数不少。我们特别期望佛教界的参与和支持，非常乐于倾听教内法师大德们的指教。河北柏林禅寺为了资助这一事业的成功，向中华大藏经编委会施赠了两种《大藏经》，这里特别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