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大鸟哺育了一窝小鸟，小鸟们翅膀硬了一只只飞走，大鸟老了，盼着小鸟回来，但小鸟有了自己的天空和自己的窝，还有了嗷嗷待哺的小小鸟，不能经常回来了。

时下，许多农村老人已成为童话中的“老鸟”。“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他们的生存状态，不能让人释怀。

与城市空巢老人相比，农村空巢老人面临着相似的精神上的窘困，又有着许多不同。在农村老人中，只有2.8％的人拥有“退休金”作为生活来源，而在城市，这个数字是65％。《农民日报》曾发文说：他们多数都在强忍病痛的折磨，甚至根本无暇顾及精神上的孤独与落寞。

养儿防老，本是乡土中国的伦理基石之一，只是，延续了几千年的乡村社会20余年间变化得如此迅猛。当注重经验的传统农业文明渐趋衰落，当城市化加速了传统农村社会的解体，当那些进城打拼的儿女们有意或无力地放弃了孝道，留守乡村的老人们何以依靠？

春节前，记者前往内蒙古，记录了长城下黄河边的两个小山村的生活情态。一伤，一喜，伤的是典型的白发老人村桦树沟村寂寞度日盼子不归，喜的是幸运的老牛湾村突遇旅游开发，年轻人纷纷回巢，老人们重展笑容。

我们希望，这组报道能够提醒那些在外的农民儿女们，辛劳之后，多感念一点父母养育之恩，记得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百善孝为先”。

更希望，社会各方能够一起关注这些在时代夹缝中令人心疼的老人们。

72岁的王四，儿女在外，猫来作伴。　图片／内蒙古晨报记者苏晓东

桦树沟：离家儿女何时归来
老人村

这块土地已经“留不住年轻人了”。张三银在老母亲眼巴巴的注视下离开了家。

1月15日早上8时，内蒙古清水河县北堡乡桦树沟村睡醒了。72岁的王四头戴一顶老式雷锋帽，双手抄在袄袖里，棉袄露在西装袖口外，伴着一阵剧烈的干咳，顺着斜坡一路冲到贺建平家门口。后面远远的，73岁的老伴张有青慢慢蹈着小碎步。他们是来找村主任贺建平问生病输液的事的。

“我是村里惟一的30岁年龄段的男人，其他都是50岁以上的老人。”31岁的贺建平说，他是村主任，一个“老人村”的村官。

贺建平把“老人村”的形成归结为桦树沟村的贫瘠和闭塞，“一亩地才收50多斤胡麻、豌豆”。村子位于呼和浩特市南面200多公里处，到乡里不通汽车，一般都是走路或者骑驴，25里山路要花上3个小时，翻过五六座山才能到。而外面赚钱的机会越来越多，这块土地已经“留不住年轻人了”。

傍晚，北堡乡的荒野山路上，40岁的张三银出现了。他是村里最早出去打工的人之一，这次回村探望孤身度日的亲娘。最初，71岁的母亲是不愿让他去打工的，但因为父亲早逝，张三银要娶媳妇，弟弟还在读书，而贫瘠的土地里刨不出“这些急等花的钱”，张三银在老母亲眼巴巴的注视下离开了家。

1999年到2001年，持续三年的干旱将村里的年轻人彻底“赶”出了村。仅2001年，全村就有近1／3的人离开。此后，40多岁的中年人也开始往外跑，孩子们也纷纷被带走。终于，原来280多口人走得只剩下57口，成了名副其实的“老人村”。

一个老人一个家

72岁的王四肾脏不好，经常腰痛，有时实在干不动活，就趴在田里，一边爬一边“扒拉”着松松土。

年轻人走后，老人们需要打理家里的一切，其实，这个家不过一个人而已。

这天一早，59岁的刘海成挑着一对皮水桶颤巍巍走到村庄对面斜坡上的水井打水。他身上套着一件1970年代的黄军装，第四个纽扣扣到了第三个纽扣洞上。天气太冷，嘴里哈出的热气来不及消散，便在胡茬上结上了一层薄霜。积雪未化，加上打水时溢出的水，井口周围成了一块滑溜的冰板，刘海成虚抬着腿，竭力保持肩上水担平衡，可无论他如何闪转腾挪，桶里的水还是晃了出来。刘海成憋得通红的腮帮子冻得有点发紫。

村里吃水更困难的是70岁的刘三，无力挑水，就挖一些地上的残雪，放到缸里融化后再喝。

年轻人走后，老人们挑起了种地的重担。至少得种出自己吃的东西。72岁的王四和73岁的老伴张有青接手了两个儿子留下的20亩地，种些胡麻、豌豆和莜麦，惟一可以帮手做点活的是有精神障碍的三儿子。王四的肾脏不好，经常腰痛，有时实在干不动活，就趴在田里，一边爬一边“扒拉”着松松土。

在老人们的食谱中没有“蔬菜”这个词，桦树沟村干旱无水，根本长不了蔬菜，76岁的白玉山每天的“菜”就是趁到山上放羊时，到荒地里捡些土豆。白玉山有六儿一女，留下他一人自己生火做饭，砍柴拉风箱。

生活上的困难让老人们怀念起从前的生活方式。“过去，我们一收完粗粮，都待在家伺候老人上炕，吃上热乎乎的烙面，哪敢出家门？”

刘海成无奈地回忆自己当初侍候父母的情景。

每次头痛复发，王四都吃几片“土霉素”，这是一种便宜的消炎止痛药。有时夜里疼得受不了，一个晚上就要吃上三四次十几片，“一年至少要吃3桶止痛片”。北方的老人通常有呼吸道的毛病，因为舍不得去看病，常常把咳嗽、肺气肿拖成了肺炎、肺结核。张有青患有肺结核和心脏病，和丈夫一样，她一直吃着各种药。这天，张有青到外屋摸索了一阵子，手里提着装化肥用的大蛇皮袋走回来，左手提着袋底，右手微微松开口袋口，“哗啦”一下，白花花的一片物什小山一样堆在炕上，全是空药瓶。“空药瓶子还能卖两毛钱一斤”。

一位还挑得动水的老人　图片／内蒙古晨报记者苏晓东

离家的儿女回不回来

“娃儿们只要出去了就不会回来。”但有的老人还为儿女藏着掖着，因为说儿女不孝，会让人笑话。

1月15日，离春节还有14天，桦树沟自然村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一个还没有回来。“娃儿们只要出去了就不会回来。”王四说。

王四最心痛的，是他的二儿子自从到县城烧锅炉后就很少回村，只在每年春节前才回家一趟，那还是为了从家里拿30斤猪肉到县城过年。

今年，二儿子已经说不回来过年了，王四和老伴都明白，因为他们两个身体不佳，儿子怕父母要钱看病。

6个儿子1个闺女都说不回来过年，白玉山早早就把自己的年货办好了：6袋方便面和几筒挂面，这是远方表亲送的。刘三准备过年的大事，就是晚上把衣服拿到窑洞外“晾晾”，因为外面零下20度气温可以冻死衣服上的虱子。

在寂寞的乡村，陪伴老人的只有思念。旁边的和林县有一位老太太因为过度想念儿孙，已经把眼睛哭瞎了。

有的老人还为儿女藏着掖着，因为说儿女不孝，会让人笑话。“孩子们忙，家里的负担顾不上”，这些都是老人惯用的托词。

村里有个100年的戏台子。“过去老人们常在这儿看乌兰牧骑的古装戏和‘文革’的样板大戏。”贺建平说，“现在唱台大戏至少要2000元左右，老人们哪有钱看什么大戏。”

原想“养儿防老”的老人们常常感慨“老来无靠”，有的甚至羡慕起无儿无女的五保户来，因为“有国家养着他们”。和林县三道营乡九具牛村的何老伯就是远近闻名令人向往的“五保户”。80岁的何老伯住着村里给他砌的窑洞，每年民政部门还给他发放800多元和一些粮食。村里还出钱给他准备了一套办身后事用的棺材。

这个冬天，村里最快乐的是75岁的刘九为和老伴徐昭小。因为在县城读书的二孙女已经回村，要和爷爷奶奶一起过年。徐昭小破天荒地刷起炕头来，二孙女把窗子擦得很亮，贴上喜上眉梢的红色窗花。

老人村的未来

明年，全乡要开展农村合作医疗，参加的老人们看大病可以报销一部分医药费了。

40岁的张三银向往城市的生活方式，他已经打定主意，“等母亲去世后，再也不回村里了。”

而同村里其他老人一样，王四和老伴张有青从没想过离开生活了一辈子的村庄，他们只是希望把到乡里的路修好，儿女能常回家看看他们，另外就是希望能看得起病。

在村主任贺建平看来，政府的救助体系越来越完善。3年前，村里特困户和五保户只发一个“本子”，村委会给袋白面就了事。现在每年给五保户则要发300多元以及一些粮食，4口人的特困户每年发放1100元和部分粮食。从去年开始，原本应用于城市的低保救助体系开始覆盖农村，除了原来的特困户、五保户，低保户体系还救济其他类型的困难家庭。

作为村主任，贺建平竭力为那些空巢老人们寻找依靠和帮助。去年，他向乡里报了71户申请低保救助，无奈“僧多粥少”，最后县政府只批下了21户。为此，贺建平一直很内疚。不过让他欣慰的是，明年，全乡要开展农村合作医疗，参加的老人们看大病可以报销一部分医药费了。

贺建平觉得待在村里挺好，因为村委主任好歹也是“官”，而且每月有1000多元工资。毕业于内蒙古医院的贺建平还是村里惟一的赤脚医生，他一直想把“赤脚医生”这行做好，虽然想过到县城里开诊所，但苦于没有资金，只好作罢。让他稍感遗憾的是，农业税费取消后，村干部的权力大大“缩水”，现在已经成为民政帮扶“服务型干部”。即使这样，乡里许多发放补助粮、款不再通过村干部，而是直接给农民当面发放。其它没有什么紧迫的大事要他去做。这难免让贺建平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遗憾。

去年，贺建平的父母已经搬到县城里住了。现在，六个兄弟姊妹中，只有贺建平还留在桦树沟村。作为“老人村”的村官，贺建平不知道自己何时会离开这个村庄，他每天还是给老人巡诊看病、唠家常。

“或许会等到最后一个空巢老人去世或搬走吧。”当下，贺建平最要紧的想法是把通往乡政府的那条路修一下。

众老人羡慕的五保户何老伯，有政府照顾，爱练书法，自己写了个牌子，很有长长久久活下去的信心。 任志明／图

老牛湾：被镜头改变

1月15日，任志明再次来到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单台子乡老牛湾村。

和5年前不同，这个古老村庄里年轻人像春天回巢的燕子多了起来，村里到处是破土而出的新窑洞，那些曾经寂寞等待垂暮谢世的老人们，正重新洋溢起笑颜。

老人摄影师

作为呼和浩特摄影家协会的一名摄影师，任志明对老牛湾村再熟悉不过了。位于呼和浩特市西南200公里处的老牛湾，黄河在此拐弯，老牛湾和河对面的山西望河楼以及明代石窑古村落，一起构成了摄影师们的绝佳取景点。

在过去20年中，任志明几乎每年都要到老牛湾采风摄影。他眼见老牛湾一年又一年的变化：一个曾经拥有300多人的自然村，从1988年开始，年轻人陆续出去打工。到2001年前后，老牛湾只剩下50多个老人和十几个中年妇女、小孩，整个村庄日渐萧条。

任志明把镜头对准了破窑里孤独的老人们。他今年也已63岁，还有高血压、心脏病，但是，“我每个月有几百元退休工资，跟这些老人比，真是在天上了。”

2001年10月17日，在给76岁的李润富拍照时，老人指着门前一棵因大旱枯死的果树，说他“像那棵果树一样寿命到了。”果不其然，李润富不久就离开了人世，老人绝望的预言让任志明大为震撼。

第二年的9月18日，李润富的堂兄李润生又硬拉着任志明，要给他那躺在病榻上的76岁的老伴赵娥女拍“遗照”，因为李润生觉得4个儿女都在外面打工，孤苦伶仃的老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病魔带走。

任志明开始与时间赛跑，他不断扩大呼和浩特市空巢老人的拍摄范围，老牛湾村、暖泉乡刘家窑、桦树沟村……到2003年初，任志明至少已经拍了400多名空巢老人的影像。

就在拍摄的过程中，许多老人像李润富一样孤单地离开了。

改变老人村的命运

深夜梦回，任志明常常辗转反侧，他决定为这些老人做些什么。

2003年4月，他把照片结集成《“空巢”老人生活纪实摄影》，并配上简要说明文字，形成空巢老人专题调研材料。8月，他和女婿自费进京，带着这些资料希望向民政部有关官员汇报，又费劲周折找到《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老年报》等中央媒体，呼吁关注这个特殊的弱势群体。

做完这些，心里平静了些的任志明又开始寻找新的路径。

200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任志明到张家界参加一次摄影展览。会上他了解到一个摄影家拍摄的张家界风景照片在国际上获大奖，让张家界在国际上声名鹊起，从而引出后来的旅游胜地的事情。

近乎传奇的故事启发了任志明，“如果这里也开发旅游，经济状况好了，老人们生活不就好了吗？”

他把想法传递给了呼和浩特摄影家协会。从此，一个摄影师的理想，成了整个协会的理想。

协会会员分成3个小组，开始着意拍摄内蒙古自治区内富有旅游发展潜力的景观。更寻找机会把这些图片广泛展览、传播。很快，一个香港老板看中了邻近的和林县的风光决定投资开发旅游。而这又启发了本地一家公司的老总任志刚，在旅游局官员的引荐下，他慕名找到了呼和浩特摄影家协会。任志明和同事们把20多年所有关于老牛湾村的作品，全部无偿拿出来，供旅游公司参考选用，任志刚看后当即拍板，开发老牛湾村。

2003年下半年，老牛湾旅游项目迅速启动。为了配合旅游快速度开发，呼和浩特市交通局将原来老牛湾通往县城的羊肠小道拓展为双车道的沙石公路，老牛湾人第一次感受到他们与外界的距离如此亲近。

年轻人回来　老人笑了

2004年的一天，当任志明再次来到老牛湾村，他诧异地看到了昔日拍过“遗照”的赵娥女，坐在侄儿的门口，看着侄儿李禄忙碌地砌着村里最大的“石窑”旅馆，开心地笑呢。77岁的老伴李润生也没闲着，他到工地做起了“和水泥”的小工，因为比外村人卖力，一天可以挣上40元。一个月下来，他挣了1000多元，最近赵娥女一次400多元的输液费全靠这笔钱。

老牛湾旅游项目的开发，让老牛湾的年轻人陆续回来了。

3年前，任志明给76岁的张三女拍照时，她独自住在一间黑洞洞的危窑里。周围窑洞都荒废了，旁边一间空窑里还停着村里3位老人的棺材。

每天晚上，张三女都睡得心惊胆战。

去年3月，大儿子李白终于回来了。他是小包工头，带本村的七八个青年工参加老牛湾“炮楼”工程建设。李白花了1000多元在他的窑洞旁边建了个新窑，把母亲接了进去。还花200多元买煤给她烧炕取暖。张三女终于可以“挨着”儿子踏实地睡个好觉了。

李白看好老牛湾旅游发展前景，他花了1万多新建三间窑洞，准备用来接待夏天的游客。还建了全村最大的“水窖”，可以贮存100立方的水。张三女再也不用为吃水发愁了，“娃给我担水。”她布满皱纹的脸上漾满开心的笑。

1月16日上午10点多，任志明给她留下了一张新照片，张三女坐在热乎乎的新窑洞里，旁边站着大儿子和孙子。

老牛湾老人的夕阳红，让任志明感到无比欣慰，“这个国家应该有越来越多年轻人来尽些孝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