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人如海一身藏

　　钱钟书先生已去世两年了，杨绛先生近况如何？作为他们的读者有时便会掩卷自问。这种内心发问恐怕不只是我，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为此，笔者冒昧拨通了杨绛先生的电话，说想采访……得到的答复不出预料，杨绛先生婉言谢绝。说：“来日无多，闭门谢客，不接受任何媒体的记者采访……”放下电话，我虽理解先生的婉拒，但心中犹为不甘。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拨通了电话，我说：“想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见见您，就算是关心您的读者之代表如何？”杨绛先生在电话中沉了一会……未了，说：“好吧！你就算一个小朋友来做客，陪我老人聊聊天吧。”

　　杨绛先生的确把我当成了她的忘年交。我们无话不谈，一聊就是两个多小时。后来，在我告别她时，先生送了我一本她刚翻译出版的《斐多》，在扉页上称吾为小友。回到家再翻那书，见那字迹圆润，工整有力，如硬笔书法一般，完全看不出是出自一位九十高龄的老人之手。

杨绛先生忙什么事

　　杨绛先生的气色不错，银发丝毫不乱，穿着干净素雅，脸上还有一层淡淡的红晕。整个家没做过多的装饰，窗明几净，一尘不染，水泥地在阳光下泛着一种青光，写字桌上的书籍资料也整齐有序，让人感觉特别清爽。杨绛先生说：“家里的一切都保持钱先生在时的旧样。”然后指着那个大写字台说，“钱先生在世时就坐这里，现在他不在了我坐这里。”

　　我问：“钱先生已去两年了，在他的忌日你是怎么纪念的？有什么仪式吗？”

　　杨绛回答：“什么仪式也没有，他和我都不爱仪式。”

　　“最近您正忙什么呢？”我问。

　　“我不忙什么了。钱先生去了，女儿钱瑗也去了，留下我打扫现场。”

　　对于杨绛先生的家事我不敢过多触及，我怕引起老人伤心。我连忙转移话题，问：“是不是准备以钱先生或者你的名义设立一个文学奖之类的？”

　　杨绛说：“捐肯定是要捐的，准备捐给公益事业，但不会以钱先生或者我的名义命名，捐就捐了，还留名干什么！”

　　“那么你最近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

　　“忙很多事呢。所以我不欢迎一切外来干扰。”

　　“你的身体很好，能活到一百岁以上。”

　　“那就太苦了，我这几年活过来就不容易。我为什么要翻译《斐多》呢？这是一本非常难译的书，我就想把精力全部投入进去，忘了我自己。这本书的第一版一万本已销完了，明年就是第二版了。现在我就算是休息过来了，开始做我份内的事。我不想活得长，活着实在很累。”

　　不愿做名人

　　在钱钟书先生在世时，他从来不见记者，不上报纸，也不上电视。甚至一些所谓的学术活动也不参加。钱钟书先生去世后，杨绛先生也如出一辙。他们为什么拒绝媒体呢？虽然外界对此也有不少说法，杨绛先生甚至还出过一本叫《隐身衣》的书。在书中杨绛曾问钱钟书：“给你一件仙家法宝，你要什么？”结果两人都要隐身衣。隐身于书斋，遨游于书海，即便出门最好是人家都视而不见，见而不睹，“万人如海一身藏（苏轼）”。作为一个记者当我面对杨绛先生时，我不由问起这个问题。杨绛笑笑，说：“不见记者倒不是对媒体有偏见，主要是怕他们写我们，破坏我们的安静。”

　　“你的信息来源是通过报纸来的多还是电视的多？对网络感兴趣吗？”

　　“对于网络我就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关注了，省省眼睛，我是新时代的文盲（笑）。”

　　“除了《参考消息》还看什么报刊？”

　　“都看看，看些新闻。报刊很重要，不过可以少一些，不需要这么多。我其实很羡慕做一个记者，假如我做记者，我就做一个像《焦点访谈》那样的跟踪记者，或者战地记者，有一定危险性和挑战性。但是，我不愿做追逐名人的记者，访什么名人呀（笑）！”

　　虽然杨绛先生的这番话让我赧然，但我还是被她的坦率打动了。我说：“虽然您不想当名人，但您还是早早地出了名，据说比钱先生出名还早。”

　　杨绛先生笑了，说：“这就证明出名没什么价值。”

　　杨绛对当年轻描谈写地说：“当时我的剧本只是进步剧团用来掩护抗日运动的小戏。因为没有政治气味，还卖座。当时我怕出丑，广告上用了‘季康’两字的谐音。我家里的姐姐妹妹嘴懒，总把‘季康’叫成‘绛’，我就用了‘杨绛’这个假名。”

　　杨绛成了杨季康的笔名，一直用到现在。在这个过程中，杨季康这个名字消失了，杨绛这个名字却深深地在人们的心中扎下了根。当年，杨绛声名雀起之时，钱钟书却还默默无闻。

　　一次，他们一起去看电影《弄真成假》，回家后，钱钟书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然后把主要情节告诉了杨绛。杨绛听罢大为高兴，催他快写。为此杨绛让钱钟书把大学的授课时间减少了，为了维持生活，杨绛连女佣也不雇，家里的杂活自己全兼了。杨绛从小生活在优越的家庭里，哪里干过劈柴、生火的事，整天弄得满脸油烟十指黑的。她急切地等待着钱钟书完成小说，就是做“灶下婢”也心甘。终于，钱钟书一鸣惊人，小说《围城》凌空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