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有深度见解的研究增多，提供给做普及工作的人士参考，则其格调必不俗。水涨船高，普罗大众的知识兴味或也能持久不衰。

前段时间陪几位老先生吃饭，听到一则周谷城先生的轶事。某次周先生在课堂上谈起毛泽东在游泳池里，一个猛子从深水区扎进去，就从浅水区游出来了。

“同学们，主席这是深入浅出啊！我不行，我是浅入深出。”席间大笑。

深入浅出是作文、演说者追求的妙境。即便是窄而深的专业论文，作者也希望研究心得能为读者了解，遣词造句，字斟句酌，唯恐不够严密周全。普及性的作品既然立意要“和普通人发生交涉”，则更须放低身段，寓教于乐，使人于大欢喜中领会无上甚深微妙法。然而深入浅出也是一个极高的要求，其中关节在于，作者先须“深入”才行。这道理古人说得很清楚。《易·系辞》云：“惟深也，能通天下之志。”李斯《谏逐客书》有“随俗雅化”一词，唐司马贞解说：“闲雅变化，而能通俗也。”雅能通俗，则其重点在雅，和今日通俗一词落在俗上不同，亦此意也。

不过，这一认知在清季民初就开始发生变化。有人提出，中国传统教育，从文字到内容均过于高深，不便“下流社会”掌握。“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迂阔玄远，何如“叮当叮，上午八点钟了，我们上学去”一类文字浅白清新？多年过去，中国今日的教育程度已较当日“普及”时期高出许多，精神文明的需求也随之增长，这单看以讲史为主的“百家讲坛”节目之红火即可知一二。几位“坛主”广受追捧，风气所及，像我这类治史者也跟着沾光，亲友或以能上“讲坛”为祝，则其在普通民众间，确乎代表了“学术”的形象。

过去所谓“引车卖浆者流”不再只关注柴米油盐，而想知道一点学术，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好事。这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何讲坛诸子常受“学院派”的打击而声望依然高居不下。坛主们受欢迎，固有其个人魅力在，但民众对学术兴趣日浓，才是真正的源头。学院派仅在知识学理上寻瘢索瑕，而不提供另一套更好的替代版本，对一般听众而言，正是文不对题，宜乎影响有限。

然而话说回来，民众的要求既高，则供应方总须拿出点精品才是。如果所述都是“大禹可能有婚外情”、“貂蝉死在成都”一类非常雷人的结论，则除了误导听众进而败坏民众对学术的兴味外，还有何意义？当然，假如作者光明正大地承认这只是“戏说”或是“演义”，问题倒也不大，因那是“艺术”，和“学术”是两条道上跑的车，有不同的准则。然作者偏以学者身份出现，且确被听众认可，则此中分际，不可不辨。

自然，不是每一位坛主都这般信口开河，然所谓“硬伤”似也不少。这不知是否因讲的人潜意识里认为这只是“普及”，随便一点没关系。倘果真如此，则其罪过大矣。按随便二字绝不随便。孔子自称十五岁“有志于学”，到七十岁才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那从容洒落的背后，原是五十多年的克己修为。否则举手投足，一味放肆，何异小人？讲学的道理也一样。要做到挥洒自如、谈笑风生，一定的研究工夫必不可少，至少须把既存成果融会贯通，学养深邃，难度恐不亚于写合格的专业论文。

更重要的是，这看来只是普及中的问题，实际上或更暴露出学院中研究的危机。与不少学人纷纷出位，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走向大众相应，常见人说有些学术著作的读者不过只是几个专业人士，言下甚为惋惜。不过，钱钟书早云，“大抵学问乃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则其本不需考虑争取读者一类问题（据说“文革”时期连一些公社甚至大队都订有《历史研究》，然恐无人认为那是历史学繁荣的标志）。坦白说，不少学者对普及的热心，恐难免贪慕浮名之讥。一般而言，学人的常态还应是目不窥园，暂从普及的队伍里退出来，及学有余力之时再出而为人，庶可少些偏颇。而学界有深度见解的研究增多，提供给专门肆力于普及工作的人士参考，则其格调必不俗。水涨船高，普罗大众的知识兴味或也能持久不衰。

1920年9月，胡适曾在北大开学典礼上批评其时“传播”新文化的人，说他们不过是“拿着几个半生不熟的名词……你递给我，我递给你”，美其名曰“普及”；北大师生应该去做的是创造性的“提高”工作，以满足社会上真正的“智识饥荒”。他说：“只有提高才能真普及，越‘提’得‘高’，越‘及’得‘普’。你看，桌上的灯决不如屋顶的灯照的远，屋顶的灯更不如高高在上的太阳照得远，就是这个道理。”90年过去了，太阳仍比屋顶的灯照得远。
（作者为四川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