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熟悉于士林也传于民间的小故事，说是有个久试不第的落泊书生，诗文颇佳，传颂于乡里。见到身边不平之事，他常常赋诗讥讽，就连高高在上的父母官也难逃其笔伐。一日，他独自饮了半壶老酒，头晕耳热之际，诗兴大发，展纸挥毫，县太爷贪婪形象顿现笔端：

柱头白蚁仓中鼠，

直堪与君相尔汝。

鼠蚁犹在暗中偷，

君取不输白日虎。

　　诗成后，有好事者送呈县衙。衙役皆认为以犯上之罪名抓捕书生下狱，县令摇头不许，说他不能做杀弥衡的黄祖，降服书生应当另寻妙策。自此后，书生是食有鱼而出有车，相随县令出入于公门，笔下诗文愧少，案牍渐丰。

　　这个故事向来被看成是古代恃才傲物的读书人，处在穷途未通之际，困居陋巷，表面上安贫乐道，轻富贵而蔑王侯，心里却无一日忘记自己虽身在草莽而志在朝堂，也无一日不在给自己制造登上政治舞台的机会。一旦好运降临，这些“野鹤”便欣然结巢于衙檐之下。从此他们也就背上了“为五斗米折腰”的耻辱名声。

　　然而，读书人谁不清楚做人要有“贫贱不能移”的品格，为什么他们还要“口非心是”，投靠权贵放弃读书人的根本？我想不为别的，只为当时社会提供给他们的人生出路太少，在众生争挤的科举之途外，落第的读书人若不依附官府就几乎无路可走，要想恒久地保持这种品格也太为难他们，也不切实际。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指出，在中国封建时代，来自寒门庶族的读书人，他们身上所维系的不单单是自己个人的前途，而是整个家族的命运。先是家族里大小人丁都要节衣缩食供养他们读书，获取功名加官晋爵之后，他们要反哺整个家族，这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内在原因。承载着巨大经济压力和精神负担的读书人，不是人人都能走通这条科举之途，据有关资料显示，进士的录取率仅在3%左右，会员、解元的录取率要稍高一些。在实行科举制度的一千三百多年里，一共产生进士十几万，举人一百多万。科举考试通常是三年一次，放榜后，没上榜的读书人如果经济条件还能勉强撑得住，都会在这条道上继续俯首潜行，“五十少进士”的现象太正常不过。而生存环境已窘迫到崩溃边缘或年事已高的落第书生，就只能“鬓毛如雪心如死”，含恨告别举业了。他们往后的人生，大多数是在孤寂、落寞、变态中度过。范进们中举后有多喜悦，孔乙们落第后就有多悲凉。那么，他们的余生将何去何从，又是以何为生呢？

　　封建社会有四种主流身份：士、农、工、商。选择从商，那时商业很不发达，商人也不像今天的企业家们如此风光，走到哪里到都有人跟着前呼后拥。相反，商人是社会中的最下等公民，被社会整体所鄙视。不但自己这辈子踏上仕途无望，连子孙后代考取功名的资格都没有。据齐如山先生说，只要参加过科举考试，哪怕是未考取的童生，都享有与县官平起平坐的资格。而即使是家藏万贯的巨商大贾见到县官，也得站在一旁听候吩咐。因此，除了那些对仕途彻底绝望的人，一般来说，都不会从商。做工匠（也包括像今天的科技工作者），也不是个好选择。封建社会的工业和商业一样，很落后。制作工艺技术、技巧会被人们视为“奇技YIN巧”。从明代伟大的科技著作《天工天物》都没被《四库全书》所辑录，就知道工匠们的社会地位有多低了。封建时代的读书人除了官宦之家的子弟外，基本上是来自耕田种地的农家。他们在读书之前就是农民身份了，要是甘心于务农，当初又何必费这般力气去读书？

　　科举制度作为一种选拔能臣干吏的方式和手段，在考试内容和规则制定上存在一些毛病，但其本身并没有多大错误。直到今天，政府部门招聘公务员不仍然还在采用考试方法吗？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对科举制度不但没有全盘否定，甚至对“八股文”也采取宽容态度，他说八股文所测试的不是考生掌握了多少知识，而是测试考生的处理新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对他将来为官处理事务时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科举制度最大的弊端，是体现在解决落第读书人出路问题上。在当时社会的四种主流身份中，有三种是他们不愿或不能去选择，剩下的依然只有“士”是他们可望而不可及的人生期望。

　　落榜下第的书生，常年都生活在压抑之中，因为社会从不关心失败者的心理感受，也没人会考虑是不是所有有智慧的大脑都适合去考试？在只问结果辉煌不辉煌，不问过程艰难不艰难的科场上，他们的失意，无疑预示着他所在的这个家族就基本上断绝了成为名门望族的可能。在功名榜张帖前后的瞬间，他从家族的“希望之星”一下了变成“霉运之星”。从此后，他要忍辱含垢，努力调整好心态，来面对周围人群甚至是亲人所投来的轻视、失望和怨责的目光。他又重新回到与自己脐带相连的身份序列中去，像父辈、兄弟们要那样，尽到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职责。但他心里很清楚，他这辈子是“开弓就没有回头箭”了，在科场上没能做到“雁塔题名”，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总有一天会寻到机会，来最大限度地弥补这个人生缺憾。

　　在大居士南怀瑾先生看来，中华文化思想的本原应该是《易经》。无论是孔、孟、老、庄还是诸子百家，他们的思想都是以《易经》为依托衍化而成。《易经》里有两个最基本的概念：阴和阳。阴、阳在哲学上是一组对立统一的矛盾。中国人在为人处事方面，处处都离不开阴阳二字。如果说在朝的读书人是阳，那么在野的读书人就是阴；官吏是阳，幕僚就是阴；表面上待人接物的方式方法是阳，暗地里为自己盘算进退的分寸拿捏就是阴。落第读书人既然不能拥有“阳”光灿烂，获得主流身份，入朝为官，那就只能争取“阴”的一面，去官府做幕僚。社会为做官设立了科举制度，却没有为招聘幕僚提供晋身之阶的规则。他们只有依赖个人能力，想方设法来达成“西宾”的目的。

　　读书人应该是社会的表率。这句话在乍看之下是没毛病，但生活已到了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地步，还要他表率下去，这恐怕就不人道了。真能做到这样，数千年来，仅颜回一人而已。常人终究抵挡不住锦衣玉食和能让自己施展才华的诱惑。故事里的落泊书生，不排除是读书人中的奸猾之徒，他的虚伪丑恶的嘴脸当然要受到鞭挞。但也有另一个可能，也许是他在揣摩透县令的心理后，在幕僚位子竞争异常激烈的前提下，才不得不作讽刺诗，以完成他成为“西宾”的夙愿。他的策略只是万千落第书生谋求出路的策略之一，不过比其他人更为有才也更为高明。在他的心理或许依然没丢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读书人价值观。但他这种做法却先天性地存在风险，因为若是被有“酸葡萄”心理的同行看到，不需加工，就能把他描述成一个没有气节的读书人的龌龊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