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海外特别是西方儒学研究著作的不断引入，读者发现不少西方学者在其儒学研究的著作中常常流露出对于儒家传统核心价值的欣赏甚至认同。于是，儒学能否成为西方人士安身立命的所在，自然成为很多中国读者感兴趣的一个问题。《中华读书报》提出以“外国人能否成为儒家”为议题作为目前国学讨论的一个焦点，正是审时度势下颇具慧眼的一项举措。

（图：华夏文明网）

儒家以四海为家

　　事实上，如果“外国人”指的是国籍意义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的人士，那么，大批在1949年之后“花果飘零”到异域而取得他国国籍的海外华人，很多都是中国儒家传统价值的提倡和力行者。20世纪60、70年代，当儒学价值在中国大陆遭受史无前例的浩劫之时，反倒是那些具有外国国籍的海外华人在国际上为儒学“正名”。在这个意义上，外国人可以成为儒家，显然不是问题。不过，时下的疑问并非针对这一类具有外国国籍的华裔人士，其对象毋宁是种族意义上“中国人”之外的其他人类。

　　问题是，即便是就种族意义上“中国人”之外的人士来说，成为儒家其实也早已不成问题。中国虽然是儒学的原乡，但儒学很早便传入韩国、日本、越南等地，与当地的本土文化结合之后，形成了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儒学传统。由此，在这些国家的历史上，也是大儒辈出。如韩国的李退溪（1501-1570）、李栗谷（1536-1584）、郑霞谷（1649-1737），日本的林罗山（1583-1657）、中江藤树（1608-1648）、山崎暗斋（1618-1682）、贝原益轩（1630-1714）、佐藤一斋（1772-1859）以及晚近去世的冈田武彦（1908-2004）等，都是一时翘楚。

　　以韩、日等东亚国家的儒家人物论证“外国人可以成为儒家”，或许仍不足以释人之疑。因为“西方人能否成为儒家”，才是眼下“外国人能否成为儒家”这一议题的真正所指。不过，对此答案也很明确。波士顿大学神学院前院长、著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南乐山（Robert　Neville）于2000年出版的《波士顿儒学》（Boston　Confucianism）一书，就是一位具有深厚基督教背景的纯粹西方人士自觉选择儒家认同的见证。与南乐山在波士顿大学神学院共事且目前仍担任神学院副院长的白诗朗（John　Berthrong），作为“波士顿儒家”的成员之一，同样为西方人成为儒家提供了活生生的例证。事实上，除了直接宣称自己儒家认同（Confucian　identity）的这两位“波士顿儒家”之外，还有相当一批并未以儒家名号为标榜，却同样颇能体现儒家人格与精神气质的西方学者。譬如，哥伦比亚大学目前已届90高龄的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教授，不仅和已故陈荣捷（Wing-tsit　Chan）先生一道，对于儒家经典在美国高等教育的推广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同时也是一位身体力行儒家核心价值的君子儒。夏威夷大学的安乐哲（Roger　T.　Ames），以古典儒学和道家研究以及中国古代经典英译名世，其为人也如孔子所称许的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由此可见，不论对于历史上的东亚他国，还是现在的西方世界，外国人既能“研究儒学”，又能“成为儒家”。早在新千年伊始，笔者即曾指出：“儒学作为价值信仰的一种类型，已进入全球意识。它不仅可以为中国、东亚地区的人士提供安身立命之道，亦有可能成为西方人士信仰方式的一种选择。”

儒家必宗儒典

　　对彭国翔而言，外国人能够成为儒家不仅不是“问题”，甚至更是思考相关问题的“前提”。但这并不意味着眼下讨论“外国人能否成为儒家”没有意义。事实上，该议题具有远为深广的蕴涵，至少有以下两点值得进一步深思熟虑。

　　首先，儒学价值早已超越地域、族群、特定政治社会结构和经济模式，成为任何人都可以选择认同的安身立命之道，但深沉的价值信守从来都源自对儒家经典及其诠释传统的深造自得。“外国人能否成为儒家”之疑不指向韩、日等深受汉字文化圈影响的东亚儒家，而实际针对当今的西方人士，一个不言而喻却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日、韩那些“儒家”从来都是直接研读儒家原典而最终成为“儒家”的；他们直接以中文为其文字，其自幼研习儒家经典的经验，根本与朱熹、王阳明等中国历史上的大儒无异。因此，“外国人能否成为儒家”，涉及儒学价值的普世化与儒家经典原始文字载体之间的关系这一深层问题。儒学当然可以用中文之外的其他语文来言说。不过，社会大众的一般传播与精深的专业研究毕竟有别，中文（具体说是古汉语）的儒学经典终归是儒学价值的“源头活水”。除非语言文字的“不可译性”（untranslatability）不存在，否则，中文的儒家经典及其典范性诠释（如朱熹的《四书集注》）不仅不能置若罔闻，更是必须不断深究的终极理据。诚然，现在不少优秀的西方哲学家未必精通拉丁文、希腊文。在有很好的英译本的情况下，一些西方学者亦能把握儒家经典的要义。但要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达到孟子所谓“居之安、资之深”、“左右逢其原”，恐非精通原文不可。最杰出的西方哲人多通拉丁文、希腊文，不能者毕竟引以为憾。西方精研儒学且认同儒家者，其实也大都具备中文古典的良好训练。

儒家的“死亡之吻”

　　其次，对于“外国人能否成为儒家”这一问题，大多数人的重点所在恐怕是“什么人可以成为儒家”，而不是“儒家是什么样的人”。不过，如前文所论，前者本不成问题，需要深究的倒是后者。依笔者之见，“儒家”至少需要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对儒家经典和儒学传统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二是对儒学核心价值具有相当程度的认同。前者是“知”，后者是“信”。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知性的了解而无价值的认同，自然算不上“儒家”，不过“儒学从业员”而已。但若非植根于深厚的学养而轻言儒家认同，难免“走火入魔”。至于假儒家名号而别有用心者，虽然不足与论，但当前更值得警惕。“批孔”的年代敢于公开宣称自己认同儒家，其真诚大概无可怀疑。但在一个标榜儒学能够沽名渔利的时代，“儒家”者流风起云涌，“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其间真伪就必须辨别了。如今的中国大陆，不幸正处在这样一个“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局面。眼下动辄在公共领域尤其媒体祭起儒家旗帜者，不乏“醉翁之意不在酒”者。而给“儒学热”泼冷水甚至提出批评者，有时反倒是儒家真精神的体现。清儒颜元（1635-1704）所谓“天下宁有异学，不可有假学。异学能乱正学而不能灭正学。有似是而非之学，乃灭之矣”。种种“似是而非”的“假学”、“伪儒”，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对儒学的真正复兴，只能是“死亡之吻”（kiss　of　death）。儒学价值未能为“五四”反传统思潮尽毁，却有为种种“死亡之吻”所灭之虞。如何避免蹈此境地，决非杞人忧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冷静、深邃地思考“如何才算是儒家”，当是探讨“外国人能否成为儒家”的题中首要之义。

　　最后，彭国翔愿郑重指出，正如历史上的“夷夏之辨”主要是就文化而非地域而言一样，“儒家”不必是中国人、东亚人士的专利。否则，不会有“礼失而求诸野”之说。但中国毕竟是儒学的祖国，中国人自己如果不能在浩劫之后真正重建儒学的价值系统，让儒学在“复兴”的表象之下成为“商业化”和“政治化”的牺牲品，非但“儒家”人物仍不得不“乘桴浮于海”，以至“流落人间者，泰山一毫芒”，作为一种“文明”或“价值系统”的整个“儒家文化”，更是终将难逃“随风而逝”的命运。这一点，实在是中国大陆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如今所面临的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