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英文名约瑟·尼达姆（Joseph Needham,1900-1995），因崇拜中国文化尤其老子（李聃），所以取中文名为李约瑟，别号十宿道人。他以西方式的严密研讨和分析归纳，尽毕生精力发掘东方科技文明的神秘世界，以超乎常人的勤奋主编出版七大卷34册巨著《中国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以前的译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史》不够确切）。

　　李约瑟取得这个惊人成就，起因于他们夫妇俩跟一位中国女子（形同姊妹）的文化因缘。李约瑟说，鲁桂珍（英文名：Lu Gwei-Djen ) 是这一番巨大事业的“荷尔蒙和激励者”。

英国伦敦剑桥大学内的李约瑟故居

李约瑟

李约瑟的中国情结

　　出生于伦敦的约瑟夫·尼达姆曾在剑桥大学攻读医科，24岁获博士学位，同一年与大学同学德萝西·莫耳（Dorothy Moyle，后改中文名李大菲）结为伉俪，两人齐头并进，都成为享誉世界的胚胎生化学家，并双双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31岁时出版了《化学胚胎学》，又发表《生物化学形态学》和《胚胎学史》，被科学界誉为“化学胚胎学之父”。德萝西·莫耳比他年长4岁。夫妻恩爱，志同道合。人到中年的尼达姆夫妇正处于婚姻美满、事业有成的巅峰状态。

　　1939年，一个偶然的因缘，使李约瑟萌发了探求古中国科学文明的强烈冲动。这个关键性的激励，来自中国留学生鲁桂珍（1904—1991）女士。她1937年进剑桥攻读营养学博士学位，导师就是尼达姆夫人德萝西·莫耳（Dorothy Moyle）。

　　鲁桂珍1904年生于南京，祖籍湖北蕲春，父亲鲁茂庭（字仕国）经营药材。她早年在金陵女子大学攻读生理学，后在上海一家医学研究所进修生物化学。抗战初期，未婚夫（据说是空军飞行员）牺牲在抗日前线。当时鲁桂珍年逾而立，遭此巨痛，遂断念于婚姻，成为“独身主义者”。她拟远赴欧洲留学，献身于科研，获得父亲的经济支持。这位中国女科学家身材娇小，聪慧活泼，个性鲜明，虽称不上美人，却也端庄慧秀，深得尼达姆夫妇的喜爱，经常邀到家中，饮茶进餐聊天。不经意之间，竟然彻底改变了尼达姆的后半生。

　　鲁桂珍向尼达姆介绍古中国科技的发明，激发了他的浓厚兴趣，父亲曾写信给鲁桂珍说：“人类历史上的一些很基本的技术，正是从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只要深入研究，还可能发掘出更有意义的事实。至少应当说，中国的全部科学技术史，应该是任何一部世界成就史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鲁桂珍曾把这封信念给尼达姆听。这些，使他形成了“一个宝贵的信念，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中曾起过从来没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中国的全部科学史，应该是任何一部世界成就史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一分册)。由此，把目光转向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李约瑟回忆道：“命运使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国文化价值和中国文明这方面来。”(《李约瑟文集》)

　　这位40岁的英国生化学家开始学习汉语、汉字。36岁的鲁桂珍就成了他的启蒙老师，为他起了一个中文名字：李约瑟！

　　后来李约瑟又从一位捷克汉语教授那里接触到《庄子》，由此迷上了道家学说。夫人德萝西全力支持，夫唱妇随，不仅改姓为李，还把名字 Dorothy 改译为中国化的 “大斐”。

小字辈的鲁桂珍反成了李约瑟夫妇的良师益友。

　　二人密切合作并于1939年写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科技史处女作：《中国营养学史上的一个贡献》。嗣后，抱独身主义的鲁桂珍奉派去美国从事医学研究，但仍与李约瑟书信往还，经常讨论共同向往的崇高目标。

　　1942年，李约瑟新著出版，扉页上写的是“此书纪念友人李大斐、鲁桂珍女士”；后来干脆就称呼她为“珍妹”。鲁桂珍始终抱定主意：独身至老，一直未婚。

1954年英文版《中国科学与文明》第一卷《导论》

剑桥大学出版社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英中科技文化合作的使者

　　1942年，粗通汉语的李约瑟出任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以及英国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他在重庆组建了中英科学馆。这是抗战期间中英的合作项目。

　　李约瑟的使命，是为当时受日本封锁的中国科教界提供物资交流与信息沟通。

　　他乘飞机经印度抵达昆明，在云南、贵州、四川、重庆遍访了许多处于抗战大后方的大学和学术机构。后来又驾车直驱10多个省，西北直上陕西、甘肃，到达敦煌，东南到达广东、福建。李约瑟的实际考察，更增添了他对中国文明的认识。1944年，李约瑟的夫人也来到中国。

　　1943年李约瑟在河南大学初识5485卷的《道藏》浩繁经典，使他更深入地沉醉于道家学说。1945年他草成《中国的科学与文化》一稿，已勾画出了未来巨著的轮廓。为实现他的计划，李约瑟把远在美国的鲁桂珍召到重庆，协同商讨。李大斐夫人于抗战结束先期回英国后，李约瑟及其助手鲁桂珍二人足迹遍于上海、北平和南京，寻师访友，广泛收集文献和各种历史资料。

　　1942年至1946年的战时中国之旅，使李约瑟加深了对中国文明的认识。他说，这次中国之行“注定了我今后的命运，除了编写一本过去西方文献中旷古未有的中国文化中科学、技术、医药的历史专书，我已别无所求”。一朝相许，终身不渝。

举世无双的“三人行”

　　1946年夏，李约瑟应邀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自然科学部副主任。在他推荐下，“珍妹”鲁桂珍也于1947年到巴黎在该部秘书处任职。李约瑟往来于伦敦和巴黎之间，仍致力于古中国科学文明研究。1948年从联合国返回剑桥，他名义上回归旧职，还是生物化学教授，但已完全专注于新的事业。

　　1954年初《中国科学与文明》第一卷《导论》问世。在书的扉页上，李约瑟郑重题字：“谨以本卷敬献给南京药商鲁仕国。”（鲁桂珍的慈父）又两年后，第二卷《科学思想史》出版。

　　1957年，鲁桂珍作为《中国科学与文明》写作组正式成员重返剑桥，她的住所距李约瑟家仅几步之遥。她成为李约瑟撰写不可缺少的重要助手与合作者。

　　1979年，《中国科学与文明》已出版十一卷册，为了让这项工程延续下去，让更多的科学家参与其中，75岁高龄的鲁桂珍策划，到1983年正式成立了李约瑟研究所，李约瑟任所长，鲁桂珍为副所长。新建的研究所也是按照鲁桂珍当年母校（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教学楼为蓝本而创建，小桥流水，回廊亭台。此地不仅是学术重地，也是剑桥一景——人们都亲切俗称这里为中国庙宇，东方文明的代表。

　　杰出的学者鲁桂珍1965年被选为剑桥大学路西·卡文迪许学院院士，1979年被剑桥大学罗宾逊学院授予终身院士和评议员。鲁桂珍在李约瑟的人生转折中起了关键作用，她作为最得力的助手，终生陪伴李约瑟探求中国古代科学与文明。不久，《中国科学与文明》中文译本陆续在北京出版（起初译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史》）轰动了中国文化界。

　　奇缘之成，不可遗漏李大斐夫人的功劳。“三人世界”亲密无间、情同姐妹兄弟，协同工作、旅游以至游玩，可谓古今罕见。李大斐是研究肌肉学的权威，也是皇家学会的院士。她性情温良，深识大体，对夫君事业全力支持。但毕竟隔了一层，不能深入李约瑟的精神世界。李约瑟是个血性男儿，易于激动；又是个老实巴交的书呆子，经常需要女性的抚慰。爱妻大斐身体欠佳，1948年起患更年期早衰症，60年代初因白内障而一目失明；又因肺癌切除左肺；70年代患老年性痴呆症，丧失记忆；生活无法自理。1972年最后一次到中国大陆，时刻需人扶持左右。鲁桂珍义不容辞地代行大斐的某些职责。

李大斐到1982年后，除了夫君，谁都不认识了。

　　李约瑟一如既往忠于他的爱妻：“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直到1987年德萝西91岁时去世，他们夫妇共同生活了整整64年。剩下李约瑟无子无女，孤身一人。

　　德萝西去世后，李约瑟将爱妻的骨灰埋在办公室前的菩提树下，朝夕相对。

　　1989年9月15日，在好友们的关心下，89岁的李约瑟跟85岁的鲁桂珍，终于在剑桥大学凯思学院教堂举行了感人至深的婚礼。李约瑟动情地说：“娶中国人为妻，最能说明我对中国文化的挚爱！”这一天，距离他们相识已经52年了。整整52年间，他们以兄妹相称，共同的崇高事业，却使得他俩比兄妹手足更加亲近。

1989年9月，李约瑟与中国妻子鲁桂珍举行婚礼

　　令人痛心的是，1991年11月28日，鲁桂珍溘然仙逝。弥留之际，李约瑟一直握着她的手。李约瑟的手改变了西方文化的无知和偏见，鲁桂珍的手却改变了李约瑟的人生道路。

　　1995年3月，“世纪老人”李约瑟接着于跟随两位爱妻上了天堂，享年95岁。

　　座落在剑桥的李约瑟研究所，著名的菩提树周围是一圈花台，台阶上左、中、右依次镶嵌着三块蓝色墓碑——

　　中间一块是“李约瑟博士长眠于此（1900-1995）”；

　　左边一块是“德萝西博士长眠于此（1896-1987）”；

　　右边一块是“鲁桂珍博士长眠于此（1904-1991）”。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bb74a5010081u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