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与“器”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问题，也是中国传统大学的基本问题。长期以来，大学“道”“器”疏离，其整体功能被严重肢解，大学之理想及其精神沉沦。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和本质，是大学存在和发展的基石。随着多元化、综合化、个性化时代的到来，人们提出了实现“道”与“器”、人文与科学、学术性和工具性、思辨理性和技术理性的整合，崇尚理性与追求功利的有机统一，重建当代大学精神的历史使命。

“道”与“器”的关系问题，即理念、学术与工具、功利的关系问题，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问题，也是中国传统大学的基本问题。它涉及大学的理想、理念、精神以及价值取向及其功能定位。大学追求什么？大学的价值取向是什么？人们对大学寄托何种期望？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人们对大学的“道”与“器”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及其价值取向截然不同。今天的大学，已经出现了价值取向整合化的趋势，人们在凸显时代的“器”即科技、工具、功利精神的同时，急切呼唤传统的“道”即人文、本体、理性精神的复归。“道”与“器”、本体与工具、人文与科技的整合，必将成为大学发展的未来价值旨归。

一、“道”与“器”：传统意蕴与现代阐释

何谓“道”“器”？

“道”“器”出自《周易·系辞上·传》，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根据这种解释，“道”即超然于外在形体又存乎于外在形体的非物质的内在抽象的本质、规律、原则、道理、理性、人文、精神、理念以及本体等；“器”即形体外在具体表现出来的事实、现象、器物、工具、科技、行为、实践、物质以及功用等。

“道器”亦即“体用”。如唐代崔憬说：“凡天地万物，皆有形质，就形质之中，有体有用。体者，即形（之）质也；用者，即形而上之妙用也。言有妙理之用以扶其外，即是道也。其体比用，若器之于物，则是体为形之下，谓之为器也。”以“形质”为体，以“形质”的妙用为“用”，即物质与物质的作用之意。把“形质之体”解释为“道”，以“妙理之用”为“器”，即把“道”理解为事物本身，把“器”理解为事物的功用，完全符合《周易》的原意。

也有把“道器”解释为“道艺”的。《周礼·天官·官正》：“会其什伍而教之道艺。”郑众注曰：“‘道’谓先王所以教导民者，‘艺’谓礼乐射御书数。”又《周礼·地官·乡大夫》：“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孔门师徒即持这种观点。如《论语·卫灵公》篇记载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述而》篇记载孔子又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前三者属广义的“道”的范畴，此四者仍是指“道器”。孔门把“道”分为“大道”与“小道”，“小道”乃艺器也。《礼记·礼运》篇记载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儒士君子圣人修行“大道”，低贱卑微之小人行事“小道”。《论语·子张》篇记载孔子弟子子夏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中国传统士人读书求学的根本目的是应举做官，因此必须着眼于崇高之“大道”，而不应拘泥于卑微之“小道”。正所谓“君子不器”也。只是在屡试不中或未出名时，才不得已选择“小道”。所以孔子说：“吾不试，故艺。”又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当代学者涂又光先生在谈到“道”与“艺”时，站在当代学科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角度，将其类比为“人文”与“科技”。他说，受“西学东渐”的影响，近代中国人不讲“道”与“艺”了，而讲“人文”与“科技”了，实际上，“今之‘人文’是古之‘道’的发展，今之‘科技’是古之‘艺’的发展”。当然，“道”、“艺”（“器”）的内涵比“人文”、“科技”要宽泛和丰富得多。

二、“道”“器”疏离：传统大学价值取向审理

中国文化有“德（道）成而上，艺成而下”的传统，重“道”轻“器”（“艺”），重文轻技，重视精神，轻视物质，重视理论，轻视实用，即重视本体，轻视功效。

受上述传统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大学极其重视“道”的传承和阐发（即韩愈所谓“传道”、“明道”），崇尚理性，轻视“器”的传承和发明，轻视实用，以致形成所谓“道统”（韩愈语）。必须指出的是，中国传统的“理性”与西方的逻辑思维、纯粹理性或思辨理性不同，重在直觉思维、道德理性或实用技术理性；而“实用理性”（李泽厚语）亦非技术器物，而是一种关注人世社会的伦理教化智慧。因而，中国古代极其重视伦理精神的“人文化成”功能。

墨家、道家……孟子主张大学应当以传授“道义”、阐明“人伦”为根本任务。墨子主张：“有道者劝以教人”;“教天下以（道）义者功亦多。”老子更把“道”与“器”相对，认为“道”是至高无上的抽象。他说：“‘道’可道，非‘常道’。”“道”亦即“朴”。“器”则是“道”的形形色色的具体表现。“朴散则为器。”孟子认为学校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明人伦”，而他所谈论的“学”，应该是指“大学”。《大学》明确提出大学的理想精神“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董仲舒提出，大学为“贤士之所关，教化之本原”。韩愈提出，大学及其教师的首要任务就是“传道”、“明道”。

在中国古代，大学除了极强的伦理、政治的“人文教化”功能外，其余如科技理性、工具理性被严重弱化或边缘化，从而使大学本有的整体功能被对立、肢解和阉割。

近代以来，受近代知识体系分化、分析哲学思维的影响以及工业化浪潮下“科技知识最有价值”的功利主义思潮的冲击，科技理性成为大学的主导思维及其价值取向，人们片面强调大学的技术工具性、实用功利性，大学形而上之“道”及人文精神、思辨理性沉沦，“道”“器”分裂对立，对大学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近代大学的这种有失偏颇的价值取向在现代似有愈演愈烈之势。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和西方思潮的涌入，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国大学的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媚俗、浮躁、功利、浅薄，严重充斥着当今中国的大学校园。一时间，社会上什么人都想弄顶“硕士”、“博士”帽戴戴，什么人都想弄个“教授”、“博导”当当，大学中各种“公司”满天飞，大学校园被浓烈的市场化、商业化色彩所笼罩。这不知是知识、教育、学位、教授受到重视，还是知识、教育、学位、教授严重贬值？这种状况，不仅挨不上“道”和人文精神的边，甚至也谈不上“器”和科学精神，而是神圣而庄严的大学精神惨遭蹂躏、严重沦落的表现。

三、“道”“器”整合：当代大学精神及其价值取向的重塑

随着多元化、综合化的信息社会的到来，随着人的个性化发展要求的愈益强烈，人们通过对传统大学“道”“器”分裂对立现象（不是片面强调“道”的理性思辨精神而忽视或忘却本有的社会责任，就是极端凸显“器”的实用功利精神而忽视或贬低应有的学术贡献）及其贻害的深刻反思，提出必须重建大学精神，呼唤纯粹思辨理性的回归，实现科学与人文的统一，走向“科学·人文”时代。

近代中国大学的这个过程其实肇始于蔡元培。当年，孓民先生把高等学校分为“大学”和“专门学校”，先是认定“大学是研习高深学问的场所”，既而主张高等教育实行“学术分途”，“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为基本，术为枝干，不可不求其相应。”“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他虽然也认识到，当时“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所以“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但他更强调“学”。他说：“中国固然要有好的技师、医生、法官、律师等等，但要在中国养成许多好的技师、医生等，必须有熟练技能而又深通学理的人。”“一国中，练习技术的人虽多，研究科学的人很少，那技术也是无源之水，不能会通改进，发展终属有限。”这种认识是很有远见的，至今仍有其深刻的理论蕴涵与实践价值。

中国新式大学教育制度“实自西洋移植而来”，自然深受近代西洋大学重实用技术轻思辨科学的过于功利化的价值观念的影响。但是中国当时的情形与近代西方完全不同，不仅技术落后，科学更加缺乏。不加强“学理”研究即基础科学研究，中国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只能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缺乏原创性的创新发明能力。这大概是至今中国本土尚未出现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深层原因之一。从不同类型高等教育机构的功能定位来说，不同层次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应有不同的区分，因此蔡元培是有道理的。但就整个高等教育来说，恐怕这种区分不尽合理。笔者以为，从整体价值取向来看，高等教育不仅应追求学理价值，也应追求应用价值。尽管如此，蔡元培仍然堪称“‘人文·科学阶段’的伟大先驱”。

近些年来，在市场经济大潮要求“大学应当主动适应社会”以及片面的“大学应当从社会边缘走进社会中心”的思想观念影响下，大学与社会走得越来越近，大学成了灌输现成知识的机关或简单技能训练的场所，极少数甚至发展成为贩卖文凭或者允诺教授、博导的地方。这实际意味着，大学在社会面前越来越失去其高贵超然的道德品质和独兀冷峻的价值判断，意味着大学精神的沦落和大学使命的失却。在“象牙之塔”与“社会责任”之间，大学应当首选前者，适当超然于现实生活，超脱于特定政治、经济利益，大学应主导社会潮流，引导社会发展的方向。它的根本价值尺度不应为某一特定的目光短视甚至浮躁浅薄的社会现实价值取向所左右。过于强调“走进社会”、“为社会服务”、“主动适应社会”，把大学的思想理论和道德伦理拉到了和社会现实同等的水平，无疑会削弱大学的本体功能，从而使大学难以承载起在理论思想和道德精神上引导社会向前发展的责任。在精神财富的增长远远低于物质财富增长的速度和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盛行的今天，大学应当而且必须“化俗”、“凝重”、“深沉”、“超然”，应当而且必须对民族、国家和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有所担当，成为对文化传统和历史传承有所承诺，对理想有所奉献的精神殿堂，而不应只是一般知识的传授场所和技能的训练机构，那样只会制造浅薄和媚俗。

今天，我们既要重视大学正从社会的边缘走进社会的中心，也不要使大学完全失却其传统的超然于社会现实的地位。诚然，中国大学正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正从社会的边缘走进社会的中心。因而，处于社会中心的逐渐大众化的大学，既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发挥其引导经济发展、提升经济品位的功能，也要成为文化建设的主阵地，应当站在社会思想道德和精神文化的制高点上引导社会健康和谐运行，引导社会文明向前发展，发挥其提升社会文化品位的功能。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要把民族精神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不仅是继承和弘扬而且要重建和创新民族精神，应当成为当代中国大学的重要任务。因此，大学必须跳出狭隘的实用工具理性和技术操作型模式，必须重建具有民族和时代双重特色的大学精神和大学理念，由“道器之分”走向“道器之合”。

我们今天大谈“大学理念”、“大学精神”、“大学理想”，大谈人文与科技、素质与能力、理性和实用、继承与创新，实则关注的核心仍是现代大学的本质、价值及其功能。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我国的现代化，我们仍然需要科技理性和器物实用。但为了建设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与人的和谐发展，我们举办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为了人的健全和谐发展，因此更需要人文情怀和科学理性相统一的现代大学精神。

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和本质之所在，是大学内在的精神信念和特殊的意志品质的外在表现，是大学存在和发展的基石。正如纽曼所言，大学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与思索的高级力量，它态度自由中立、传授普遍知识、描绘理智疆域，但决不屈服于任何一方。大学应当追求真理，探索学术，独兀不迁，坚持操守，捍卫价值。实现“道”与“器”、人文与科学、学术性和工具性、思辨理性和技术理性的整合，崇尚理性与追求功利的有机统一，应当成为当代大学的伟大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