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超越生死的方式：“逍遥”与“成仙”

既然《庄子》与《抱朴子内篇》看待生死的态度和理论基础都各不相同，二者对待生死自然有一套不同的做法，有各自最终的追求。同为“道”，同为对生死的超越，但庄子与葛洪追求的着重点并不相同庄子所谓的超越生死是讲求精神层面上的彻底超越，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无论是顺命，还是视死生为一体，甚至恶生悦死，都还没有达到庄子哲学中超越死亡的最高境界。因为只要在心中还存有生死念头，就不能最终超越死亡。庄子哲学中对死亡的终极超越是一种“忘”的境界，一种与道泯一、无物无我、忘生忘死的“逍遥”境界。而这种境界，并非人人有之，只有得“道”的真人才能达到。“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孟孙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后；若化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 ”而要达到这种境界，就必须修“道”，修“道”的过程也就是“忘生忘死”的过程。在《大宗师》中，庄子借女偊之口说出了修“道”的过程：“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考察这一过程，我们会发现，“外生”，即忘记生死是修“道”的关键，只有忘生忘死，才能进入不受生死观念拘束、与“造物主”游的“无待”的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就是《庄子》在首篇就提出的“逍遥”境界，也是庄子哲学中的最高追求。一句话，达到了“逍遥”也就是超越了生死。

而与庄子从精神层面对死亡进行超越不同，葛洪认为，精神与肉体是相互依存的，所以要超越死亡就意味着得到精神与肉体的永生——成仙。“成仙”这一方式在葛洪眼中是行之有效的，也是他孜孜以求的目标。因此，在《抱朴子内篇》中，葛洪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论证神仙的存在和长生久视的可能。“或问曰：‘神仙不死，信可得乎？’抱朴子答曰：‘……万物云云，何所不有，况列仙之人，盈乎竹素矣。不死之道，曷为无之？’”又说：“不见鬼神，不见仙人，不可谓世间无仙人也。”世间之大无奇不有，万物皆有存在的可能，我们不能以自己的无知、偏见去否定神仙的存在。在此，葛洪不仅从否定人的感官知觉和阅历的有限性入手来论证神仙实有和长生久视的可能，而且还征引史实来说明他的观点：“按《汉书》栾太初见武帝，试令斗棋，,棋自相触。而《后汉书》又载魏尚能坐在立亡，张楷能兴云起雾，皆良史所记，信而有征，而此术事，皆在神仙之部，其非妄作可知矣。小既有验，则长生之道，何独不然乎! ”又说：“刘向博学则究微极妙，经深涉远，思理则清澄真伪，研核有无，其所撰《列仙传》，仙人七十有余，诚无其事，妄造何为乎？邃古之事，何可亲见，皆赖记籍传闻于往耳。《列仙传》炳然，其必有矣。”葛洪认为，《汉书》、《后汉书》、《列仙传》等典籍关于神仙和方术的记载都是非常可靠的，假如根本没有这些事,古人又何必胡编乱造,来欺骗我们呢? 所以神仙必有,长生久视也可能。葛洪的论证方式虽然略显片面，但我们也可以看出他思想上的一份执著，对人能“成仙”的深信不疑。

《抱朴子内篇》一书不仅用了大量篇幅来论证神仙的实有和长生久视的可能，而且用了更多的篇幅来告诉人们如何成仙。葛洪认为，要想成仙，最重要的是服食金丹大药：“长生之道，不在祭祀事鬼神也，不在道引与屈伸也，升仙之要，在神丹也。”其次，葛洪认为“宝精”、“行气”对于成仙也很重要。他说：“欲求神仙，唯当得其至要，至要者在于宝精行气，服一大药便足，,亦不用多也。”再者，懂得一些医术和方术也是养生、长生成仙的基础。虽说成仙服一金丹就足矣，但金丹大药并非一朝一夕能炼成的，所以学一些医术和方术来养生避害也极为必要。另外，葛洪还强调：想成仙，就一定要诚心，要相信神仙实有，要遵循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最后，想成仙还要清心寡欲，因为过多的欲望或者纵欲过度往往会使人不能专心于“仙道”，甚至使身体受到损害。可以说，一部《抱朴子内篇》，有很多的篇幅就是围绕着神仙实有及如何成仙展开论述的。

四、葛洪对庄子的非难及成因

由上面的论述可知，《庄子》与《抱朴子内篇》在对待生死的态度及理论基础、超越死亡的方式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这恰恰也是“道家”与“道教”的思想分界。这些差异也就导致了葛洪在其书中多次对庄子的思想进行非议和指责。

葛洪在《释滞》篇中说：“至于文子庄子关令尹喜之徒，其属文笔，虽祖述黄老，宪章玄虚，但演其大旨，永无至言。或复齐死生，谓无异以存活为徭役，以殂殁为休息，其去神仙，已千亿里矣，岂足耽玩哉？其寓言譬喻，犹有可采，以供给碎用，充御卒乏，至使末世利口之奸佞，无行之弊子，得以老庄为窟薮，不亦惜乎？”在这里，葛洪的批评对象是非常明确的，他认为庄子的“齐生死”之说“以存活为徭役，以殂殁为休息”，根本就不是什么至理名言，而是与神仙理论背道而驰的。庄子的寓言譬喻，虽也有可取之处，但却容易被奸佞之徒利用，成为他们为非作歹的借口。更为甚者，葛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曲解庄子，认为庄子也未能齐同生死。他说：“俗人见庄周有大梦之喻，因复竞共张齐死生之论。盖诡道强达,阳作违抑之言，皆仲尼所为破律应煞者也。今察诸有此谈者，被疾病则遽针灸，冒危险则甚畏死。……老子以长生久视为业，而庄周贵于摇尾涂中，不为被网之龟，被绣之牛，饿而求粟于河侯，以此知其不能齐死生也。晚学不能考校虚实，偏据一句，不亦谬乎？”在葛洪眼中，庄子也是贵生、乐生之徒，并不能真正做到“齐生死”，在束缚、饥饿与死亡面前，庄子也不能做到言行一致，而本能地选择了趋吉避凶。其实，葛洪对庄子的这种指责和曲解，正源于道教和道家生死观的差异。王明先生说：“神仙道教的中心目的是求练形全身，求长生不死。庄周坚持齐同死生，还说什么‘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溃痈’，这跟神仙道教的旨趣根本不可同日而语，道家和道教的分界线在这儿昭然若揭。”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它必须有吸引人的地方，而人能成仙、长生不死的理论,正是道教拥有众多信徒的原因。而庄子却叫人视死生为一体，甚至乐死恶生，也就难怪葛洪要对他痛加指责了。

另外，庄子对于生命，遵循的是道家那种清静无为、顺其自然的态度，庄子强调无所作为，认为什么也不做反而能与道为一。而葛洪坚持的则是积极有为的养生、长生哲学，他无处不凸显出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只有学习、苦练才能成仙。所以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际行动中，庄、葛的生死观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和对抗性，这同样也构成了葛洪对庄子非议的理由。

再者，葛洪认为遵循儒家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也是成仙的一个必要条件，而庄子对于儒家的仁爱、是非之说向来持批判态度的，,他把是非、仁爱看成道的亏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只有将是非融为一体才是庄子之“道”的圆满表现，而这恰恰与葛洪的观点相背。这又构成了葛洪批判庄子的另一个原因。

最后，葛洪所处的时代，正是玄风大盛的时代，也是庄老学说大行其道的时代。但是，葛洪除了是一位道教学者之外，还曾经是一位有着救世思想、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文儒，所以他对魏晋时期空谈误国的玄风甚是不满。他说：“世人薄申、韩之实事，,嘉老、庄之诞谈。然而为政莫能错刑，杀人者原其死，伤人者赦其罪，所谓土柈瓦胾，无救朝饥者也。道家之言, 高则高矣，用之则弊，辽落迂阔，譬犹干将不可以缝线，巨象不可使捕鼠，金舟不能凌阳侯之波，玉马不任骋千里之迹也。”道家的言论虽然自视甚高，有着超凡脱俗的境界,在现实中却不见得实用，这当然与葛洪那种骨子里经世的思想相违背。《庄子》作为玄学思潮的经典文本，与葛洪的儒家思想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冲突，这也导致了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对其人其书的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