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博物馆是一种多元化的理念与实践

西方主要语言中的“博物馆”一词（如英文museum）均来源于希腊语“缪斯神庙”（mouseion）一词。在古希腊神话中，缪斯（希腊语Mousa，即英文muses）是众神之王宙斯与记忆女神莫涅摩西涅（Mnemosyne）所生的九位女儿，她们作为艺术与科学的保护神，各有专司。

缪斯，是希腊神话中数量仅次于象征自然与生命的十二泰坦神（Titans）的一组多元神祗，这暗示了博物馆与多元化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

19世纪后半叶，欧美近代博物馆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之初，曾被称作“公所”、“行馆”、“万种园”、“画阁”、“军器楼”、“积宝楼”、“集宝院”、“集奇馆”、“积骨楼”、“禽骨馆”、“古物馆”、“陈列所”等等1，这种混乱正是源于博物馆的多元类型。后来名称逐步统一为相似的“博古馆”、“博览馆”、“博物馆”、“博物院”，而以“博物馆”最为通行。

这一译名可谓抓住了博物馆的两个基本特征：“博”与“物”。“博”就是多样性和多元化，“物”就是作为博物馆基础的内容。汉语“博物”一词，最早见于《左传·昭公元年》：“晋侯闻子产之言，曰：‘博物君子也。’”与今义近似。

缪斯是艺术与科学的保护神，“缪斯神庙”当即“艺术与科学的圣殿”之意，这体现了博物馆的初衷及追求。当近代博物馆诞生以后，1755年山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在其编著的《英语词典》中将博物馆（museum）定义为：蕴涵丰富学问的奇异物品的贮藏和陈列场所。其内涵是比较狭窄的，似乎主要针对自然类博物馆。

至1946年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时，其章程中有关于“博物馆”的定义：“博物馆是指向公众开放的美术、工艺、科学、历史以及考古学藏品的机构，也包括动物园和植物园，但图书馆如无常设陈设室者除外。”对博物馆“物”的分类，体现了博物馆类型的多元化。

国际博协在1951年、1962年、1971年、1974年又多次对定义进行修订，至1989年最终形成了目前的“经典”定义：“博物馆是非营利的、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向公众开放的永久性机构，它为研究、教育和欣赏的目的，收集、保存、研究、传播和展示人类及其环境的物证。”在有形之“物”领域实现了最大的多元化。

2004年国际博协更是将与“非物质遗产”和“数字化活动”有关且符合博物馆其他标准的实体也纳入博物馆范畴，进一步扩展了博物馆的领域。2007年国际博协完全删除了博物馆定义之下的例举，则可视为这一过程的完成。

国际博协对“博物馆”定义的不断修订，其实正是对当代博物馆日益多元化这一现实的反映和适应。应该说，这在增加博物馆外延包容性的同时，也造成了博物馆内涵的不确定性，并因此引起了博物馆界内部的疑虑和分歧。而人为限定博物馆内涵和外延的尝试，一次导致了国际博物馆协会大伤元气的分裂（遗址类博物馆单独组成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一次引起了国际博物馆协会有惊无险的危机（新博物馆学运动的冲击）。

博物馆的多元化还体现在，世界上至今对博物馆没有一个公认完美的分类方法。现有的大多是以藏品类型作为分类的主要标准，例如：日本博物馆协会将博物馆划分为综合、乡土、美术、历史、自然史、理工、动物园、水族馆、植物园和动·水·植10类。美国博物馆协会主张把博物馆分为综合、科学、艺术、历史、体育、学校、公司、展览区等13大类72小类，除了“物”的标准外，引入了博物馆的实体特点，却略嫌杂乱。还有国外博物馆学家认为，世界上现有的博物馆可具体划分为301种类型，其中混合使用了多种分类标准（如藏品、行业、学科、国别等），即便如此仍不尽如意。

世界上现有的近200个国家或地区，无论历史长短、经济贫富、人口多寡、民族构成、宗教信仰，均已拥有博物馆类型的机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博物馆是一种能够适应多元化形态、具备普世价值的理念与实践。

博物馆，无所不在。

二、保护与传承多元文化是博物馆的终极使命

博物馆，归根到底是一种反映“人类及其环境的物证”的文化现象。

据科学家估计，世界上的生物物种在500万种至一亿种之间，他们共同构成了相互依存的生态系统。由于环境污染和人为破坏等原因，全球物种正以每天消失几十种的速度减少。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旨在延缓濒危物种灭绝的速度，以求最大限度地保护地球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也是千差万别的。从本质上说，人类基因尽管有99.9%的一致性，但正是那0.1%的差异决定着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即使是通过克隆（clone）技术产生的所谓“等位个体”，他们在时空、意识、文化等方面也是存在着差异的。

显而易见的是，人类是多种族、多民族的，从肤色可分为白色人种、黄色人种、黑色人种、棕色人种和其他人种，按文化可分为约2070个民族，按语言则可分为约3500个民族。

人类历史上存在过成百上千种文明形态和文化类型（据汤因比统计，人类历史上至少存在过26种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的文明7），正是它们融合、演变、发展形成今日世界的文化面貌。

1971年，加拿大政府宣布实行多元文化政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正式将多元文化定为国策的国家，1988 年又出台《加拿大多元文化法》确立了这一国策的法律地位。8美国和澳大利亚等作为最典型的移民国家，多元文化现已成为其基本文化特征之一。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第31届大会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确认“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特征”、“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3届大会进一步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达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s）。

人类、人类生存的环境、人类创造的文化，在多元化上达到了统一。博物馆一方面作为“人类及其环境物证”的归宿，另一方面其自身的归宿也必然是“人类及其环境的物证”。

正如九位缪斯女神的母亲是记忆女神，而中文的“博古”也往往与“知今”连用，博物馆作为联系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最重要媒介，其终极使命就是直接保护和传承并帮助认识和发展作为人类及其环境物证的多元文化。

换言之，保护和传承多元文化，其实就是保护和传承人类自身的完整性，这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人类的过去、建设人类的现在、开创人类的未来。为此，需要我们具备（培养或唤醒）多元的意识、包容的思想、尊重的立场、客观的理解，摒弃自我的偏见、狭隘的心胸、专横的态度、主观的臆测。

正如房龙（Hendrik van Loon）的名著《宽容》（Tolerance）所记述的，人类历史上曾因偏见和专横导致过众多的惨剧9，人类进步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不断走向多元与宽容的历史。当代哲学研究也表明，从古代到近代，主流思想是一元论；然而，多元论已成为当代思想的主流。即使是以一元论宗教为主流信仰的发达国家，也大都采取政教分离的国策，以包容多元信仰，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经济结构日益趋同、发展兴衰与共，且一致面临着环境污染、能源短缺、气候变化等危机，多元文化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我们同样需要多元的对策，既要防止将全球化与单一文化等同起来，也要避免将多元文化与普世价值对立起来（人类毕竟有99.9%的相同基因啊）。

博物馆，任重道远。

三、中国博物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的博物馆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地域和人民之中，可谓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并因此在多元文化时代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

中国是历史悠久且文明从未中断的国家，考古学家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明划分为六大区系、数十个考古学文化类型，其后夏、商、周“三代不同礼”（《商君书》），春秋战国时期更是形成“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汉代以后名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则儒、释、道、巫并存，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主流文化传统。

中国是世界上地域面积最辽阔、地形地貌最复杂的国家之一，幅员纵横960 万平方公里，海拔高差8800多米，风光无限，气象万千，导致各地气候物产与生活习性差异很大，《晏子春秋》所言“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汉书》所载“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至今仍是常用且恰当的俗语。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民族数量最多、民间信仰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绚丽多彩，共同构成了多元一体的当代中华文化。

这种历史的、地理的、民族的多元化，为中国博物馆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基础，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显示出中国博物馆在保护和传承多元文化方面的实力、潜力和压力。

目前，从数量上看，中国博物馆已经达到约2600家，而且发展势头方兴未艾；从类型上看，几乎涵盖世界上已有的各大类别，包括非物质遗产博物馆和数字化博物馆。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博物馆还存在着绝对数不多相对数更少、地区分布不平衡、类型发展不合理、软硬件水平不协调、利用状况不如意等诸多不足。例如，一方面我国平均约50 万人才拥有一座博物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而另一方面我国博物馆的观众平均数量并不高，绝大多数博物馆门可罗雀。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博物馆也面临着压力甚至挑战。从根本上说，这也是中华文化面临的压力和挑战。因此，如何化压力为动力、变挑战为机遇，尽快提升和完善中国博物馆，不仅是主管部门和博物馆同仁而且也是全社会都应当关注的问题。

政治上、经济上、体制上的对策可以有千条万条，但归根到底是文化上的一条：立足中国的多元文化优势，并将其切实转化为中国博物馆的优势。这是为观众服务的需要，也是博物馆自身生存的需要，更是博物馆实现终极使命的需要。

具体而言，每个博物馆可根据自身的建馆宗旨、历史渊源、现有基础、客观条件，树立自己的优势，形成自己的特色。

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级博物馆，应有世界眼光，不断提升和完善自己，与国外著名博物馆加强交流、平等对话，在国际层面自觉担负起保护、弘扬和传承中华文化的使命。

主管部门可通过政策导向、资金倾斜、宣传鼓励，大力推动地志类、民族类、民俗类、行业类、专题类等弱势类型博物馆和民族地区、边远山区、欠发达地区等弱势地区博物馆的建立与发展，健全中国的博物馆体系，以更好地为保护和传承中华文化服务。

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形势下，我国博物馆界的同仁，浸润着“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传统智慧，正积极投身于博物馆多元文化的实践与研究，相信能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博物馆学，在国际博物馆学界催生适应并推动中国博物馆发展的中国学派。

博物馆，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