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由于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和历史悠久，中国文化的内部有很大差异，换句话说，就是具有丰富的“文化多样性”。有人说，中国文化的内部差异甚至大过欧洲：一个东北人去广东，另一个西北人在上海，很难听懂当地的方言，境况比一个柏林人在巴黎更感窘迫。我们说：中国是一个“天生的多元文化”（Multi-culture by nature）社会，这几乎是举世公认的。

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有很多方法。古今中外，一个简单，也是很重要的方法，就是看这个民族所信奉的宗教和哲学。正像欧洲文化和基督教有关一样，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和儒、道、佛“三教”传统有很大的关系。

在儒、道、佛“三教”中，儒教强调整齐划一，具有专制特征。确实，孔子的时代，儒家只是一种民间学说。鉴于社会道德的沦丧，孔子、子思、孟子这一派的学说特别注重社会和谐，这并不错。先秦儒家传教的时候，强调个人修养的重要性，基本上不借助政权的力量强制推行，这也很好。这就是我们今天仍在称道的“王道”（Soft Power），而非“霸道”（Hard Power），可以提炼为当代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但是，秦汉以后的儒家有一个大问题，即它特别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Hierarchy），借以建立一个从天子、王、公、侯、伯，到庶民百姓的“一统天下”（Unified Empire）。儒家在古代中国，成为和欧洲中世纪“政教合一”相似的国家主义学说，它限制个人，妄自尊大，压迫“文化多样性”。如此等级森严的“和谐”社会，受到“五四”以来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摒弃是非常自然的，其情景和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批判“专制主义”基本一样。

幸好，中国历史上基本保持了一种“多元文化”。唐代以后，我们有儒、道、佛“三教并立”。当儒家越来越沦为“官方哲学”的时候，域外传入的佛教，民间复兴的道家和道教，不断济儒家之穷，用鲜活的思想滋润和更新儒家，把它拉回到一种“修身养性”、“实事求是”的个人学说。明清以来，怀有自由思想的儒家学者，如朱熹、王阳明、徐光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戴震、章太炎都或明或暗地采纳了佛教、道教思想精华，甚至还采纳了法国耶稣会士带来的欧洲天文学学说，用以改造儒家。因此，今天我们谈论“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的时候，更需要重视“文化多样性”。中国文化传统是“诸子百家”，中国文化的“非儒家继承”，可能对中国的“文化多样性”更有利。

中国曾经是一个具有良好“文化延续性”的国度，换句话说:中国文化有过自己相当不错的可持续发展。但是，近代以来，中国并不是一个“文化多样性”幸福生存的天堂。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我们知道，直到清末民初，东、南、西、北的中国人都还居住在不同样式的住宅里。上海有“石库门”，北京有“四合院”，广东有“围村”，陕西有“窑洞”，客家人住“土楼”、江南人住“水乡”。它们都是按照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建造的，具有相当的合理性。最近几十年，我们看到的景象却是，整齐划一的单调建筑样式替代了多样性的古代建筑。从深圳到哈尔滨，从上海到西安，常常按照同一张图纸来建造楼房。现在想要看到一点不同的建筑，必须在休假期间去朱家角、周庄、丽江这样的旅游景点，如参观博物馆一样地端详着这些“古董”。另一个例子关于“语言多样性”。历史上，国语、英语、法语、江苏话、浙江话、广东话等各地方言和上海的本地话同时流行。正是在这种“语言多样性”的基础上，我们不仅保存和发展了“京剧”、“昆剧”、“沪剧”、“越剧”、“锡剧”、“淮剧”，也引进了中、英、法文的话剧、电影等“文明戏”。然而现在，这种“语言多样性”大大削弱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的确为文化的进步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但是，如果不加节制地滥用这种动力，导致发展性的破坏，可能会对“文化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当然，中国的“文化多样性”，如果保存恰当，将对人类文化作出自己越来越多的贡献。中国人今天给世界提供的“文化多样性”，应该是“多”，而不是“一”。也就是说:中国呈现给世界的，应该是它丰富多彩的文化，而不是单调的“民族性”、“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