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善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普通的国庆假期，跟往年没什么不同。

10月2日一大早，南山的张警官从派出所值了一宿班回家，拉上女儿就开车直奔江西龙南。“不塞车可以赶上中午饭，下午办完事就得往回赶，明天还得加班呢！”这是张警官连续第五年的国庆江西行，自从2006年认识龙南孤女阿美后，父女俩每年国庆都会来一趟，送些衣物文具、生活用品，再拿点钱。如果时间宽裕，还会带阿美去附近玩玩。“两个小姑娘已经很熟了，每次见了都很亲热。”

10月3日晚，深圳著名眼科医生姚晓明刚从澳大利亚回国又直飞宁夏。4日凌晨抵达银川再紧急赶赴吴忠市红寺堡。4日9时至16时，“深圳——红寺堡”爱心复明行动开展。在顺利做完57例白内障复明手术后，姚晓明走出手术室的第一句话就是：“没有做够100例，真遗憾！”

10月5日，深圳实验学校初三学生解松若和他的近30名同学来到深圳购书中心进行慈善募捐。今年8月19日，解松若在自己生日当天成立“我生日我慈善”爱心基金，提出了“过生日不收礼，只收慈善捐款！”的倡议，得到同学们的热烈响应，近50名同学加入进来。5日当天，这群孩子共募集到2143．2元善款，将通过深圳市慈善会捐给甘肃凉州的贫困师生。

6日，深圳市妈妈食堂关爱基金会捐建的第三所乡村小学食堂正在重庆紧张筹备。而在节前，在甘肃陇南市武都区安坪小学，第二所“妈妈食堂”已经升起了炊烟，之前一直靠开水就冷馒头的学生们，从新学期开始就可以吃到热腾腾的饭菜了。9月16日，由深圳迅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出资的深圳市妈妈食堂关爱基金会正式成立，这是全国第一家以捐建乡村小学食堂＋食物补助的公益机构，也是深圳市批准设立的第四家非公募基金会。迅宝公司董事长刘关清说：“我们希望可以探索一套模式化的方式，协助相关部门一同帮助贫困地区的青少年，让他们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

当记者记录下这些闪光点时，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普通深圳人的爱心举动被遗漏的还有很多很多。深圳从来就不缺乏善行。就像张警官面对记者的采访，露出一脸的惊讶，“这也算得上慈善吗？我可真没想得这么复杂，只是恰好碰上了，又恰好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姚晓明也说：“不需要感激，当慈善司空见惯了，和谐就有了。”

当各种各样的善举成为深圳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慈善模式的改变开始成为一个问题——如何使这样的爱心更有效率，使慈善成为组织化、专业化和制度化的一项事业？有观点认为，“像妈妈食堂一样的非公募基金会的出现，是慈善转型的一种表现。中国慈善事业也逐渐从临时性的、对于受助对象的直接捐助，转为设立非公募基金会进行长期的、有规划的慈善事业。”

非公募基金会纷纷崛起

来自深圳市民政局的资料显示，2005年6月14日，全国第一家非公募基金会——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在深圳设立，首期投入5000万元。5年来，香江集团作为发起人和捐助人不断注资，先后启动了5个“1000”爱心计划。在香江的示范作用下，腾讯、华润、比亚迪、桃源居、万科、余彭年、招商局等企业和个人也纷纷效仿。截至9月底，深圳已有8家国家级、11家省级、4家市级的非公募基金会涌现，还有8家正在公示之中。“非公募基金会活跃和崛起的背后，是深圳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飞速发展，私营企业数量剧增、非国有企业的经济实力显著增长的大背景。”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马宏说，“这反映了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企业和个人参与社会事务的诉求。”

腾讯基金会秘书长窦瑞刚告诉记者，2006年，腾讯管理层决定每年投入千万元以上的资金用于开展各类公益慈善活动。“但以什么样的载体去做这件事情呢？经咨询民政部，决定成立一家公益慈善基金会的形式，系统、有组织、持续地开展公益活动，回报社会。”教育发展项目一直是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的重点，腾讯基金会捐赠千余万元，在全国12个省建立了31所希望（春蕾）小学；在清华、北大等全国20所知名大学设立了腾讯科技卓越奖学金。2009年，腾讯基金投入5000万元启动“腾讯新乡村行动”援助西南乡村发展。针对重大灾难，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建立了紧急救援机制，自2008年南方雪灾首次启动以来，目前已经先后7次启动紧急救灾，针对海内外重大灾情累计捐赠资金近5000万元。

郑卫宁基金会是我市正式批准的首家非公募基金会，其设立的宗旨是服务残疾人生活。基金会秘书长曹伟告诉记者，郑卫宁创办的残友集团是深圳残疾人实现自立自强的模范，郑卫宁将其在残友集团及其各公司的所有个人股份、以及“残友”和“郑卫宁”的驰名商标品牌价值等全部捐赠，成为郑卫宁慈善基金会的资金来源。在基金会的支持下，由包括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中华残疾人服务网等社会机构为残疾人提供细致周到的服务，解决残疾人的后顾之忧。在这个体系中，残友集团是实践平台、社会机构是服务平台，基金会是连接两者的桥梁和纽带，三者相辅相成，良性循环。

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马宏告诉记者，非公募基金会与社会慈善事业紧密相连，是推动社会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非公募基金会的宗旨符合社会慈善事业发展的方向。非公募基金会的使命和范围多以教育、救灾济贫、医疗和卫生、科技推进、环保等为主，这也是社会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领域。第二是非公募基金会的独立运作机制是推动社会慈善事业的重要保障。非公募基金会可以自主确定基金会确定公益项目和善款资助方向，成为补充政府职能缺陷的有生力量，使慈善资源更多地流向政府系统所未能覆盖的区域和领域，成为民间公益服务机构也就是草根组织的重要资源提供者，促进了民间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如，深圳市松禾成长关爱基金会致力于非物质遗产的保护，至今已在云南、四川等地成立11个少数民族艺术团，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的艺术传承人；实施“助学关爱”项目，资助300名贫困大学生完成了学业。

营造氛围推进全民慈善

深圳非公募基金会快速发展的背后，源自于深圳近年来着力打造公民社会和责任政府的不懈努力。建立社会管理的新格局，重点体现政府、市场、社会的互动关系，而不是一味强调政府的主导、强势作用。“社会建设要走出政府独唱的格局，实现多元参与。”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说，“慈善最重要的不是筹集资金而是群众性的广泛参与，多年来，深圳民政部门致力于营造慈善氛围，推进全民慈善”。

据马宏介绍，近年来，为加快社会组织发展，深圳不断深化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逐步将政府与社会组织从原来的行政依附型关系转变为契约式的合作伙伴关系，为公益慈善组织发展让渡空间，着力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功能互补机制，构建新型公共服务体系。

同时，在培育与发展公益慈善组织方面，深圳大胆创新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2008年9月，率先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和工商经济类社会组织“放松管制”，直接由民政部门登记，为推进社会组织民间化作出制度性安排。这一举措在很大程度上为“草根”慈善组织发展打开了制度空间，为提升公益慈善组织总量，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做出了积极贡献。2009年，深圳此项改革荣获“第五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从“双重管理”变“一元管理”后，包括非公募基金会在内的深圳社会组织数量显著增加。2002年，深圳市社会组织有1486家，截至2010年6月，已增长到3862家，涵盖工商经济、科学研究、社会事业、慈善等各个领域。深圳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量达4．2个，大大高于全国每万人拥有2．7个社会组织的整体水平。

开辟民间慈善“蓝海”

马宏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利益主体逐渐多元化，政府不再是万能的。而包括非公募基金会在内的社会组织是政府行为的有效补充，是一种社会自治力量，这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其对于促进社会发展、体现社会公平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2009年初，中国非公募基金会总数达到643家，已经超过中国基金会总量的40％。虽然总量上比公募基金会的943家要少，但发展速度快——这643家是2005年底253家的2．5倍。

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指出，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正处于起飞初期，此后的10到20年间，仍将是非公募基金会设立发展的高潮。“这与世界上各国基金会的发展规律基本吻合。非公募基金会的出现突破了只能由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设立基金会的制度屏障，叩开了民间资源设立基金会的厚重大门，开辟出以民间资源设立慈善组织的一片‘蓝海’。”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邓国胜评论道，非公募基金会因顺应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工商企业崛起的大趋势，尤其是为民间资本找到一条承担社会责任、介入社会建设的新途径，从而获得迅速发展。

非公募基金会能够成为深圳慈善事业的主流吗？

马宏说，在三大社会组织中，基金会虽然数量最小，但发展速度却是最快的，而非公募基金会相对于公募基金会则更快。虽然只有短短5年的历史，但目前全国已有7个省的非公募基金会数量超过了公募基金会。马宏认为，非公募基金会抵消了公募基金会浓重行政化的官方色彩，以一种更亲民的姿态出现在社会公众面前。

窦瑞刚认为，部分权力部门混淆了第二次财富分配和第三次财富分配的关系，要求个人和企业“捐款”给政府来开展民政和民生项目，将捐赠资金和财政税收在使用上混淆，甚至让捐赠资金成为财政税收的补充。

深圳大学副教授唐娟认为，慈善最主要的力量应该是来自民间的。唐娟曾经做过一个青岛市的慈善研究课题，她在调查中发现，70％的受访者对慈善的疑虑都是“钱到哪里去了？”“民间的慈善冲动非常强烈，政府要做的其实就是加强监管而不是越俎代庖。”唐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