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括,字存中,北宋最著名的科学家,“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李约瑟语),他的《梦溪笔谈》被称为“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朱熹,南宋最著名的理学家,孔子之后“集儒学之大成者”(钱穆语)。然而,在《梦溪笔谈》成书之后的整个北宋到南宋时期,朱熹是“最最重视沈括著作的科学价值的唯一的学者,他是宋代学者中最 熟悉《笔谈》内容并能对其科学观点有所阐发的一人”(胡道静语)。朱熹重视《梦溪笔谈》,主要表现在他在讲学以及著述中对于《梦溪笔谈》的引述;就现存的文献而言,这样的引述多达10余处。

　　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七《象数一》解释日月的形状以及月亮的盈亏时指出:“日月之形如丸。何以知之?以月盈亏可验也。月本无光,犹银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侧而所见才如钩;日渐远,则斜照而光稍满如一弹丸。以粉涂其半,侧视之,则粉处如钩;对视之,则正圆。此有以知其如丸也。”对于沈括《梦溪笔谈》的这一思想,朱熹多有引述。

　　《朱子语类》卷二载朱熹说:“月体常圆无阙,但常受日光为明。初三四是日在下照,月在西边明,人在这边望,只见在弦光。十五六则日在地下,其光由地四边而射出,月被其光而明。月中是地影。月,古今人皆言有阙,惟沈存中云无阙。”

　　《朱子语类》卷七十九载朱熹说:“月受日之光常全,人在下望之,却见侧边了,故见其盈亏不同。……《笔谈》云,月形如弹圆,其受光如粉涂一半;月去日近则光露一眉,渐远则光渐大。”

　　《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七《答吕子约》,朱熹说:“日月之说,沈存中《笔谈》中说得好,日食时亦非光散,但为物掩耳。若论其实,须以终古不易者为体,但其光气常新耳。然亦非但一日一个,盖顷刻不停也。”

　　还有朱熹《楚辞集注》卷三《天问》注“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曰:“历象旧说,月朔则去日渐远,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则去日渐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则又远日而明复生,所谓死而复育也。此说误矣。……唯近世沈括之说,乃为得之。”接着还引上述沈括之说。

　　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七《象数一》记载:他曾“以玑衡求极星。初夜在窥管中,少时复出,以此知窥管小,不能容极星游转,乃稍稍展窥管候之。凡历三月,极星方游于窥管之内,常见不隐,然后知天极不动处,远极星犹三度有余”。

　　按照沈括的方法,朱熹也对北极星做了观测。《朱子语类》卷二十三载朱熹说:“所谓以其所建周于十二辰者,自是北斗。《史记》载北极有五星,太一常居中,是极星也。辰非星,只是星中间界分。其极星亦微动,惟辰不动,乃天之中,犹磨之心也。沈存中谓始以管窥,其极星不入管,后旋大其管,方见极星在管弦上转。”

　　另据《朱子语类》卷二十三记载:义刚(黄义刚)问:“极星动不动?”朱熹曰:“极星也动。只是它近那辰后,虽动而不觉。如那射糖盘子样,那北辰便是中心桩子。极星便是近桩底点子,虽也随那盘子转,却近那桩子,转得不觉。今人以管去窥那极星,见其动来动去,只在管里面,不动出去。向来人说北极便是北辰,皆只说北极不动。至本朝人方去推得是北极只是北辰头边,而极星依旧动。又一说,那空无星处皆谓之辰。”显然,朱熹是用沈括观测北极星的方法向弟子讲述“极星也动”。

　　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二十四《杂志一》中说:“予奉使河北,遵太行而北。山崖之间,往往衔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此乃昔之海滨,今距东海已近千里。所谓大陆者,皆浊泥所湮耳。”对此,朱熹也做过引述。

　　《朱子语类》卷九十四载朱熹说:“常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今高山上多有石上蛎壳之类,是低处成高。又蛎须生于泥沙中,今乃在石上,则是柔化为刚。天地变迁,何常之有?”还有,《朱子语类》卷一载朱熹说:“今登高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显然,这是对上引沈括《梦溪笔谈》之说的引申。

　　此外,《朱子语类》卷二载朱熹说:“潮之迟速大小自有常。旧见明州人说,月加子午则潮长,自有此理。沈存中《笔谈》说亦如此”;“陆子静谓潮是子午月长,沈存中《续笔谈》之说亦如此,谓月在地子午之方,初一卯,十五酉。”《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五《答廖子晦》,朱熹指出:“天有黄赤二道,沈存中云:‘非天实有之,特历家设色以记日月之行耳。’夫日之所由,谓之黄道。史家又谓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黄道北;赤道二,出黄道南;白道二,出黄道西;青道二,出黄道东;并黄道而九。如此,即日月之行,其道各异。”朱熹《中庸章句》注“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时指出:“蒲卢,沈括以为蒲苇,是也。以人立政,犹以地种树,其成速矣。而蒲苇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举,其易如此。”《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八《答袁机仲》,朱熹在论及纳甲之法时借助于沈括《梦溪笔谈》的有关记述,其中说道:“纳甲之法则今所传京房占法,见于《火珠林》者是其遗说,沈存中《笔谈》解释甚详,亦自有理。”

　　当然,对于沈括《梦溪笔谈》中的某些记述,朱熹也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比如《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一《偶读谩记》,对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四《杂志一》引李翱《来南录》“自淮沿流,至于高邮,乃溯至于江”并认为“淮、泗入江乃禹之旧迹,故道宛然,但今江、淮已深,不能至高邮耳”,朱熹指出:“此说甚似,其实非也。”但从总体上看,朱熹对于《梦溪笔谈》较多的是肯定和汲取,或做进一步地阐发。

　　宋代科技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以沈括为代表;宋代儒学是中国儒学发展的一座高峰,以朱熹为代表。作为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对于沈括《梦溪笔谈》的引述,虽不能说明朱熹在科学上有比沈括更大的贡献,但这样的引述至少反映了朱熹对于沈括《梦溪笔谈》以及对于科学的重视和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儒家学者对于科学的积极态度和吸取精神。这对于当今了解儒学,弘扬、传播以及发展儒学,无疑是很有启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