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森林的现状如何呢？应该说一切正在恢复阶段，但现状并不令人满意，虽然森林覆盖率在明显增加，但有数量、有面积，无质量(有林也不成材)，传说中的合抱大树非常稀少。面对如此现状，我们不由得把希冀放到古代，试图从中看到一丝安慰。

　　评估山西历史上的森林，存在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山西自古森林很少，因为黄土地不适合森林生长；另一种说法，山西远古森林分布普遍，只是后来逐渐减少了。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

　　我们只能看史料，史料愈往前愈模糊，剩下一鳞半爪，而且真伪难辨，那就只能借助考古，但考古也很有限。除此之外，我只能参考有关专家的文存，譬如已故史地大家史念海先生的《山河集》中《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一文的系统论述，还有网搜等等。现在，让我们在这些先贤引导下，展开对山西古代森林的探索。

　　在山西古代，森林分布是否很广泛？

　　有信息显示，远古时代，山西曾是一个生态伊甸园，水多、森林草木多，气候也好于今日。随着人类进化，生态环境持续呈现出恶化状态。山西作为多山之地，对于森林、水源涵养具有某些优势。虽然不及江南之地，但绝不是今日之光山秃岭、生态破败之象。原因之一是山西远古的山地、盆地地形及其较为湿润的气候，有利于森林发育保持。

　　那么，山西古时的森林存在能够好到何种程度？有数据显示：约在新石器末期，山西的森林覆盖率达到63%(参考 《中国农史》中《我国森林资源的变迁》)。换句话说，山西一半多土地覆盖有森林，而且是规模惊人的原始森林。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对雁门关外的描绘是“山大乔木，连跨数郡，万里林集，茂林阴翳”。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说：“那时这里的气候温暖湿润、河水流量大、池沼湖泊星罗棋布、绿色遍野、水草丰茂，是人类栖息的理想之地。”

　　因为山西那时候森林多，生态好，水土流失小，黄河及众多河流水量很大，且河水清澈，沙尘暴应该比较少见，动物种类丰富，现代中国难得一见的动物随处可见。许多处考古可以证明。

　　如此广布的森林，它们是如何消失的？

　　森林衰减与人类进化有密切关系，与自然因素也有关。但人为因素更大一些。

　　首先设问：山西古代森林持续下降的趋势是否逆转过？我以为，可能性不大。到战国后期，山西省森林覆盖率由63%下降到50%左右。晋南的汾涑河流域和太行山南的河内地区的森林部分减少，但比较缓慢。这是第一个时期。

　　秦汉至唐宋时期，山西森林如同冰川一样进一步缩减至40%，其恶果是平原地区的森林彻底消失，山地森林受到很大程度的破坏，代之以土壤裸露的农田。这一段，森林破坏的速度相比于先秦时期已经十分迅速。

　　明清时期，森林资源遭到毁灭性破坏。有资料显示，到清初，山西的森林覆盖率由宋代的40%下降为18.8%(《我国森林资源的变迁》)，其原因是土地开垦、建筑用材和畜牧业的发展。连史地大家史念海先生也在文中惊呼：明清时代“是黄河中游森林受到摧毁性破坏的时代”，“这种摧毁性的破坏是从明代中叶开始的”。

　　公元 1700年－1949年，森林破坏程度进一步加剧，山西森林覆盖率仅余2.3%。森林已经少得可怜。以天然次生林为主，人工林极少。我不禁想，如果战争、内乱不是在1976年结束，如果再持续几十年，那么仅余的森林可能就是遥远的记忆了。

　　总的来看，古代森林遭破坏经历的是先平原，后丘陵，再山地的过程。

　　森林减少的主因

　　是什么力量导致森林大量缩减、绝迹呢？

　　众人皆知，不外人为和自然原因，而人为占据主导。史念海曾经总结过自然的原因，“干旱和严寒，使一些不能适应的树种枯死，土壤的盐碱化也会使许多树木不能生长，空中的闪电更能引起地被物的自燃，因而引起森林的火灾，就是有害的昆虫同样也能招致森林的灾害，为害于松林的松毛虫就是其中的一种。”而人为的原因更要复杂一些，这里做一个总结：

　　因解决人口问题、发展农业而导致的毁林造田。

　　森林与耕地往往是一对矛盾，在土地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开垦耕地与森林存在此消彼长。耕地增加，森林就会减少。作为人类的早期活动之地，晋南的汾涑河流域和太行山南的河内地区，森林早在夏、商就遭到破坏。不过，那时森林的破坏程度还很有限。具体资料(注：《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记载的是，春秋时期的魏国李悝变法，提出实行 “尽地力之教”的政策，加大对土地的开发利用程度，使三分之二的土地都要得到开垦。这种变法确实推进了农业文明，对于国力强大有好处，但对于森林是毁灭性的。可以推知，在魏国农业发展的同时，运城一带平原上的森林和草原是牺牲了。

　　人类愈演愈烈的工程建设需要，导致对森林的残酷杀戮。

　　比如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所需之木来自附近山区。北魏迁都洛阳后，在废墟上大建宫殿、佛寺，所需木材数量惊人，皆来自吕梁山区(注：《周书》卷十五《王罴传》)。秦统一后，兴修阿房宫，所需木材取自于中条山、蜀山等地；东魏在邺(今河北临漳)建都，取材于上党(今晋东南)；北魏从平城迁都洛阳，所需木材取自吕梁山一带，木材扎成木筏，在黄河、汾河里漂流抵近洛阳，截住运取。隋唐定都长安，周围已经无木可采，采伐范围扩大至晋北之芦芽山、岚州一带。北宋在开封修建宫殿，所需木材也取材于吕梁关帝山一带。元代在西安修筑王府时，又选择在吕梁山、芦芽山砍伐，而后将其编成木筏顺汾、黄河运出，古文形容当时盛况是 “万筏下汾河”。金元时期，大修寺庙，在山西毁林严重，应县木塔就是一例，民间有“砍尽黄花梁，修起应县塔”一说；明代在北京修建宫殿、王府及陵寝，所需木材大多取自雁北之森林。 (出自《建国60年山西若干重大成就与思考》)

　　商业的需要

　　人们砍伐森林作为盈利资源进行贩卖，于是晋商中就有木材商一说。比如武则天的父亲、文水人武士彟和许文宝就是唐代大木材商人。沁源郭道镇以经营木料而名噪一时。明代，山西偏关之间的长城附近，森林茂密，是北部边防的第二道屏障。来自京城的权贵及边境的军民，对这些森林大肆采伐，据说每年贩运到北京的大木超过一百多万株。很快，满山林木十去六七(注：《明经世文编》卷六十三，马文升 《为禁伐边山林木以资保障事梳》)。后来偷伐者更多，“百家成群，千夫为邻，逐之不可，禁之不从”，“林区被延烧者一望成灰，砍伐者数里如扫”。明代中后期，仅仅百年左右，这里的森林已被砍伐殆尽。

　　历代国防军事行动导致的对森林的破坏

　　明成祖时代，沿长城修筑抵御蒙元的国防工程，在山西设有大同、太原两镇。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军屯、商屯和民屯因之兴起，于是周边大量的森林、草木之地被开垦成农田，昔日的繁茂森林从此消失。明代“土木堡之变”后，明廷出于军事目的，多次在晋北放火烧山，并将烧山制度化，规定边关守将每年出水塞三五百里纵火焚烧，目的是使百里内无草木障眼，造成草木茂盛的塞外几成荒芜之地，变成了“荒边无树鸟无窝”的不毛之地。时人形容之，“延烧者一望成灰，砍伐者数里如扫”。

　　还有其他原因

　　诸如民间以木材作燃料对于森林的危害性不容忽视。其他如大量饲养军马、驱除猛兽活动、冶炼和制墨，也是使森林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总之，人为与自然两相比较，人为的破坏要更为严重。

　　1949年至2010年山西的森林现状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山西与全国一样，由于实行封山育林和人工造林，森林面积逐步增加，成绩卓然。2010年山西省森林覆盖率预计可达18%，预计2015年达到23%，2020年达到26%以上。在造林中涌现出大批典型，譬如长治市壶关县、临汾市安泽县、晋城市陵川县、朔州市右玉县等地，其中安泽县森林覆盖率已经高达67.2%以上。

　　虽然近年来山西省的森林资源明显增加，但生态环境仍然脆弱，缺林少绿现象依然突出。森林覆盖率与其他省份相比，存在很大差距，排名第23位，不及中国森林的平均覆盖率(20.36%)，具体到一些省份，比如福建、浙江、江西的森林覆盖率，均已经超过60%，广东也达到56.7%，即使生态很差的内蒙古，它的森林覆盖率竟然也达20%。山西省与多数省相比，差距很大。至于与领先国家，诸如日本、韩国、挪威比，差距更大，日本达67%，韩国64%，挪威60%左右，瑞典54%，巴西50%至60%，即使条件并不很好的印度、澳大利亚，其覆盖率也已超过22%。

　　而且，山西省现有的森林资源成材性不高，由残留的天然次生林和新造的人工林组成，数量少，面积小，地域分布极不均衡。——天然次生林主要分布在山区，省境西部从五寨、宁武的管涔山起，向南沿吕梁山脊至乡宁、吉县的狭长地带，分布较为集中；省境东部、中南部和南部地区的森林，多集中分布在恒山、五台山、太行山、太岳山和中条山等地，以油松林为主，南部中条山以落叶阔叶林为主。目前，山西有管涔山、关帝山、太岳山、中条山、五台山、黑茶山、吕梁山和太行山八大林区。森林主要由针叶林和落叶林组成。人工林以杨树林为主，其余为刺槐、落叶松、柳、榆等。

　　鉴于山西森林现状，2010年山西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大力推进林业生态建设的决定》，提出：林业生态建设要纳入山西省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各地要制定本地林业生态规划。并制定了具体的量化目标。要求5年内，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23%，10年内，森林覆盖率达到26%以上。

　　森林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充当了祭品，它们一排排在利刃砍伐声中倒下去，在冲天大火的爆响中变成了黑炭。随着人类能力的愈来愈大，消失的速度愈来愈快，直到剩余下星星点点。

　　森林显然经历了一场彻底的大劫难。从铺天盖地存在到凋零得几经灭亡，这就是森林的宿命？面对人类的无所不能，这些默默无语的巨大物质只能引颈就戮。终于有一天，人类在手提木锯时，发现已经无木可锯，满眼望去，剩下的是遍地的森林坟场。

　　人类对于森林的认识有一个过程。长时期内更看重其实用价值，如同看大象——不是具有神性的动物，而仅仅能为人类提供象牙、皮革一样。这是人类的实用主义和短视行为的体现。对此，史念海先生总结道——

　　从先秦至明清，黄河中游地区的森林和草原植被经历了一个从多到少乃至消失的变迁过程，而这一变迁过程又直接影响到黄河中游地区乃至整个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恶化。

　　史念海先生又拿恩格斯的话说明，恩格斯在谈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曾列举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等国家的例子，“认为这些国家为了得到土地，毁灭了森林，以为得到了当时的胜利，但是他们做梦也不承想，这些地方后来竟因此而成了不毛之地”。

　　回顾历史上山西森林的变迁和生态环境的恶化，我们应该吸取人类毁林的深刻教训。森林对于我们不仅是实用资源，更是“生态之肺”、“环境保护伞”、“气候调节器”，它的价值是多重而巨大的。我们在进行经济开发和建设时，一定要意识到森林的后一种价值，加强对森林、自然环境的保护，不要再蹈前人的覆辙。

　　好在人类早已停止了对森林的大规模杀戮，而变得理性起来，开始学着大张旗鼓地保护森林、人工造林。覆盖率正在明显攀升。对于山西、地球，这无疑是一种福音。但是，短时期内，那种传说中的参天大树却无法重现。也许这种令人感动的景象重现，至少需要上百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