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民俗中，有关“钱”的习俗众多：过节有压岁钱、七夕钱，民间有避邪钱、吉语钱，人们用“钱”镇宅，借“钱”祈平安，诸多现象似乎能归纳出一个结论：“钱”有“神力”。那么有没有一位“钱神”？他又是谁？我们试图通过深入的探究来寻求答案，也希望大家共同来思考。

在天津商业街和平路上，有个名为“和平聚宝”的大型古钱币浮雕

大概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当面对一件事情举棋不定、难以决断时，通常会抛起一枚硬币，让它当裁判： 落下来成正面则“是”，背面则“非”；或者正面是“吉”，背面是“凶”。如果我说，这表明人们相信钱具有一种神力的话，也许绝大多数人都会给我一个嘘声——不过游戏而已，用得着搬出神来吓唬人吗？

如果说这是游戏，我们可以再看一个例子。春节快到了，中国人过春节有几样必不可少的内容：除夕夜吃团圆饭，大年初一去拜年，长辈给小辈压岁钱。压岁钱是什么？是用来压“岁(祟)”的钱。“祟”是一种鬼怪，为了镇住“祟”，古代的人们就采取了这么一种方法。为什么不用别的器物来压“祟”而要用“钱”呢？可见在古代人们心中，钱是有一种神秘力量的——可以降魔镇妖。其实不仅仅是这些，借钱来护佑的事，在生活中举不胜举。比如迄今为止，中国人过年包饺子时，还有把一枚钱币包进饺子里的习俗，谁吃饺子咬到这枚钱币，谁就会吉祥有福气。包括前面所说的猜钢蹦儿，也不仅仅是游戏，而是用硬币来占卜的一种表现。如此林林总总现象的背后，似乎都在说明一个问题，即，钱有神力——这并不是我个人一时兴起的念头，这种观念来自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承。

“钱”能“压服”谁？

最早的压岁钱出现在汉代，用钱来“压祟”是因为它能“压胜”。这不是绕口令。大约从汉代起，开始出现一种类似原始宗教的形式，叫作“厌胜”，也叫“压胜”，即“厌而胜之”，是用法术诅咒或祈祷以达到压服人、物或鬼怪的目的。用作厌胜的物品有很多，比如我们熟悉的桃木，古代人在桃木板上分别画上擅长捉鬼的“神荼”、“郁垒”二神，做成“桃符”悬挂在门旁，就能趋吉避凶。还有玉器，人们认为玉能发出一种特殊的光泽，白天不易见到，夜晚则可照亮方圆数尺之地，是妖魔鬼怪最怕见到的，所以用玉器可以避邪保平安。此外还有五色药石、纸符等等。但这些器物基本上只是单一使用，若论用作厌胜品数量大、种类多的，还是要数钱币。

我们先来看一个药方：“古钱其铜焦赤有毒，能腐蚀坏肉，但取周景王时大泉五十千，宋四铢、二铢，及梁四铢，北齐常平五铢之类，方可用。”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对这个方子的补充是：“古文钱但得五百年之上者即可用，而唐高祖所铸开元通宝，得轻重大小之中，尤为古今所重”这些都取自《本草纲目》卷八《金石部·古文钱》的内容，是讲“钱”的医用药用价值。卷中还有诸多药方，如治疗“时气欲死”须用“大钱百文，水一斗煮八升，入麝香末三分，稍饮至尽”，治“急心气痛”须用“古文钱一个，打碎，大核桃三个，同炒热，入醋一碗冲服”。李时珍先生用了卷中一个章节来专门记载此类内容。史学专家王子今先生认为，如果说古钱中的某些成分确有药效，借以医病尚可理解，而所谓“五百年之上者”、“唐高祖所铸”等等便有些神玄了。这让人想起鲁迅先生对中医药学神秘主义形式的批评。在这里我们不是要分辩其药效如何，或者中医药高明与否，仅从所举事例来看，倒是从它的“神秘主义形式”看到了“钱”的神秘力量，或者说是钱的厌胜意义。清代金陵地区有难产妇女手持“周元通宝”即可顺利分娩的习俗——钱的厌胜意义便更加典型了。

有学者分析说，清代人用来治疟疾和难产的“周元通宝”可能不是一般流通领域的同名古钱。传世的“周元通宝”钱有的背面铸有日月、七星或龙凤图案，它是专门用于厌胜的厌胜钱。不错，厌胜钱并非一般意义的货币，是人们将有特殊意义的文字和图案铸在钱币之上，用来表达避邪趋吉愿望的，或者说是希望借“钱”的神力实现自己的愿望，祈求神灵扭转自己的命运。

从某种意义上讲，“钱”的神力几乎遍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譬如：有“上梁钱”，中国古代建筑极重视厌胜，上梁是建筑施工很重要的工序，用钱来厌胜避邪是相当重要的一道程序；有“镇水钱”，将“周处斩蛟”或“钱王射潮”的图案铸于钱上，便可为建造堤防工程所用。钱上铸“太平振宅”文便可镇宅，铸“斩妖伏邪”文便可避邪，背上再加“敕令”二字，“钱”的神力可能就会更加彰显。五月端午，用铸有五毒图案的钱可以“禳毒气”； 出门行旅， 用铸有“出门大吉”的钱可一帆风顺；身带“状元及第”钱可助功成名就；持有“五男二女”钱便可实现最完美的生育理想了。毫无疑问，上述事例都属于民俗现象，有人或许会封一顶“封建迷信”的帽子过来，但是任何一种现象的存在都不是无缘无故、无源无踪的。

为什么一枚小小的“钱币”竟具有如此神通？古代的中国人又为什么会如此广泛地借助它来趋吉避凶、祈求神灵的佑护？我们必须从中国钱币的历史中去寻找答案。

从神坛走来的“钱”

根据钱币史书的资料可知，中国古代钱币萌芽于夏，起源于殷商，统一于秦。不过，钱，最初并不叫“钱”。中国古代最早的原始货币是“贝”。有学者认为，贝在商代后期已经变成交换的媒介物，以货币的角色出现于商业舞台。郭沫若先生曾有论：“贝在周初本来是一种原始的货币，所用的是海贝，学名为货贝。” 贝在中国货币史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有一个很好的证明是，在我们的汉字体系中凡是与财物有关的字多以“贝”为偏旁，甚至“贤”也从“贝”。“贤”与钱有关系吗？据《说文解字》释：“贤，多财也。”后世引申为“多才”，或许与“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观念有关吧。

不过，贝即使最初与“财富”有关，但它与龟甲、玉石等早期的贵重交换物一样，并不是一开始就以货币的面目出现的。

从滨海地区流入内地的贝，最初是与玉和龟甲等礼器一起，共同行使神权政治文化象征的功能。上古时代的玉礼器和稍后的青铜礼器，以及与占卜巫术关系密切的珠玉、龟贝等，一直是上古文明中具有神秘属性的权力、财富的象征。特别是龟甲，因为龟的长寿和龟甲形状奇特，历来被视为能通天人之际的灵物，成为问卜的主要载体。而在《易经》中，贝常与龟筮占卜联系在一起。在古代龟卜文化中，贝与龟甲可以互换，在交换的过程中，贝的价值可以使龟甲增益，在卜筮中主“大吉”、“永贞吉”。这就赋予贝以神秘的吉祥意义。

贝在古人心目中具有“魔术”性或巫术性，这可以从它的使用得到证实。早在新石器时代，从事渔猎的先民就把贝壳作为避邪的灵物挂在颈项和胸前，还把它用作奉祀的祭品。20世纪中叶，在河南辉县琉璃阁的考古发现中，有8座商代墓中有贝，它们不是被放在死者的胸部便是放在腰部，历史学家、古钱币学家王毓铨认为：“贝在商代曾作装饰品和魔术物用，这就是证明。”“也正是由于它们的装饰性和神秘性，贝才普遍地被希求而变成了交换媒介。”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钱一开始就是带着“神魅”的色彩和力量来到这个世间的。我们或许可以用普通人的思维来想象一下，在钱币成长的幼年时期，珠玉、龟贝一边作为贵重的礼器在祭坛奉祀，一边作为货币在物品交换中使用，此时，一位先民手持一枚珍美的海贝去作交易时，他的心态会是什么样的？货币可以易物的“神魅”与礼器可通上天的“神圣”交织在一起，先民手中这枚海贝的份量可不轻啊！

后来,珍美的贝币在先民的手中慢慢褪掉了“神魅”的色彩——随着历史的发展，珠玉、龟贝的神圣性被解构，在一定程度上消褪了神灵的魅力，“贝”真正以货币的身份进入到商品流转的长河之中。

上海博物馆曾收藏有一只商代饕餮纹鼎，上面有这样的图案：一个人肩担贝币站在船上，旁边还有人以手划船。这位担币的人可能正去往他乡做生意，也可能做完买卖赚了大量贝币正赶回家。无论如何，他应该是位“款爷”，身“担”如此一笔财富，不知此公的心情会怎样，他有没有想过这堆海贝携带起来不甚方便？不仅携带不方便，随着商品交换的频繁，海贝经常会供不应求，于是出现了石贝、玉贝、骨贝等仿制贝币。青铜器时代到来后，金属铸币的先河被开启，海贝币的替代品仿贝铜币诞生了。钱走出幼年时期，迈向少年时代。顺便说一句，当中国已经广泛使用铜贝时，世界上其他国家还未出现金属铸币。

钱那性情单纯的少年时代并不长。春秋战国时期，当天才的发明家们将目光从海贝的形制转向陪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产生活用具后，大量的布币、刀币出现了。“布币”来源于上古时期的一种农耕工具“”，即一种“铲”，“布”是“”的同声假借字；而“刀币”则是由齐燕地区的先民们用以渔猎的“青铜削”刀具演变而来。我们或许可以猜测，这些钱币的形制取自可以产生财富的生产用具，其中是否融入了人类早期的某种意识形态？正如研究货币史的专家汤可可先生所言：“包括宗教幻想在内的多元文化色彩，一直贯穿于钱币自身的演化历史。从巫师的灵物、贵族的礼器到世俗大众的交换媒介，这是一个人文理性解除原始巫术之魅的思想观念演变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在人类历史上蔓延了相当长的时间。

到战国时，使用更方便的圜钱出现了，圜钱的主要铸行国秦国开始使用圆形方孔的“半两”钱，《史记·秦始皇本纪》有记载，“秦半两”是秦惠文王二年(前336)“初行钱”时铸行的。

请注意，秦惠文王“初行钱”时铸行的这种“秦半两”，在中国货币史上有着奠基性的意义——中国圆形方孔古钱币千百年的形制就是由此而来。在这里，有一个小问题，“钱”是什么？为什么后世的人们一直以“钱”来统称货币？其实，“钱”与布币的“”一样，也是先民手中的一种“铲”——既然如此，“布”有没有可能被用作货币的统称？有。早期的货币总要有个统称，大家都有可能。不过，秦以“初行钱”时的“半两”钱统一了货币，那么“钱”也随之身价陡增，而且，它经过“秦半两”“天圆地方”的演绎之后，意义也大不一样了。

秦始皇将方孔圜钱作为统一货币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是钱铸成后要进行锉边等加工，把方形细木棍插入方孔，可以使钱固定不动，便于操作。方孔钱也便于钱上文字的定位。另一种说法被学界普遍认可，即秦始皇笃信当时极为流行的“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方与圆，象征着“万物周事”的自然；“圜者中规，方者中矩”，又象征“规矩”的权威、法的权威。《吕氏春秋》的解释可能最合始皇帝的口味：“天道圆，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故而有学者认为，秦始皇时，圆形方孔的“半两”钱体现了当时社会的文化信仰，已然是神权的象征了。

说到这儿，我们不能不感佩古代中国人的智慧。一枚钱币，竟能将春秋战国几百年间政治、哲学等诸多因素融合的文化核心体现出来。而古代希腊、罗马和波斯等国早期的钱币，仅为防伪而刻有帝王头像、复杂的纹章和印玺图案，比较起来，中国的圆形方孔钱体现了中国人对天地时空无限丰富的想象，承载了更为厚重的文化信息，要“神”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