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段时间以来，这个世界看起来不太太平。国内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发，国际上各种争端和热点问题，像诸如伊朗核问题，朝核问题，直至最近由于天安舰事件引发的中美对抗等等，更是层出不穷，接踵而至。诺姆·乔姆斯基这位被美国主流媒体封杀的，但依然深爱着美国的伟大的科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世界的看法有许多和佛教异曲同工之处，值得我们去学习、借鉴和探讨！
蔼诺姆·乔姆斯基，被各种光环簇拥：美国《科学》杂志评选出的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20世纪世界前10位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根据人文科学引述的检索……在古往今来的所有学者中，他（乔姆斯基）的被引用次数排名第8”。
诺姆·乔姆斯基，有各种令美国政府尴尬，让普通大众惊讶的观点。比如美国经历“9·11”之痛时，他出版小书《9·11》，指出“美国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在《霸权与生存》一书中，他道明美国在中美洲、在伊拉克等地区与国家常年来的恐怖主义暴行。
这样一位以笔为戎的大家，会带给中国人何种头脑风暴？日前，《环球时报》记者对首次访华的乔姆斯基进行了采访，也聆听了他在北京大学做的题为《世界秩序勾勒：持续与变化》的公开演讲。
作为知识分子的乔姆斯基
西方学者内尔·史密斯将乔姆斯基与爱因斯坦、毕加索、弗洛伊德、罗素并列，我国学者陆建德则将乔姆斯基比喻为“中国古代的圣哲，忙于公共事务，不遑宁处”。而乔姆斯基最为世人所知的，是他对“知识分子”这一身份的履行。
何为知识分子？乔姆斯基曾经给出这样的定义，“知识分子就是民众中思想被灌输得最多的一群人……最容易轻信宣传的那群人……即那些穿过了各种各样的门槛或滤网，最终充当文化经理人的人……这个过程从小学就已经开始了。”所谓“滤网”，在乔姆斯基看来，不仅媒体是一个巨大的过滤网，教育体系更是如此：当一个人能够接受一层层的教育时，他就已经适应了预先设置好的框架；当一个人能够走进牛津、剑桥等高等学府时，他就已经清楚地知道哪些话不能说，哪些事不能做。
那么，这真的是乔姆斯基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吗？当记者问到如今已被美国主流媒体“过滤掉”的他还如何继续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时，乔姆斯基给出的回答更接近他心目中知识分子的本意：“任何政权都不会欢迎批评他的人。如果你很受欢迎，你可能其实做了一些错事。纵观历史，多数知识分子是权势的支持者，只有少数是批评者。看早期的文献资料，比如《圣经》里就有知识分子形象，不过他们不被称作‘知识分子’，而是被称作‘先知’，但你看他们做的事情，你就知道他们其实就是知识分子：他们评析政治、警告国王、批评道德状况等，但是这些人往往被投入监狱或者被驱逐。”
乔姆斯基进而举出两个本世纪颇有引领性的知识分子：爱因斯坦和罗素。前者虽然激烈地抨击政权，但他最终还是回到了他的物理研究之中，所以他还可以时常出现在公众面前，出现在媒体报道之中。而后者则不同。既是学者，更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最重要的社会活动家的罗素，严厉地批评越战，坚决反战，抵制核武器，被剥夺了教学的资格，并被投入监狱。纵观乔姆斯基数十年来与民众共同反战，严辞批评美国外交政策——这位语言学家显然更接近罗素。
据陆建德介绍，“1970年罗素逝世。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为纪念本院这位杰出的学生和院士，决定设立罗素讲座并推选乔姆斯基为首位演讲人。”在1992年加拿大拍摄的《制造共识》这部纪录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通往乔姆斯基办公室的小走廊尽头，挂着一张巨幅黑白照片，照片里的人正是罗素。
作为科学家的乔姆斯基
其实，乔姆斯基首先是一位科学家。他的语言学研究不在于对语言现象的分析，而在于解释现象背后的原因。他所建立的生成语法理论，将过去侧重语言本身的研究，转为对语言生物学属性的研究，即研究人脑的语言系统，研究人如何获得语言能力，大大促进了人类认知科学的发展。
其中，“普遍语法”是乔姆斯基语言学理论中的最主要思想，即人类具有先天的语言获得机制，这是一种“遗传规定下来的属性”。不仅是语言能力，在乔姆斯基看来，人的大脑天生就不是一块白板，而是具有天生的知识结构和天性的思维能力。一个小孩也就可以凭借先天的语言获得机制和知识结构，创造性地听懂并说出之前并未听过的句子，并且对外部事物给出自己的分析与判断。
乔姆斯基这种对认知领域的研究思路也被他贯彻到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他关注的不是现象，而是各种现象背后的成因，并进而体现出他身为科学家的素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就像科学家研究某种复杂的分子”一样研究社会现象。他著名的政论文章就是这种严谨的科学研究方法与态度的体现：充足的论据、缜密的论述，如陆建德所说，“他的论敌们难以驳倒他的观点”。
与他的语言学理论相关，乔姆斯基还是一位合格的老师。在乔姆斯基看来，所谓“教学”，不是像给一个空水杯倒满水．而是更像让一朵花按其自然规律而生长。按照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理论，他坚信每个人天生就有语言能力，并能够运用同样是天赋的思维能力分析各种现象；与此相通，乔姆斯基认为“只要愿意运用自己的思维能力，并愿意去探究，每个人都能发现很多这个社会和政治世界中被隐匿的真相。”因此，在他看来，没有谁是一个“空”水杯，他在做的事，就是告诉人们，你有看透事物表象的能力，这并非仅属于小部分人的特权——这位老师并不愿意让人们相信他的话，包括他对政党、学术权威、媒体的批评—— 他在乎的是，引领越来越多的人自己去发现真相。
作为政论家的乔姆斯基
此次访问中，他所关注的，除了语言学，就是当今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两大危机：环境破坏与核武器威胁。他在讲演中说：“最近很多科学家发布研究结果，冰川融化释放出的甲烷比二氧化碳可怕得多，现实中的环境危机比我们做出的建模所预测的糟糕得多……核威胁是人类能否活下去所面临的另外一个巨大危机。1945年以来，核威胁就如影随形。现在则主要是伊朗问题。
“伊朗有可能真的在努力开发核武器。它被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所包围。下一个风险，是伊朗在拓展它对邻国的影响力，有可能在未来造成核威胁。俨朗对美国的反抗，被视为‘去稳定化’，因为所谓稳定是按照帝国主义的意愿来行事；而伊朗国内的波动，则是对伊朗人民最大的威胁。”
乔姆斯基同时谈到了世界格局的变化。“二战期间，美国对世界的掌控能力达到巅峰，是有影响力的世界秩序的规划者……但到了上世纪 70年代，世界就出现了三极：以美国为基础的北美、欧洲和当时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到了90 年代苏联解体，美国开始了建立 ‘一极世界’的狂热。苏联的解体虽然暗示了北约的命运，但是相反，北约在美国支持下无处不在，成为美国遏制欧洲新生力量的工具。现在，整个世界不是由美国一家控制。目前，欧洲发展欧元区，伊拉克如果能够重建，将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中国现在 GDP的发展令人惊讶，但同时代价很大，所有的成就不是凭空而来。按照传统的经济指标衡量，中国经济确实发展很快，但是这个传统指标往往是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属性，衡量不出来人们对环境的破坏、对能源的过度开发等等问题。现在，中国在全球权力转移中承担着重要任务。美国是空间军事化的领头羊，而中国更愿意走不扩张路线，中国应建立热爱和平的联盟，阻止空间暴力等问题。”
上了“白宫黑名单”的爱国者
不过，乔姆斯基之所以是乔姆斯基，还不仅因为他以学识和科学家的素养为武器，批判性地认识世界格局的变化（尤其批判性地看待美国），他之所以能够成为这样一位执着的知识分子，更因为他的爱国。
乔姆斯基在京期间对记者触动最大的，是他在回答一位中国观众提出的问题时，说道，“我只能帮助美国解决问题”。这让记者想到，在1973年6月27日《纽约时报》上公布的“白宫黑名单”上学者一栏的第一个名字，就是“诺姆·乔姆斯基”。美国政府将他视为敌人，而他依旧数十年来不知疲惫地关注着美国的一举一动，分析每个政策的利弊与长期影响。还是黄正德教授概括得精辟：“乔姆斯基不爱政府，但爱国——没有人比他更爱美国。”
因为乔姆斯基爱的是美国，所以当他被《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过滤掉”之后，他依旧没有停止研究与社会活动，“《纽约时报》不算什么，我还有很多种方式可以与大众交流，每天晚上我回到家，都有很多个请我去做演讲的邀请。”乔姆斯基并不在乎自己是否被媒体所冷落，他在乎的是自己是否履行了身为研究者的科学精神、身为老师的引领作用和身为知识分子的担当。
虽然在世人限中，乔姆斯基是一位战士，但他毕竟抗争不过自然规律：他的手上已经布满了老年斑，走路需要旁人搀扶。北京记者会上，两个问题涉及到了他现在的年龄，让记者感到于心不忍。他的回答简短而坚定：“我当然知道自己在老去……更少的时间，更多的工作，更加努力而已。” “我还有很多要做，并正在做…… 每个人回望自己的一生，都有很多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情。”
乔姆斯基的回答让记者想到美国将军麦克阿瑟退休前著名演讲《不死的老兵》中的名句：“老兵不死，只是悄然隐退。”他们两人一个著名的左派，一个是著名的右派；相同的是，他们都是坚定的爱国者，都是“不死的老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