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时陪都能尝到来自南北各地不同风味的粽子

虎符缠臂，佳节又端午。门前艾蒲青翠，天淡纸鸢舞。粽叶香飘十里，对酒携樽俎。龙舟争渡，助威呐喊，凭吊祭江诵君赋。

经历了两千年的变迁，作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的端午节仍在传承。本报记者多方走访专家、查阅史料，翻找出端午传承数千年留下的传统习俗和文化气脉，重现不同时代的端午记忆。

古代端午最早是健康节

　 战国时期人们把包含夏至的五月看成是邪气丛生、有害于生命的“恶月”，这一时节，各种能辟邪的物事纷纷登场。

　 全民动员沐浴兰汤、挂菖蒲、缠丝带、喝雄黄酒辟邪保健，这是战国时代端午节的场景。最早的端午节，其实与屈原无关，而是夏季驱除疫病的节日，可以说是最早的“健康节”。

　 重庆市孔子儒学研究会会长鲜于煌介绍，战国时期人们认为，夏至时节阳气达到顶点，代表死亡的阴气重新出现，并将逐渐强大。因此，他们把包含着夏至的五月看成是邪气丛生、有害于生命的“恶月”。

正因为如此，在这一时节，各种能辟邪的物事纷纷登场。人们除了搞大扫除，还要采回能辟邪的兰草，泡在热水中沐浴，称为“兰汤沐浴”。同时，还要在门上悬挂可以辟邪的菖蒲、艾蒿，在家中贴上镇邪的艾虎或符图，并在手臂上缠绕“令人不病瘟”的五彩丝带。

　 五月是“恶月”的说法并非完全迷信。鲜于煌说，五月正是蜈蚣、蜘蛛、蛇等“五毒”出没的日子，加上天气渐热容易产生各种疾病，因此人们采用各种手段防止疫病，期待家人健康。喝雄黄酒的习俗也是由此而来。在大家熟悉的《白蛇传》中，白蛇就是在喝了雄黄酒后现出了原形，可见在人们心目中雄黄酒辟邪的力量之强大。

“如果去除了其中迷信的成分，端午节的现代意义其实也可以理解为‘辟邪’。”鲜于煌说，这种辟邪就是把过去一些不好的“气”，也就是人的某种不佳的状态，通过净化的方式统统去掉，换一个全新的状态，表达了一种美好的愿望和积极进取的态度。

老重庆端午节朝天门划龙舟

南朝留下屈原托梦传说

　 端午节被赋予了纪念圣贤的色彩，体现了社会的道德思想，成为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与爱国精神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一个驱毒辟邪、祈求健康平安的节日，又怎么有了纪念屈原的传说？据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陈连山考证，最早把端午节与屈原联系起来的传说是东汉应劭《风俗通》，其中称端午缠五彩丝的习俗是因为屈原，但并没有提供详细的故事情节。

南朝梁代吴均的《续齐谐记》第一次记录了完整的粽子源于纪念屈原的传说：屈原在端午日自投汨罗江而死。楚国人为悼念他，每到端午节就在竹筒中装上米，投进河里祭祀屈原。可是，到了东汉光武帝时代，屈原显灵给欧回说：“过去人们送给我的竹筒粽子外边没有五色丝和楝树叶，都被蛟龙偷走了。请以后献祭的时候缠上五色丝和楝树叶。”欧回遵照屈原的吩咐做了，于是形成了后来包粽子的习俗——竹筒外边缠五色丝和楝树叶。楝树叶有浓烈气味，古人用来辟邪。这种粽子，唐代还有流传，叫做“新筒裹練(楝)”。

　 这个来自艺术虚构的传说得到广泛传播，虽然流传到今天有各种不同版本，但纪念屈原的主要情节得以保留，并得到全国人民的认同。

　“端午这个普通的节日，有了一层神圣的色彩。”鲜于煌说，其实吃粽子和划龙舟，也是早已有之的民俗活动，但渐渐形成了纪念屈原的传说后，这些活动就远远超出了其本身的意义，而被赋予了纪念古代圣贤的色彩，体现了社会的道德思想，成为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与爱国精神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诗人节”在重庆设立

　老舍、冰心、郭沫若等众多诗人，一致决定将端午定为诗人节。端午的庆典，凝聚着国人抗敌的斗志。

　 民族危亡的时刻，端午和它所代表的爱国精神得到极大张扬。

　 抗战最为艰苦的1941年春夏，日军企图用狂轰滥炸摧毁中国人民的意志。但就是这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却在陪都重庆发出号召，要在端午这天举行“诗人之会”。

　 春夏之交正是日本飞机频频来袭之季，我们的诗人能冒险犯难，进城作大聚会吗？事实是请柬只发出100多份，到会却是400多位诗人。

　 1941年5月30日端午这天举行的大会上，众诗人一致决定将屈原沉江的端午定为诗人节，老舍与冰心、胡风、郭沫若、臧克家等53人，联名签署了《诗人节宣言》，并以《诗人节缘起》为题，登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我们决定诗人节是要效法屈原精神……诅咒侵略，讴歌创造，赞扬真理。”

　 宣言鼓舞了士气，其精神也得以传承。一位叫董镜桂的作家这样描述1943年端午这天重庆街头的景象：“翠绿的艾叶，挂在家家门首，鲜红的慰劳标语，飘扬空中，穿黄黑制服或蓝布大褂的队伍，不时出现在街头，他们都是分头到郊外慰劳将士的。”

　 董说，这是在为民族作生死搏斗的第六年头，捧着盘盘雄黄朱砂的小孩们在街头尖声叫道：雄黄，朱砂，吃了避毒驱邪。“这是民族正义感的象征，中国正在完成屈原留给我们的任务，正在做着忠邪不两立的斗争，在雄黄冲酒的畅饮之下，让他净化我们的血液吧，让他冲去我们灵魂的渣滓吧！”

　 而据《抗战时期陪都体育史料》记载，在重庆住了3个月、遭受了40多次轰炸的林无双在“重庆观感”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奇怪的是，战争在拖下去，中国的士气却越来越高……端午节，照样有成千的人观看龙船比赛，市民依然举行庆祝，照样生活着。”

　 端午的庆典，凝聚着国人抗敌的斗志。1941年入夏时节，缅甸传来消息：我远征军以少胜多，打了胜仗。国民政府举行龙舟大赛庆祝，“宋美龄亲临现场指挥，鼓舞人们抗击日寇的决心。”市社科院研究员邓平介绍，当时，人们还经常利用端午等传统节日和抗战纪念日，举行“驱逐日寇”、“活捉汉奸”等渡江、登山活动，鼓励民众和在渝外国友人参加。

从照片可以看出，每当逢年过节，大碗酒，大碗肉请客吃饭是重庆人一大习俗。

解放初办水上运动会

　 自1951年举行第一届端午节水上运动会以来，山城的划龙船活动革除了过去的蹬旗、敬神等程式，增加了规定竞速项目

　 今年77岁的重庆日报退休记者陈明信印象最深刻的，则是1951年在朝天门举行的重庆第一届端午节水上运动会。那时只有十五六岁的他，第一次看到大江里赛龙舟的盛大场面。

　 两江交汇处扎着彩绸的“彩龙船”，就是比赛的终点，也是颁奖台，奖品主要是鸭子，也有少量的红包。十几支龙舟队分别从两江向终点进发，朝天门一带锣鼓喧天，两岸挤满围观的市民。

　 赛龙舟的船是特制的，身形细长俗称“黄瓜船”，前后还加了木雕的龙头龙尾装饰。船头一人喊号子，船尾一人敲鼓，划船的都是“水鹞子”，就是船被打翻，也能把它翻转回来继续划。

　 据了解，当时设有龙舟竞渡“抢鸭子”等表演项目，1500余名运动员参赛。《重庆体育志》记载，自1951年举行第一届端午节水上运动会以来，山城的划龙船活动革除了过去由水运码头、商业行帮操办，以及蹬旗、敬神、拜码头、放火炮请龙头(踩船头的人)等封建程式，增加了规定距离竞速比赛、表演项目，并按比赛规程、规则进行评比、奖励。每次比赛前还要进行培训、宣传，大大扩大参加活动的群众面，划船技术水平也随之提高。

　 1959年端午节进行的重庆市龙舟比赛规模更加盛大，除了10多只龙舟参加竞速项目比赛外，还有游泳、着装泅渡、水上救护、摩托艇、航空航海模型等体育表演和彩船比美、水上游行、川江船型展览等，十分热闹壮观。

　 但文革开始后，“破四旧”让传统节日的习俗几乎荡然无存，直到改革开放后逐渐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