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布斯富豪榜和胡润让中国人空前关注富豪。但是，如果有人要在中国做一个富豪慈善排行榜的话，估计在胡润的名单里找不到。

不知道从哪年起，关于中国富人的故事一时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最低800多万的宾利车被一抢而光，最低消费两万的饭店门庭若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外地进京民工到达的第一站——北京西站旁，有一家名为潮皇食府的餐馆，其中一只日本吉品鲍价值1280元，这相当于那些民工在家务农的乡亲们六个人一年的收入。

中国富豪缺位慈善事业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贫富差距日渐加大的中国，慈善捐赠或许能成为弥合社会伤口的一剂良药，然而慈善机制的真正建立却任重道远。它不仅需要企业家的自省，更需要政府从各个层面鼓励慈善事业的发展

中国慈善事业的富豪缺位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王闻报道　 “贡院六号”静静矗立着。它位于北京的国际饭店旁，外表平淡无奇。但是，每平方米6万人民币的价格使它长久地作为北京富人故事的一部分，流传甚广。

不知道从哪年起，关于中国富人的故事一时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最低800多万的宾利车被一抢而光，最低消费两万的饭店门庭若市。

富裕孕育奢侈而不是慈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外地进京民工到达的第一站——北京西站旁，有一家名为潮皇食府的餐馆，其中一只日本吉品鲍价值1280元，这相当于那些民工在家务农的乡亲们六个人一年的收入。

西客站就这样见证着极端的贫穷和富裕。然而平衡贫富的机制则仍然举步维艰。富人捐助慈善事业本是非常好的调节方法，只不过在中国，这种机制的发展却十分缓慢。

京城富人的生活一度成为众矢之的，常常令那些没有见过大世面的中国人瞠目结舌。有专家指出，这是中国人还不富裕，眼界不够宽造成的。说起奢侈，欧美富豪的生活不知道要高档多少辈。

但是，普通市民显然并不认同这种观点。李铭保是一个开着富康车的普通出租车司机，他告诉本报记者：“美国人好多是过着非常奢侈的生活，但是人家盖茨一捐就是几亿美元，中国有吗？去年非典闹得那么厉害，也没听说哪个富人出来捐点钱的。这叫为富不仁，宁愿把钱仍了，也不愿意将钱捐给穷人。”

谈起现在北京的富人，他说开了七八年出租车，有一件事情令他印象深刻。有一次，一位浑身珠光宝气的小姐上了他的车，让他从路的北边开到路的南边，前后不到50米，下车后，小姐给了李师傅50元钱，还对他说：“我的车就停在路边，懒得过马路，钱你就不用找了。”当时，李师傅惊得目瞪口呆，连称不可思议，再一看，小姐开着一辆宾利车缓缓离去。

这件事让李师傅念叨了很长时间，他对记者说：“现在北京好多市民的生活过得还不如以前呢，像我以前每年起码能挣五六万，可去年一年就挣了2万。”

李师傅的观点代表了许多普通中国人的看法和心态。一段时间以来，媒体对于富人奢侈生活以及“问题富豪”的报道引起了有关于仇富心理的大讨论。许多专家都表示，富人在致富的同时也应该把金钱拿出来回报社会，从而加强整个经济社会的道德建构，消除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赵晓就认为，市场经济只有建立在健全的道德或者说财富伦理与市场伦理的基础上，才如同建立在盘石之上。否则，我们不知道，哪一天诚信的大厦会倒塌；我们也不知道，那一天仇富的心理会演变成另一场暴民政治；我们同样不知道市场经济的自发秩序会不会遭到破坏，从而出现旧体制复归。

只有1％的企业曾参与捐赠

为了了解富人捐赠的具体情况，本报记者向包括中华慈善总会等慈善组织进行了咨询，结果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均以捐赠者名单为单位机密为由拒绝透露具体的情况，但是除了其中的一家以外，几乎所有的慈善机构都表示，中国的上榜福布斯富豪肯定没有在这些全国性的基金会捐过钱。

中国富豪在慈善方面的不作为集中表现在去年抗击非典的过程中。

中华慈善总会的新闻发言人邵先生告诉记者：“我们接收到捐款总计774.7533万元人民币，其中只有一个以个人名义捐款的富豪，捐了200万人民币。”

而作为另一个捐款接收单位——民政部的新闻发言人却说：“没有什么富豪捐款，我们收到的大多是以企业名义捐的款。”据记者了解，这其中，也鲜有那些富豪们的企业的名字。

相反，许多企业曾经鼓吹的善举最后都以拖欠善款而告终。他们在对自己的善举进行广泛宣传之后，却一直拖欠基金会的款项。如某知名奶业集团，向一家基金会捐赠时，提出各类宣传条件，并且最好有国家领导人接见的要求。但要求一一满足后，该企业报出的100万捐赠仅到账20万，余下的80万，演变成“收账”马拉松。

在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一份慈善公益组织的调查显示，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纪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

富豪的捐赠尴尬

在社会广泛指责中国富豪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同时，也有许多企业家在不断地捐出自己的财富造福社会。

35岁的上海民营企业家沃伟东并没有登上福布斯的中国富豪排行榜，然而他却从1999年以来，先后为社会公益事业捐款累计达六七百万元之多。他捐钱搞慈善助学，资助品学兼优然而生活贫寒的大中小学生；他出巨资参加慈善义拍，为患白内障的贫困老人筹集治疗经费。 另一个值得赞扬的是已故的山西民营企业家李海仓，根据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福布斯2002年中国内地首富排行榜中位居第27位的山西海鑫钢铁集团董事长李海仓，被杀前的2001年至2002年间，向山西慈善总会陆续捐款逾800万元。

事实上，现在许多富豪之所以不愿意从事社会慈善事业，与目前体制上的种种限制也有很大的关系。一位国内知名的ngo人士向本报记者讲述了一个富豪捐赠失败的故事。

2003年，这个ngo刚刚成立不长时间，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该组织的负责人认识了一位著名的福布斯富豪，经过短暂的交谈后，该富豪答应捐助200万用于ngo事业的发展。但是，就在捐助即将完成前夕，该富豪突然停止了这一计划，原因是在向税务部门申请免税的时候被告知，只有捐钱给国家主办的少数几个慈善机构才能得到相关的待遇。

这位ngo人士对本报记者说：“税务机关的人员当时还质问该富豪公司的办事人员，为什么要捐助给那些ngo，政府不就办有那么多的慈善机构？”他感叹于政府在慈善事业上的大包大揽，并表示希望这种情况能得到改善。

一位参与了新出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讨论的学者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新的条例已经减弱了政府在慈善事业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本来准备写入条例的“私募基金”最后还是改成了“非公募基金”，民政部门和主管部门对于基金会的双重领导体系也没有得到改变。他坦承，只有随着政府规制能力提高和基金会公信度的提高，再适时对该《办法》进行修订。

此外，异样的社会舆论也是富豪们不愿意捐款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那位富豪——ngo的人士告诉本报记者——“该富豪有一次公开表示要向教育事业捐款，结果立即遭到了舆论的嘲笑，认为他过分炒作自己。后来他告诉我，他不打算捐钱了，你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捐出去不仅得不到赞扬，还被讽刺。而且，太多人知道你有钱也不好，严重的甚至会危及到本人和家人的安全。” 为何我们需要富豪慈善家

中国社会呼唤慈善家。国家新出台政策鼓励慈善家。为什么？

对于中国来说，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的“第三次分配”理论或许可以成为认识这个问题的一把钥匙。

厉以宁在谈到这个理论的时候表示：透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一次分配；透过政府调节而进行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二次分配；个人出于自愿，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被称为第三次收入分配。在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之后，社会协调与发展方面依旧会留下一个空白。不管留下的空白较大还是较小，都意味着在社会协调发展方面还有一些工作去做。因此，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性就突出了。由于第三次分配是人们自觉自愿的一种捐赠，因此它的影响是广泛的，它所发挥作用的领域是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无法比拟的……

显然，厉以宁在提出这个理论的同时，直指中国社会目前存在的一个尖锐问题：贫富差距的扩大。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调查数据，就全国而言，2002年收入最高的1％人群组，获得了全社会总收入的6.1％，比1995年提高了0.5个百分点；最高的5％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近20％，比1995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最高的10％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近32％，比1995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而2002年，全国基尼系数达到了0.454，远远超过国际标准的0.4之安全指标。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逐渐扩大。

面对这种境况，西方国家的情况显示，进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扩大社会慈善事业已经成为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美国贫富差距同样严重，但美国的富裕阶层的企业和个人，每年透过各类基金会做出的慈善公益捐助有6700多亿美元，也就是说，透过第三次分配的财富，占到了美国gdp的9％。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的邓国胜副所长向本报记者举例说：“贫富差距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贫困是滋生犯罪的土壤，如果一个企业经常要面对黑社会上门收保护费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个企业也很难获得一个好的发展环境。所以企业家进行慈善活动，消除社会贫富差距，客观上也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措施。”

著名慈善家沃伟东也认为，在当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大力发展慈善事业有助于缩小两极分化。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慈善事业无疑是调节贫富差别的一个平衡器。所以说有必要向全社会倡导一系列的慈善理念。

他还告诉记者，我们的慈善队伍还不够庞大，我们的慈善理念还远没有成为每个公民的内在道德要求。他说，倘若社会上的贤达、名流、歌星、影星等所有高收入者都能有“第三次分配”这样的收入分配观，都能把捐赠献爱心看成是先富起来者的一种应尽的责任，那么我们的慈善队伍会何等壮大，我们社会的文明程度又会何等地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