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仁”一直受到高度重视。相较而言，孔子的另一个重要观点“直”却鲜有关注，特别是针对西方、老子“以德报怨”之学说，孔子实则早有“以直报怨”的观点可做回应。何者更加高明？此问题值得思索和探究。

在人与人交往和发展中，总会因为人趋利避害的本心，抑或利益分配的不公等诸多原因，而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作为人情感情绪之一的“怨”随之产生，并与委屈，仇恨一类情绪相伴。随意翻开卷帙浩繁的人类史——征战，屠杀，歧视，诈骗，报复……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问题似乎从来都层出不穷，擢发难数。面对这样客观存在的矛盾冲突和主观存在的不满情绪，《论语》中提到孔子所认为值得倡导的应对方式。这段记载如下：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宪问第十四》）

有人说用恩德恩惠来回报仇怨怎么样，而孔子认为应该用直来回报仇怨，用恩德回报恩德。其实两种观点都有可取之处，也分别被不同的人接受，并且两者都基于一个“恕”的出发点。但是，在具体应对问题上，仍有着“度”的差别和区分。

笔者认为“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相较而言更具有它特别的意义和作用，出于以下的思考：首先，在孔子思想里，“直”有着怎样的意涵，“直”和“德”的关系如何？其次，用“直”来作为区分对待“怨”与“德”的原因为何？最后，用“直”来区分，重视“直”的意义为何？

一．《论语》之“直”

对于14.34章的解读，李泽厚认为：“这是重要的孔门思想，是儒学不同于那种‘报怨以德’（老子）,‘舍身饲虎’（佛经），‘爱敌如友’，‘右脸被打，送上左脸’（《圣经》）等教义所在。也正是实用理性的充分表现。既不滥施感情，泛说博爱（这很难做到），也不否认人情，一切以利害为准则（如法家），而是理性渗入情感中，情感以理性为原则。在这里，儒家的社会性公德（正义公平）与宗教性私德（济世救人）又是合在一起的。”

可以看出，李泽厚是把从老子与孔子，或者说中国儒教和西方宗教作对比，看待“直”与“德”的区分。区分的变量要素之一，就是何者更是“融入了理性的情感”。显而易见，得出“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结论。再追根溯源，根据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技的考证，最古老的天文仪器是一种构造简单的直杆——它立在地面，要求垂直中正。因此“直”很容易便和公正，中正联系起来，进而与“正”结合而成为一种品性，谓之“正直”。而再来看“德”。近代学者对殷代甲骨文以及西周初期金文的分析发现，“德”字是由“直”与“行”（或“行”的一半）构成。到了西周时期，“德”再添加了“心”符。所以“德”更倾向于感情博爱，因而把“以德报怨”与“滥施感情，泛说博爱”相联系。

而对于此问题，黄玉顺是从孔子观念的解读层面出发的。他认为如果根据孔子的观念层级来区分，“德”是道德礼法层级的事情，“怨”是生活情感层级的事情，两者不相对应。而“直”是出自于人本真的爱，才能和“怨”相对应，所以“应该‘以直报怨’、以情报情，亦即报之以本真的爱”

这两种出发点和区分方式有所不同，但是殊途同归的是：

第一，“以直报怨”中“直”出自于人的本心，出自于情感生活。正如钱穆概括“直”的意涵所提到的那样：“直者诚也。内不以自欺，外不以欺人，心有所好恶而如实以出之者也。”而“孔子所谓直者，谓其有真心真意，而不以欺诈邪曲待人也。”也正因此，孔子认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第二，正是由于“直”发乎本心的特点，而人之性相近，因此兼具推而广之，由己及他而至众的特点。亦如钱穆所言，“以直报怨者，其实则犹以仁道报怨也，以人与人相处之公道报怨也。”以直释仁，也是诸多学者的共识，不再赘言。

如若结合周遭现实问题——恐怖分子肆意猖獗的袭击活动，种种比天灾更可怕的惨绝人寰的人祸：仇恨，屠杀，战争，歧视……对于这些层出不穷的敌对和问题，需要思考：普罗大众可以，或者说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应对？即便我们没有真正身陷强烈的纷争，也不妨自忖，面对激烈程度相对较低更切身的现实问题现实仇怨，抑或说如果我们真的不幸成为受害人或者弱势群体中的一员——犹太人的后裔，911恐怖袭击罹难者的家人，侵华战争“南京大屠杀”惨案的目击者和幸存者等等。承载着这些历史的创伤和仇恨的人们，又该怎样应对，如何去“报”呢？

二．为何以“直”来区分“德”与“怨”

先回到“直”出自于真心真意，不自欺欺人的特点。正是如此，这种人皆有之的真心实意具有值得提倡的广泛性和合理性基础。相对的，“以德报怨”的价值判断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几乎所有的学者也都认为，它并没有也并不可能适用于普通意义上的人，至多是少数“圣人”可能履行的教义。且看几位学者对于“以德报怨”的认识：

在朱子看来，“或人之言，可谓厚矣。然以圣人之言观之，则见其出于有意之私。”

在康有为看来，“孔子之道不远人，因人情之至，顺人理之工，令人人可行而已……孔子非不能为高言也，藉有高深，亦不过一二人能行之，而非人能共行，亦必不能为大道，孔子即不言之矣。耶氏过仁，亦以德报怨，或以之尊之，然实不能行。”

而李泽厚本身也直言“滥施感情，泛说博爱”“这很难做到”。

至此“以德报怨”的合情普遍性很难成立。可是，即便退一步假设——人可以真的做到以德报怨，那接踵而至的问题就是——德与怨似乎将无从区分，因为如果“怨”和“德”都可以直接对应起来的话，我们将没有什么真正可以拿来和“德”对应了。倡德和尚德的意义与动力又何在呢？“德”的价值是否会随之异化，甚至消失呢？如果对于肆意妄为的恐怖组织恐怖报复所有人都“以德报怨”的话，那对于那些真正支持和救济我们的国际组织（国际救援组织，红十字会）和邦友救助，我们的回报是不是应该有所区分呢？如何区分呢？

孔子先问“何以报德”，问得相当之精妙，精妙之处就在于用逆向思考的方式启发学生，也便于我们更好地看到用“直”来区分“德”与“怨”的合情性和合理性。

要有所区分，并且以“直”作为区分的原因正在此。——德与怨不应该含混不清。而这样的区分，当然不能是偏激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式的。出自于本心中正，又无私偏的直，与怨对应起来最好。孔子重视“德”，也提倡“德治”。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重视，他更认为德的界定和对应要相对明晰，并赋予普遍意义。因为“德”和“直”都应该维护。对于值得维护的事物，是有必要和其它事物作出区分的。

三．重视“直”的指导意义

孔子对于“仁”“德”的重视众所周知，俯拾即是。对于“直”似乎相对不足。正如钱穆所喟叹的那样，“孔子重‘仁’，人皆知之，顾其重‘直’，则知之者献矣！惟不直故终不仁……”

其实翻看《论语》，不乏孔子对直的论述和提倡，仅举几例：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第二》）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智，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向也，吾见于夫子而问智，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阜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颜渊第十二》）

这两章都是言重视“直”的作用——可以自上而下地引导和纠正，“能使枉者直”，用一句俗语现象来左证，就是上梁若正下梁难歪。而这一个斧正作用，“以德报怨”似乎难以体现。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第十三》）

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酰焉，乞诸其邻而与之。”（《公治长第五》）

这两章是孔子对于具体的人事判断，阐述“直”是出自于本心真诚，无私无偏，不刻意为之的特征。结合前两章可以看出，用“直”这种源自于本心，真诚而率性的认知态度，来直面问题与冲突，区分德怨，体现了李泽厚所谓的实用理性。

孔子亦重视“恕”。即便是“以直报怨”，也和“以德报怨”的这个基本出发点是一致的。所以明确的是，直可以与“公正”“公平”一类挂钩，只是确定态度和区分度，不包含行为上的方向性暗示。如果我们妄加揣测，借题发挥，用一个“直”来作为下一步行为报复的合理跳板，是有违本义的。

孔子对于他的时代问题从来都是有明确的好恶是非观，也不认同所谓的“人皆爱之”“人皆恶之”的人群。这一点很容易得到认同与共鸣。朱子认为，“于其所怨者，爱憎取舍，一以至公而无私，所谓直也。于其所德者，则必以德报之，不可忘也。”他看重“德”与“德”相对应，用“不可相忘”来自勉，身体力行。而钱穆本人身处近现代社会，亦说：“人虽与我有私怨，我未尝以我之私怨而报之，直以人与人相处之公道处之而已。公道即直道也。若人有怨于我，而我故报之以德，是未免流于邪枉虚伪，于仁为远，故孔子不取。或曰：‘直道非一，视吾心何如耳。吾心有怨，报之，直也。苟能忘怨而不报，亦直也。惟含忍匿怨，虽终至不报，然其于世，必以浮道相与，一无所用其情者。亦何取哉？’”他眼里直道是关乎个人本心的，只是个人行为的参考前提而不是决策方向。钱穆的这一观点十分明确。对于社会层面的问题解释同样简明扼要，鞭辟入里。他说：“人类之生存于世，端赖其以直心直道相处。至于欺诈虚伪之风既盛，则其群必衰乱，必败亡；其得免焉者，幸也。罔即专务自欺以欺人者也，故曰“‘罔之生也幸而免……’”

可以看到，“直”的确立，无论对于个人情感的去留，还是对于社会性问题的解决，抑恶扬善，抑或社会性公德的巩固都是有实质意义和作用的。

笔者认为，如用“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放诸解释文章第一部分尾部提到的问题，即当今社会中的冲突和纷争——无论是惊人的恐怖报复袭击还是恼人的人际纠纷积怨——都是意涵斐然。

正如简括前面探讨说明的，《论语》中的“直”既有出乎本心的合情性，又有推而广之的合理性；既有区分“德”与“怨”的理论作用，又有“矫枉”的实际效用；既可以指导个人情感，又可以维系社会性公德。可能我们人类的问题注定层出不穷，纷争不断，所以人类本身面对问题，选取的态度和姿态几乎可以决定问题的去留和生存的方向。我们可能难以找出很多矛盾的真正解决办法——如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宗教战争似乎难断是非，艾滋病毒的传播仍带来问题重重，科技带来福祉似乎也造成灾难等等。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先找到应对矛盾时候一个最基本的区分尺度——那就是，面对基本的恩德和仇恨，即便我们的应对行为可能受到诸多因素的牵扯而错综复杂，但是至少可以确立的是——我们首先可以，并且有必要进行一个应对态度上的区分。这就是《论语》中“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最为值得重视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