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保护:一道发展中的难题 |
 
6月5日是第39个世界环境日,今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是“多样的物种・唯一的星球・共同的未来”。 为向记者说明中国的生物多样性现状,环保部对外合作中心、中欧生物多样性项目机构政策专家张风春博士列举了这样一组数字――― 按照国际认可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标准及程序,中国的物种濒危比例为:无脊椎动物34.74%,脊椎动物35.92%,裸子植物69.91%,而被子植物更是高达86.63%。 这些数字,远远高于中国先前2%―30%的预期。 “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特别丰富的12个国家之一,当前中国生物多样性的总体发展态势却令人担忧。”张风春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整体趋势目前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而造成这一局面的首要原因,是人口的扩张与经济的快速发展。 野牦牛的故事 中国林科院自然保护区学科首席专家李迪强,在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曲地区作野外调查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一家牧民200头的牦牛群中,有70多头都是野牦牛与家牦牛杂交的后代。而在他们所观察到的野牦牛群中,也偶尔会有几头家牦牛混在其中。 对此,他解释说,在野牦牛的交配季节,雄牦牛之间会发生“战争”,战败的野牦牛就没有交配权。于是,那些战败的野牦牛们便向牧民们家养的牦牛“打起了主意”。 李迪强告诉记者,这其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以前野牦牛生活的地方多是无人区,冲进家牦牛群与其交配的事情只是偶尔发生,但近年来随着牧民活动范围的扩大,却成为频率高发事件。野牦牛冲入家牦牛群,也常常发生伤人事故。同时,这些杂交的野牦牛由于野性难驯,长大后往往还是会回到野外,甚至有家养的母牦牛干脆和野牦牛一起“私奔”。“这给牧民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一头牦牛至少值三四千元人民币。”2009年,当地政府因野生动物肇事给牧民的赔偿金就高达2000万元人民币。 这还不是问题的根本。“更重要的是,这给野牦牛这个物种带来威胁。”李迪强说,野牦牛是家牦牛的祖先,但经过长期分化,二者无论是在体型还是习性上都已有很大不同。野牦牛现已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长此以往,纯种的野牦牛会越来越少,这将不利于野牦牛遗传资源的保护。 大象偷吃包谷 “由于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不断迫近动物的生存空间,人兽冲突是现在很多地方面临的很大问题。”李迪强说,但人与动物的和平共处也并非完全没有希望。 据国际保护动物基金会项目主管华宁介绍说,近20年来,在云南,由于人们大面积砍伐天然林改种橡胶,导致大象的栖息地不断缩小,食物也越来越少。因此常常有大象冲下山来,将附近百姓种的包谷一扫而空。“包谷种植是当地很多居民唯一的收入来源,如果被大象吃了,就等于他们一年的劳动都白费了。” 在国际保护动物基金会的建议下,当地农民开始改变以往全种包谷的做法,只拿出一部分地来种包谷,专门供大象吃。其余则改种竹子等大象不吃的经济类作物,这样既保证了大象这个濒危动物的食物来源,也兼顾了当地居民的生活。 实际上,李迪强也曾建议那曲野牦牛冲突严重的地区改养羊,以避免野牦牛的问题。“但是一头羊才卖400块钱,远不如牦牛值钱,所以实行起来还是有些困难。” 在华宁看来,化解人与自然矛盾的方法并不是没有。由于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原本连成一片的森林、湿地等都被割裂成许多小片,导致野生动物的活动受限,比如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分为3个子保护区。为了使这些片段化的动物栖息地连接起来,让动物自由迁徙,国际保护动物基金会鼓励当地退耕还林,在保护区之间建立起绿色“生态廊道”。“这个做法在印度的自然保护区已经有很好的先例。” 如何操作生物多样性 “我们常自己开玩笑说,搞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人要学会用经济学家的语言和政治家对话。在‘唯GDP’的发展思路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相当艰难。”李迪强表示。 采访中,几位从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专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一种说法:生物多样性的主流化。 无论是野牦牛还是大象的境遇,说到底,还是由于生物多样性没有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考量因子。“德国曾为了保护蝙蝠而搁浅一项投资十几亿的工程,但我们却还在将大面积的天然林改为单一树种的人工经济林,使得那些树林成为‘绿色沙漠’。环境污染人们可以看到闻到感觉到,很容易引起各方重视,但消失的物种不会说话,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一直就是环保领域中最薄弱的环节。”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表示。 张风春指出,要想遏制生物多样性的退化趋势,就要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到国家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政策、法律法规以及各级政府部门的工作计划之中。“其中,将生物多样性纳入环境影响评价,是从根本上和源头上防止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措施。” 他告诉记者,目前,相关政府部门已着手开展将生物多样性纳入规划环评和项目环评的工作。“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到环评中去的困难在于操作性,因为生物多样性说出来大家都听得懂但很难用数据说明,怎样将生物多样性化解成为较直观、易操作的指标,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目前大家都还在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