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礼记》简介

“记”相对于“经”而言。古人把单篇解释《仪礼》经的大义的“记”附于该篇之后, 作为《仪礼》经的补充和说明。且这些“记”不是一时一人所作, 因而《礼记》最初散见于世。

史书中有一些关于《礼记》的记载, 比如：

《汉书·艺文志》：“汉兴, 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 迄孝、宣室, 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

《史记·儒林传·高堂生》：“诸学者多言《礼》, 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 及至秦焚书, 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 高堂生能言之。”

《汉书·鲁恭王传》：“恭王初好治宫室, 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 闻钟磬琴瑟之声, 遂不敢复坏, 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

《汉书·艺文志》：“武帝末, 鲁恭王坏孔子宅, 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 皆古字也。恭王往入其宅, 闻鼓琴瑟钟磬之音, 于是惧, 乃止不坏。”

《汉书·河间献王传》：“( 河间献王) 修学好古, 实事求是, 从民得善书, 必为好写之, 留其真, 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 皆经传说记, 七十子徒所论。”

关于《礼记》的成书说法不一，我们一般认为这些“记”在汉代被辑成两种本子, 即戴德选辑的《大戴礼记》八十五篇和戴圣选辑的《小戴礼记》四十九篇。现在所说的《礼记》是《小戴礼记》。

《礼记》成书历时长, 有学者认为：“除可以确定为西周文字及秦汉所作之外, 对数篇目大致撰于战国时期。”从战国到秦汉, 正是百家争鸣时期。该书以儒家思想为主, 吸收、融会了各家思想精华, 反映了这段历史时期的文化特点, 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其中的《大学》《中庸》篇, 被后世独立出来成为“四书”的重要部分。

东汉郑玄为《礼记》作注, 使其作为“三礼”之一独立成书，《礼记》郑玄注成为以后的知识分子必读的儒家经典之一。唐代孔颖达为郑注作疏, 著成《礼记正义》；南北朝时, 许多学者为《礼记》作义疏, 如沈重、皇侃、熊安生等。宋代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将三礼分类汇编； 聂崇义作《新定三礼图》。元代陈澔《礼记集解》, 因其简单, 适于初学者, 故明代将其作为科举用书。明代因其宋明理学思想的影响, 人们对经学的阐释流于虚空而远于本义。清代崇尚经学, 注重阐释经书古义, 如孙希旦《礼记集解》、朱彬《礼记训纂》、阮元编《礼记注疏校勘记》等；《四库全书总目》将其编入经部礼类,《四库提要》对其成书、后人的训解有较详细的阐述。

二、《礼记》之“礼”概说

《礼记》记载的内容多是从儒家思想出发, 或解说《仪礼》大义, 或记述各种礼制, 或记述日常生活礼节等等。另外, 还有许多冠以“子曰”的孔子言论, 但大多是以孔子之名表儒家思想之义。

“礼”包含的内容、指向的对象都非常广泛。如《曲礼》篇，郑玄《三礼目录》云：“以其记五礼之事: 祭祀之说, 吉礼也；丧荒去国之说, 凶礼也; 致贡朝会之说，宾礼也；兵车旌鸿之说, 军礼也；事长敬老、执挚纳女之说, 嘉礼也。”也就是记琐碎细小的礼节；《檀弓》、《曾子问》、《丧服小记》等专记丧礼；《内则》则是专门详细地叙述夫妇之间、媳妇与舅姑之间的礼。关于“礼”的含义、细节、形式、讲究等散见于各篇之中, 这里仅对《礼器》篇的内容略陈概述。

孔颖达《礼记正义》引郑玄《目录》云:“名为《礼器》者, 以其记礼使人成器之义也。”郑玄在篇名下作注：“礼器, 言礼使人成器, 如耒耜之为用也。人情以为田, 修礼以耕之, 此是也。”礼是使人成器的途径、工具, 就像耒耜之于耕田。“君子有礼, 则外谐而内无怨。故物无不怀仁, 鬼神郷德。”可见礼的重要作用。

《礼器》认为礼的根本是“忠信”, 外在载体是“义理”, 礼要忠信与义理皆备。“礼也者, 合于天时, 设于地财, 顺于鬼神, 合于人心, 理万物者也。”把不当时节或某地不该有的东西, 如在山中把鱼作为祭礼, 在湖泊旁边却以鹿、猪为祭礼, 君子认为这样不是真正的礼, 鬼神也不会享受, 因为这不符合圣人制定的礼仪。根据该地的广狭、物产的多少确定祭礼的薄厚, 随着收成多少的变化而变化, 才能体现忠信与义理, 从而达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正如后文关于礼的大小显微所言：“礼有大有小, 有显有微。大者不可损, 小者不可益, 显者不可揜, 微者不可大也。故《经礼》三百,《曲礼》三千, 其致一也。”定礼有原则, 不可随意增删。礼仪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同, 注意礼的区别, 做到不恣意妄为, 才是真正的守礼, 只有这样才是忠实于礼, 才不会有越礼的行为。

《礼器》认为礼有以多或少为贵者, 有以大或小为贵者, 有以高或下为贵者, 有以文或素为贵者, 并分别列举了这八种礼的具体事宜。这是礼仪在纵向上的变化。但是如上文所说, 万变不离其宗, 即对礼的忠信、诚实。横向看, 即单从这些多少大小高下文素中的某一个方面说, 也有各自的差别。这是从君王到士大夫的区别, 也是礼之“文”即“义理”的差别。“殷周以来的仪礼, 无论从祭祀对象、祭祀时间与空间, 以及祭祀的次序、祭品、仪节等等方面来看, 都是在追求建立一种上下有别、等级有次第的差序格局。”换句话说, 就是形成了严格的阶级差别。比如：“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七庙, 诸侯五, 大夫三, 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 诸公十有二, 上大夫八, 下大夫六。”“礼有小为贵者：宗庙之祭, 贵者献以爵, 贱者献以散, 尊者举觶, 卑者举角。五献之尊, 门外缶, 门内壶。君尊瓦甒。此以小为贵也。”“礼有以高为贵者, 天子之堂九尺, 诸侯七尺, 大夫五尺, 士三尺。天子诸侯台门, 此以高为贵也。”这些礼仪的规定都很显然地列出了天子、诸侯、大夫、士的等级顺序。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礼器》的两个中心词, 即“忠信”和“义理”。礼之所以能使人成器, 关键在于它以忠信为本, 把握适度。这样也才能显示出礼的“反本修古, 不忘其初”的作用, 进而“培养一种遵循仪节的自觉习惯”。对于礼的忠诚, 也就是对于既定社会秩序的顺从；不逾越礼, 才能安于天明、君主、上级的安排与领导。这也是古代大力阐述礼仪, 提倡礼的目的所在。

同其他经书一样,《礼记》也是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礼仪，使其更好地服务于阶级统治的产物, 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烙印。但是从历史、文化等角度看, 它记述和阐释的各种礼制, 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