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收入的是李方桂先生及其高足柯蔚南教授合着的《古代西藏碑文硏究》（Fangkuei Li and W.South Coblin,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Inscriptions），1987年在台北以英文出版。全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言，介绍吐蕃碑铭文献的语言、历史背景和回顾吐蕃碑铭文献硏究的历史；第二部分正文，收录了十四通碑铭文献，包括新发现的洛扎(Lho-brag)崖刻和敦煌石窟题记，对每通碑铭文献的硏究分别为引言、录文、录文校勘注、译文和译注几个段落，每篇的篇首引有碑铭年代、地点、现存状况、前人硏究目录、发表的拓片、照片一览表；第三部分是词汇表。全书书末附有引用书目。

　　吐蕃碑铭文献，不论从历史学角度还是从语文学角度来说早已被认为是第一等重要的材料（戴密微，1952：La Concile de lhasa）。从历史学角度说，它是当时人留下的遗迹，未经窜改变易，其史料价值高于其他文献材料；从语文学角度说，它是中古藏语的生动、具体、忠实的记录，为硏究藏语史和藏文文献史提供了最为可靠的典范材料。因此，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便有学者注意到吐蕃碑铭的科学价值（S.W.Bushell，1880）。近百年来，对这些碑铭文献所作的硏究工作，从摹写到临拓、照像，以及史料学的分析、梳理和语文学的阐释，都已有了长足的进步。

　　方桂先生、柯蔚南教授合着的《古代西藏碑文硏究》（以下简称《硏究》）具有与前人的硏究不同的鲜明特点，主要有三：

　　（一）语文学特色：《硏究》的二位作者分别出生于中外，李先生被称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学之父，而柯氏又是师承李方桂先生，都是汉藏比较语言学家，有着深厚的语文学功底。硏治吐蕃碑铭的同行们都知道，吐蕃碑铭文献中许多“僵死”了的语词多年来一直困扰着许多学者。有时只能从上下文或其他背景材料推断这些词的含义，当然这是特定条件下采用的一种变通的方法。但是如果从语文学角度对这些词作深入的探讨，无疑会提高译文的准确程度，《硏究》的作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艰苦的努力。这里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对《唐蕃会盟碑》东面碑文第十行中Nang-gi tshis这一词组中tshis一词的探讨。这个词在各家录文中有的录成tshis，有的录成chis。《硏究》作者认为，讨论tshis、chis的问题，应首先区分碑铭学问题和语文学问题。作为碑铭学问题，应辨明到底是tshis还是chis（顺便说一下，所谓碑铭学工作也占了《硏究》一书的一定比重，每份碑铭录文后都有详尽的校勘注记），而作为语文学问题是解释tshis或chis的词义问题。我们引一段作者讨论tshis词义的文字，从中可以看出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

　　最近出版的《藏汉大辞典》（2275页）有关tshis的收词比较容易翻译。其中一个把它注释为thabs,“way,means,measure”。汉语的注释使我们更加明了这个词的意思，即“方法”（way,method）、“办法”（method,recourse）和“计策”（device,plan,policy）。辞典还列出了复合词vtsho-tshis，汉语释为“生计、生活方法”（livelihood,plan for living），可作旁证。《藏汉大辞典》的另一处（2956页），将相关的复合词so-tshis解释为vthso-tshis的古语形式。黎吉生提到过的另一个复合词是spyi-tshis，此词在《藏汉大辞典》（1678页）里被解释为“公事、关系到众人之事”（public matters, affairs which are of concern to everybody）。似乎很有可能，正如（雅斯克）Jäschke和黎吉生所说的那样，tshis, “method, plan, policy”是rtsis, “numeration, calculation; scheme”的同源词。（见《硏究》102页）

　　引文只是整个tshis词条注释的一小部分，如此详尽周密的注释，读者必然会对这一词的含义有深刻的印象。

　　另一个例子是对谐拉康东碑（即《吐蕃金石录》收录的《谐拉康碑乙》）第30行ph'upa一词的注释。我们也引一段作者的注文：

　　《藏语新旧字辨异·丁香宝帐》列有词条vphevu，解释为gsol-ba。对此，后来的很多辞书都照抄。但是，没有上下文（例句），这种解释颇为模糊。大概它的意思是“以恳求、要求、陈述、报告等形式向上做出某种表现”（to make some sort of representation upwards, in the form of a supplication, request, statement, report, etc.）。Semichov的《藏俄辞典》（331页）或许参考了，也有可能没有参考《藏语新旧字辨异·丁香宝帐》里的词条，把它解释为“请求、请愿，革职，测试”（request, petition; deposition, testimony）。《语法字汇明镜》列了另外一个条目vphevu vdebs，“喊叫”（to shout, yell）。这个短语的变体形式vphevu debs-pa列入了黎吉生（1985：59，注4）著述。结合上述材料以及本处的译释，我们可以推测其意思是“对上的敌对表现”（hostile representation made upwards），即“指控、控告，罪名”（an accusation）。那么vphevu-pa的意思大概是“原告”（an accuser），这个意思最早是黎吉生的藏族合作者提供的（黎吉生1952—52，Ⅱ：10，注6）。(v)phevu的音节结构表明，它是某种熔合（参阅乌瑞：1950）。假如我们能够确定其组成成分的话，将有助于解释其语源和语义范围。（见《硏究》297~298页）

　　这几乎是做到了无一字无出处，具有考据训诂学的严谨态度。但并不拘泥于汉学家考据训诂学的宗法，而是融合新的语文科学提出别具一格的方法论。

　　（二）汉藏语的语义比较：李方桂先生生于三晋，长于幽燕，籍名高庠，世代簪缨，为一代语言学宗师。留美时受教于布龙菲尔德（L.Bloomfield）及萨丕尔（E.Sapir），除硏究印地安人语言外且对汉语音韵学有精深硏究，致力于汉藏比较语言学；柯蔚南为李氏高弟，其博士学位论文《藏语动词形态学硏究》（1976）及后来所著《汉藏词汇比较的汉学手册》（1986）等书，成绩斐然。二位作者以其深厚的汉藏学功底，充分利用了《唐蕃会盟碑》和《尚书译文》等汉藏对照文献，对一些疑难词语，通过找出其汉文对应词来进行释读，这部分工作成绩突出，令人难忘。比如《达扎路恭记功碑》东面第七行的rje-blas一词，在吐蕃古藏文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很高，但由于词性怪僻，曾使许多学者误入歧途。白桂滋（Beckwith）曾在《吐蕃755年的叛乱》一文中将rje误解为“交换、以物易物、贸易”，而对-blas则认作是glas的变体（据《格西曲扎藏文字典》），意即“工资、报酬”，因此rje-blas便是“负责给军队支付（报酬）的高级官员”（白桂滋）。这个释文不仅在文字学上难以说通，而且在其他句子中也无法获解。《硏究》的作者是通过汉藏文献语词对应比照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尚书释文残卷》（P.T.986号）第60行有一句“bdagi lung ltar ma byas-te/rje-blas-nyams-su myi-len-pa\[ni\] srog la dbab-ba”。与此句对应的伪《古文尚书》原文是：“功多有厚赏，不迪有显戮。”作者写道：“由此看来，就连普通军士也有他们战场上的rje-blas，为此他们必须不惜一死，因而这一词肯定不是特指或专指某种职位或高级朝官。我初步提出，rje-blas意思是指‘徭役、差事’。”（见《硏究》155）因此《达扎路恭记功碑》东面rje-blas-dka'-dgu nyams-su blang，作者认为应译作“他不懈执行许多艰巨差事”。这一意见可以说基本上是正确的。再者，《第穆萨摩崖刻石》第十一行的"phra-men是六告身之一，汉文史料（《新唐书·吐蕃传》）与之对应的词是“金涂银”。图齐（G.Tucci）认为“phra-men(两个词都有‘装饰、饰有’的意思)应与汉文史料中的涂金银、镶金银相对应”。（图齐，1949）但黎吉生反对此说，认为Phra-men不可能是汉文表示镀金银的“涂”字的藏文对应词，他将该词训为Khra-men的另体，指一种玛瑙（黎吉生，1972）。《硏究》的作者硏读汉文史料是细心的，他们认为汉文“金涂银”是描述，而不是用对应词去翻译，它告诉我们phar-men像个什么样，是怎么做成的。“有了phra（~'phra）已知的意义及汉文对'phra-men形状的描述，那么说它含有涂金、金属或某种镶嵌品的意思，大致不会有错，当然这种镶嵌品很可能包括某种宝石。”（见《硏究》222~223）

　　再举一个有趣的例子。《第穆萨摩崖刻石》第8行有个Yong字，《楚布江浦建寺碑》第35行也出现这一个字，P.T.986《尚书译文残卷》中这个字出现过两次，第一次出现时它的汉文对应词是“惟”。作者认为，“在铜器铭文和《尚书》之类的古代汉文文献中，‘惟’实际上是系词。而且位于属句的句首，意思是‘这就是……’、‘这就是说……’，但到了唐代，这就不好理解了，而‘惟’似乎作‘夫’的同义词解。吐蕃人所学到的可能就是这个意义。石泰安（R.A.Stein）给出的Yong的另一个汉文对应词是‘凡’，即‘总之’。实际上，Yong这个字可能与Yongs‘全部、所有’同源。它的基本意思是‘总的说来，从各方面说，总之，基本上，总是，迄今为止’。”（见《硏究》228）《硏究》的作者之一柯蔚南还在他的另一部著作《汉藏词汇比较的汉学手册》中将Yong与汉语的“共”（古音：gjungvgjwong）作了比较，认为二者同源于ryong。这种解读就比较平实而澄圆，不再囫囵。

　　另外，利用汉文史料解决人名、地名、官职名问题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吐蕃时代，唐蕃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至为密切，唐人记载吐蕃情况甚为勤勉，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有关吐蕃的汉文史料；另一方面，吐蕃人雅慕唐风，不仅翻译了大量的汉文典籍，而且典章制度方面也多有移植，得其精髓。因而，利用汉文材料解决吐蕃古词疑难问题，确为有效途径之一。国际藏学硏究史表明，真正有见识的藏学家是不忽视汉文史料的价值的。

　　（三）前人硏究成果的系统总结：如前所述，十九世纪末就有学者注意吐蕃碑铭，积累了大量参差不齐、品类庞杂的硏究资料（其中不乏那个时代所难以避免的讹谬）。作者十分注意对前人成果的总结，每讨论一个语词，作者总要先列举各家意见，均注明其出处依据。作者不仅注重前人的硏究成果，还充分利用各种辞典工具书，包括《丁香帐》和《翻译名义大集》（Mahā yutpatti）等。该书第一部分第二章《对古代西藏碑铭硏究的回顾》和书后所附详细的书目可以说为后来者提供了一部吐蕃碑铭硏究的简史。

　　总之，可以说《硏究》代表着国际上硏究吐蕃碑铭的最新成果，作者利用自己的专长，在前人硏究的基础上，对吐蕃碑铭重新作硏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1987年8月笔者访问加州柏克莱大学时正是李方桂先生易箦弥留之际，温哥华第二十届国际汉藏语会议期间先生即撒手仙逝，遗爱人间，据李夫人徐樱女士讣告中云：

　　“最堪告慰者是他的末项遗着《古代西藏碑文硏究》于病中收到。他看后至为欣喜，顾盼自豪，指告往来朋友以及医护人员等。”

　　可见李先生对此项硏究倾注了最后的心血。承蒙张琨先生遵遗命馈赠笔者一册，高情厚爱，毕生难忘。捧读之余，回忆起1981年维也纳的初会，1983、1985年在北京大学勺园寓所和临湖轩的两次请益，谆谆教诲，言犹在耳，不禁涕泪沾襟。尔后值方桂先生逝世周年之际，曾书此短文以缅怀先生。此值《李方桂全集》出版之际，据此短文稍改，个别人名及所引段落译文均据本书译文，以便前后统一。谨为全集第九卷《西藏古代碑文硏究》序。

　　http://www.tup.tsinghua.edu.cn/Resource/tsqy/024724-01.t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