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客观公正的理性判断

正心、修身是关于身体的、心理的，《大学》对此有详细的阐明。“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修身在正其心者”，修身首先要修心。修身主要指的是言辞、姿态、仪态等要合乎道德规范。修身就是用一种社会的规范和道德使自己和社会其它角色能够和谐相处。我认为中国强调“三和文明”——对整个世界和人类来说是“和平”、对国家来说是“和谐”、对家庭来说是“和睦”。这三个“和”的境界很难达到，其中最重要的是“修身在正其心者”，即“心”要“正”。心正是在和心不正的对比中表现出来的。《大学》列出了四种心不正的状态。所谓“不正”就是不能保持一种客观的、中立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是带有成见偏见，带有过分情绪化的自我情感，当然就不能保证中正之心。

四种不正分别是：“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忿懥”就是愤怒甚至勃然大怒。人在极其愤怒的情况下是不清醒的，有人可能会说“愤怒出诗人”。的确，愤怒是可以出诗人。但鲁迅认为，当诗人真正写诗的时候，他一定要等那种愤怒忧愤的心情平静下来，等心灵的愤懑冲撞平息之后，才可以客观中正地去写作，而不是说在愤怒的时候去激情澎湃地写诗。那样可能会出浪漫主义诗人，比如像李白。但是，像杜甫的诗——《三吏》《三别》却不是愤怒时写出的。这就需要通过内心陶养把这种愤怒加以过滤，变成一种中正之气，一种深情冷眼的历史眼光，才能够去更有深度地看待历史，故而杜诗有“诗史”之称。在忿懥愤怒的情况下，要去把握事情的真相，“则不得其正也”。

“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人有所恐惧的时候，心也偏了。当一个人畏手畏脚、畏前畏后的时候，他要去做光明磊落的事情是很难的。因为，恐惧尤其是巨大的恐惧会使人丧失基本的判断力。

“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如果人有特殊的爱好、偏好，那么在对待事情的时候也不能保持中正之心，也不能够去正确客观有效地去看世界万物。过分地沉醉在某一种喜爱之中，也可能麻痹了自己的神经，掩盖了自己深邃的眼光。

“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从表面看，这话会让人感到奇怪，因为孟子就强调“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而且儒家的文化精神在有些学者看来就是一种“忧患意识”。《大学》居然说，“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的确会给人误解。其实，这个地方的“忧患”是患得患失的意思，不敢去大胆地创新而经常瞻前顾后、忧心忡忡，总是放不下放不开。这里的“忧患”就是与孔子所说的“君子坦荡荡”相对的“小人常戚戚”的“戚戚”，就是一种斤斤计较、左顾右盼的心灵不释然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人当然不能做到心正。

《大学》认为，“忿懥”、“恐惧”、“好乐”、“忧患”是阻碍心正的四种不良态度。因此，摒弃鲁莽武断和畏手畏脚，不再玩物丧志和患得患失，潜心陶养自己的品格，这样才能正其心修其身。

在“正心”这一目上，儒家所指出的这四大内涵很有意义。历史上的一些例子鲜明地体现了心正的重要性。明代开国功臣徐达功勋卓著，朱元璋奖给他一座豪宅。一般而言，帝王对臣属的奖赏会让人受宠若惊，况且朱元璋和徐达的关系非比寻常，按常理说应该欣然接受。但此时的徐达极其冷静，坚辞不受。朱元璋想了一个办法，用酒把他灌醉，然后命令下属把徐达抬到宅子里，以为等他酒醒以后就会接受了。可是，徐达酒醒后还是跪拜坚辞不受。朱元璋无法，只好给他修了一个不大的新居，徐达才住下。徐达夫人不理解，说：你功勋卓著，皇帝都嘉奖你，你为什么还要拒绝一片好意呢？而且你的功劳盖世，应该得到这样的奖赏。徐达说：如果我住进去而且住得很舒服，皇帝就会猜忌我居功骄傲，我的心就不正了。而我住进去慢慢就会觉得荣华富贵是很舒服的，不再是如过眼云烟，这时我就无心杀敌不可能再建功立业。不久，胡惟庸做了左丞相，很多官员迫于他的威风都去送礼讨好。但这时胡惟庸反而跑到徐家里拉拢徐达，但徐达拒斥不见。徐达知道，胡惟庸是一个权力炙手可热的人，自己不能出卖原则和良知与他结交。这就是徐达“心正”。徐达的夫人又不明白了，她说，他现在势力很大而这样拒绝他，会受到排挤使前途暗淡。徐达说，像胡惟庸这样的小人，他可能网罗很多人或辉煌一时，但最终会自食其果。今天我可能远离他，得不到什么好处，甚至还遭到他打击报复，但应从长远来看。果然，不久胡惟庸因事被朱元璋杀，靠阿谀奉承拼凑起来的整个关系网都作鸟兽散。

心正最重要的东西是不贪，不在恐惧、忧患、富贵、快乐中使己心抛离了中正之线。在《大学》看来，恐惧、忧虑等不良情绪，深深地影响着心灵发挥其正常的认识功能。因此，所谓正心就是要去掉偏僻、狭隘的私心杂念，摒弃外界干扰和不良情绪的影响，使心始终保持一种中正平和不偏不倚的状态。

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说出了“心正”的重要性。三国时东吴陆逊是一个文人，他任海昌屯田都尉兼海昌县令时，强调心正人正。当时他治理的海昌县出现了两个棘手问题，一是赋役繁重，使很多人为生计远逃他乡；二是县里山贼不断地扰乱人民。陆逊心正就能处事精明正确，一方面对那些逃避赋役的穷苦农家弟子加以安抚，让他们有饭吃，并把逃跑的人征召为兵，带领他们到山里剿灭山贼。结果海昌县一片平安。陆逊不为外在东西所左右，用一个方法解决了两个问题。后来，陆逊被委任为吴国大将军。吴国和蜀国既有矛盾，也有共同的利益。吴国王室有意于与关羽结亲，却遭到侍才自傲的关羽的拒绝，两国关系开始紧张起来。陆逊在关羽逞强的时候来示弱，他明白示弱并不代表真的就弱。陆逊将心摆正，而关羽居功骄傲，以为神功在手而目空一切，犯了“心不正”的错误，不能正确判断局势。陆逊抓住了关羽性格的弱点，上任前给他写了一封信：“前承观衅而动，以律行师，小举大克，一何巍巍！敌国败绩，利在同盟，闻庆拊节，想遂席卷，共奖王纲。近以不敏，受任来西，延慕光尘，思廪良规。⋯⋯仆书生疏迟，忝所不堪。喜邻威德，乐自倾尽。虽未合策，犹可怀也。倘明注仰，有以察之。”表示自己敬仰关羽的神勇，并愿意向他讨教学习。关羽的自尊心得到满足，对陆逊放松了警惕。陆逊对吕蒙说：“羽矜其骁气，陵轹于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但务北进，未嫌于我，有相闻病，必益无备，今出其不意，自可擒制。”最后，关羽中计败走麦城，其后又率少数骑兵从麦城突围，被吴将潘璋部司马马忠擒获斩首。刘备在悲愤中起大兵攻打东吴，违背了诸葛亮当时“三分天下”“联吴抗曹”的国策。陆逊坚守不出，静待蜀军疲惫，并说：“备举军东下，锐气始盛；且乘高守险，难可卒攻。攻之纵下，犹难尽克，若有不利，损我太势，非小故也。今但且奖厉将士，广施方略，以观其变。若此间是平原旷野，当恐有颠沛交逐之忧；今缘山行军，势不得展，自当罢于木石之间，徐制其敝耳。”结果被陆逊火烧连营四十余寨，刘备大败而归，逃奔秭归，后在白帝城抑郁而终。而张飞也是在悲痛中狂怒喝酒，鞭打士兵，后反被将士杀害。于是，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艰难建立的蜀国遭到重创，蜀国大势已去。

历史说明，正是由于一人的不正，一人的骄傲，一人的愤怒使得国将为之倾。关羽丧失了心正，被陆逊打败，刘备没有心正，也被陆逊打败。在儒家看来，心正关乎性命。虽然《大学》只举了四不正，但这只是举其大略，其实，《大学》想说明的是，有更多的不正，这些不正只要没有避免和克服，问题就会接踵而至，导致功败垂成。面对诸多的不正，唯一的办法就是做到心正，做到了就能正确地判断形势，光明磊落地展开工作。正心才能修身，心不正则身不修。

（二）清心无欲的澄明境界

《大学》除了警告心不正，还提出如何去心不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心不在焉”，在今天似乎有贬义，人们经常说某某人读书心不在焉，就是说读书不认真。其实，《大学》里的“心不在焉”没有这层意思，而是另有深意。

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人们到水边修禊以消除不详。王羲之与当时名士41人集会于会稽山阴的兰亭，修祓禊之礼。暮春三月，天朗气清，曲水流觞，饮酒赋诗。《兰亭诗》记录了众好友在会稽山曲水流觞的盛况——心脱离俗务恶趣，而飞入一个自由境界。置身于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沐浴着自然天籁，品味着诗书的雅韵，天、地、人的无比和谐让书法家心旷神怡。此时，王羲之的“心不在焉”就是一种心无旁鹜，不为世俗凡欲所困，不为功名利禄所扰，无欲无求、物我两忘，因此才得以成就了一片天籁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这种魏晋名士的自由风韵通过微醺下笔的书法神品，一览无余地表现出来——回归自然、远离凡俗的“心不在焉”正是“正心”的关键。

自由的风尚就是无所求，无所欲。这高妙的境界非常人所能睹。相反，如果有人一下笔就想到要拿金牌、获大奖、得重金，买洋楼、买汽车等，这种心态下创作的作品是没有品味价值的，更不可能成为惊世杰作。

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是第一位获诺贝尔奖的日本文学家，本来东方人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就不多，获奖对川端康成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改变。他的《雪国》写得美妙绝伦。但这样才华横溢的作家最后竟难以战胜自己。晚年的川端发现自己再也写不出来好作品，当时写《雪国》的那种淡然高远的心境飘走了。写《雪国》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多名誉在身，没有那么多让身心疲累的重负，没有那么多让自己轻浮悬空的轻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他成了名人，一位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名誉加身，俗务缠身，时时报道，处处关注，常被追踪，被人们期待，被读者追寻。于是，他的心不在其位，心有所索，心有所忧，心有所投，于是他写不出来作品了。每况愈下使质疑蜂起。最后，他颓丧地回到家里，把所有的人都请出去，慢慢躺在冰冷的地板上，把煤气管拔下来含在嘴里，诀别了这个喧嚣的世界。

一个伟大的文豪，写作“惊天地，泣鬼神”，能够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他救不了自己，只好杀了自己。“心不在焉”的重要性突显出来——心不在此，心不在功名利禄上，才可能创作出好作品。做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人才能专心惟一，才能心正似中。人看见了那些诱惑之物，要去反思，而不是垂涎功名迷恋利禄，从而回归内心的澄净，如视无物地保持一种中正立场。“听而不闻”，听见了，但似乎没有倾心去听，就像播放的背景音乐一样，只是关注自己心中的事。孔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孔子听了那么好的美妙的音乐以后，三个月吃肉都不知道吃什么了。还有一些书法家“心不在焉”，就是心不在俗务上，吃饭时心里想着书法，心根本不在饮食上，以至于把馒头蘸到墨汁里面，拿起来吃而毫无感觉。这种状态才是真正创造性的好状态。“心不在焉”并不是说你读书心不在焉，而是不孜孜以求那些利禄功名。“心不在焉”，那心在什么地方？心在你所追寻的那种自我心正、空灵和无所依傍的境界中去了。

一般人知道晏殊是宋代大词人，其《浣溪沙》：“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蝶恋花》：“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可谓美妙无比，脍炙人口。但知道晏殊还是大政治家的可能不多。晏殊早年官职县令，但他克己奉公兢兢业业，一些同僚邀他出去喝酒，他都一一拒绝。同僚以为他害怕花钱，就提出要替他付账，晏殊却静心留下来细心办公文。一次，同僚因事被贬，好友们顾及自我前程纷纷远离，而晏殊却在那人挥泪独行时公开赠他送别词，大家都对晏殊的行为感到佩服也觉奇怪。后来，宋真宗要为太子找一位老师，有高人举荐了晏殊，说他学问大人品高，心如止水心无旁鹜，不向利禄折腰。晏殊成为太子师，最后官至集贤殿大学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做了很多利国利民的大事。

这正好说明了“正心”的人格价值。君子“心不在焉”，心不在功名利禄，不在人际关系，不在拉帮结派等小利上，而是在人格塑成、道德修为、道义担当上。这样的人才有公心，才算正心。因此，孔子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广交朋友而不拉小圈子，而小人却拉小圈子，而没有公心。在这个意义上，心正才能身正，反之也只有身正才能心正。

（三）身心贯通的道德修为

“此谓修身在正其心”，修身的根本就在于正其心。只有心正才身正，反过来，也只有身正才心正，它们是互为表里的。也就是说，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不再津津乐道于外在利禄的引诱，而始终处于一种为了追求自己真正的美好理想而“心不在焉”的精神状态。同时，我们可以知道，人被境转就是凡夫俗子。人被境转是说，人随环境而转，被环境逼迫而不断改变自己，这就是一种凡夫俗子的处事方式，因为他的心在不断地变化。相反，境随人变、境被人转，才是真正的君子之道。只有高风亮节、德高望重的君子才可以恪守自我，转变环境。他不仅通过自己的正心去改变了周边的环境和他人，而且使得整个氛围变得祥和，充满了朝气、正气和生气，并富于人格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样才可以扭转局势。

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亮就是心正的典范，是能够改变环境的典范。自古至今，许多人都对诸葛亮加以评论咏叹，但有一个方面值得思考。诸葛一家三兄弟，长兄诸葛谨在东吴很受重用，弟弟在卧龙岗。而曹操求贤若渴，三次颁布“求贤令”，决意广纳天下贤才。诸葛亮既可以投奔自己的长兄，在东吴舒展自己的才华，也可以投奔曹操在其幕下做一谋士，因为曹操和东吴都比当时的蜀国实力强。但就在这种军力对比极大、差异极大的情况下，他选择了蜀国，提出了“三足鼎立”。一般人可能会说，那是因为刘备对诸葛亮很重视。这的确是一个重要因素，“三顾茅庐”经过小说的渲染已经家喻户晓，但最重要的问题是，他能认清形势。《隆中对》提出帮助刘备恢复汉室的“三足鼎立”国策，此后表现异乎寻常的勇毅和知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备在病重之际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诸葛亮一心辅佐后主，忠心耿耿。

在我看来，诸葛亮选择刘备的“三足鼎立”、“恢复汉室”，尽管功亏一篑，但是这一选择铸成了诸葛亮“千古第一人臣”的一生辉煌、千古流芳。反过来，他长兄诸葛谨选择终身效力东吴，则导致他一家几代几乎整个家族的惨死。这兄弟二人选择了不同历史，而历史也给他们不同的未来。这就是《大学》所强调的身正和心正，正是因为这一“心正”让他有了正确的人生选择。

“心不在焉”并不意味着天公不回报善愿，天公是会回报的。正是因为心正，人才可以无坚不摧、无所不能，才可以去做应该做的而且一定会做好的大事。心有杂念或心术不正，做什么事都不成。这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心的问题。这就是《大学》反复强调“正心”重要性之所在。

“正心”作为大学八目中承上启下的一目，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心是身体的灵魂和主宰，只有不断净化自己的心灵，不断提高品德修养，才能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