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书法与禅宗高僧墨迹的渊源

　　宋代书法与禅宗高僧墨迹的渊源关系可以从如下两个侧面来论述:

　　(一)苏、黄、米等书法对禅宗高僧的影响

　　苏、黄、米等都主张的“意在笔先”、“任运随意”的书法观点和理念，形成和代表了宋朝一代书风。本论上文己经叙述到，苏、黄、米的书法，尤其是黄字影响了帝王将相，又波及到禅林的高僧，由禅林高僧又熏染了入宋学禅的日本留学僧，归国后的日本留学僧又影响了日本书法界和禅林的徒孙们。苏、黄与禅宗因缘很深，他们一卓越的书法艺术为禅林高僧所吸收，是极自然的事。本论所论及的高僧墨迹中，可以分析出，道潜、圜悟、可宣等学过苏字;大慧、密庵学过米字;德光、如净、无准、虚堂、兀庵、无学等学过黄字。另外，日本留学僧的俊荡、荣西、道元、大智的书法也有黄字风格。还有后来的宗峰、一休等大德寺派禅僧们以及师练等也取过黄字笔法。

　　(二)禅宗思想对苏、黄、米等书法艺术风格形成的影响

　　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大都倾心禅宗，或准确一点说，都好谈禅理玄机，以深化思辩力和清虚感，并力求将禅机化入诗词、书画的意境中去。这是宋代文人士大夫们立身治学的一个普遍现象。苏、黄便是如此。他们优游山林，广与禅宗高僧交游唱和。无论是他们的诗文、书论，还是在流传书迹中，很大部分在内容上，有着佛教的思辩和禅宗的机锋，这显然是从禅宗和尚那里学来的。禅宗的机辩和境界，对苏、黄等巨子为代表整个宋代书法艺术风格的形成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下文通过对苏、黄、米三家的诗文、书论、题跋等来分析研究他们与禅宗思想的渊源关系。

　　(1)苏轼书法理论和禅宗思想的关系

　　苏轼有不少论及书法的诗歌，而不少观点受到禅宗思想的影响很大。在《石仓舒醉墨堂》诗中抒发了他对如何学习书法的态度，诗云:

　　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何用草书夸神速，开卷倘倪令人愁。

　　我尝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年廖?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

　　近者作堂名醉墨，如饮美酒消百忧。乃知柳子语不虚，病嗜土炭如珍诺。

　　君于此艺亦云至，堆墙败笔如山丘。兴来一挥百纸尽，骏马倏忽踏九州。

　　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胡为议论独见假，只字片纸尽藏收。

　　不减钟张君自足，下方罗赵我亦优。不须临池更苦学，完取绢素充袅稠。

　　苏轼诗中的“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诗句，在一般的理解上，只认为这是宋人书法“尚意”的出语处，其实不然，苏轼的“无法”并非是主张轻法，而是在完成有法之后的无法，达到这个无法的高度，才有“意造”和“点画信手”的表现力。这种观点是出于禅宗所奉持《金刚经》和《六祖坛经》等教义.如《金刚经》中说“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当应舍，何况非法”。《金刚经》中的“法”当然是指“佛说的法义”。它认为因为法如渡河用的舟筏一样，只不过是道具，而坐船也并非最终目的，所以上了岸即可舍去，船筏之物(缘事)及渡河的过程(修行)只是上岸(悟道)的方便而己。拘泥于法者是凡夫，明了此者方为智者。另外在《六祖坛经》中说到，五祖弘忍欲传法与弟子，于是命门人各示一褐，以显悟道的心迹和意境。上座神秀作一褐曰:“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书罢将之贴在廊下的粉墙上。行者慧能不识很多字，请人读了此褐后，即口占一褐:“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并请人代书后以示五祖。五祖见此二褐，认为神秀只是“知法”，仅在入门处，而慧能己直入堂奥，明了本性，得了无法之法，于是将禅法及衣钵(达磨的信衣等)密付了慧能。这就是禅宗史上所谓“南能北秀”、“南顿(顿悟)北渐(渐悟)”的由来。由此可见，对法的修行，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不能被法所障碍，成了法的奴稗。如能驱使法，并能超越法，才能得到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意境和真谛。苏轼深悟禅理，此诗中论书的理论是发自上述二经之义的。他开宗明义地指出:“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只不过是说凡夫俗子只求“知”而不能入“智”，故识字欲多，忧患便愈深，如此就不如粗记姓名便可以了事。因此他在“我尝好之每自笑”的自省后，问石仓舒“君有此病何年廖?”，其实苏轼在学书上，有过对古法执着追求的经历，有下诗为证:

　　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蜓，不作张芝作索靖。

　　早年的苏轼是很崇尚古法的，故有“我尝好之每自笑”的会心之笑。苏轼从禅的教义中明白了如一味求法，不求超脱，则会如病嗜土炭，陷入自食苦果的困境。他从禅宗思想中悟出了如何翻身作主的道理，以及找到了怎样实现到达从“法”的量变到“意”的质变的通途。因此他的“意”是源于禅宗的宗义，即是法之上的意，换言说是对法的否定之否定的“无法之法”，或者说是对“得意”后的“忘法”的禅境。这与禅宗教人“得意忘言”、“得鱼忘鉴”，或所说的“初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事实的境);当入了悟处，则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分解了的境);而出了悟境后，见山依旧是山，见水依旧是水(真实的境)。”的意趣是相通的。他有这样一段诗句:

　　心忘其手手忘笔，笔自落纸非我使。正使匆匆不少暇，倏忽千百初为难。稽首《般若多心经》，请观何处非般若?

　　这种观点并不仅仅体现在他的书法上，在诗文上也因悟出禅意而开了新天地。如他在游庐山时，吟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可见苏轼在得了禅意后，顶门多生了一只禅宗的眼，能通天彻地看，也可以游戏神通，往来自主。故笔者认为董其昌认为宋人“取意”只是停留在舍古法取己意的阶段，是不够妥贴的，而应该是“忘”古法出新意的质变结果。因此在苏轼学禅后深有体会地说:

　　世人见古有见桃花悟道(唐灵雪志勤禅师悟道的故事)者，争颂桃花，便将桃花作饭吃。吃此饭五十年，转没交涉。正如张长史见担夫与公主争路，而得草书之法，欲学长史书，日就担夫求之，岂可得哉?

　　可见苏轼在对继承古法而自出新意的问题上，旗帜鲜明地反对那些守株待兔的愚行，而主张推陈出新，更上一层楼。故他对自己的书法非常自负地说:

　　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这在他而立之年，便于此己有所心得，他有这样的诗句:“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这种变(古)法通(今)意的思想，早年因家学而受到了禅宗的熏陶而留下了烙印。其父苏询广与怀琏等禅门大德相交游，这为苏家兄弟及苏门诸子接受禅宗思想揭开了序幕。

　　(2)黄庭坚书法理论和禅宗思想的关系

　　位居“苏门四学士”首席的黄庭坚，在不少方面，有出蓝之才。他在学禅和学诗等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识，领悟上也不逊色老师苏轼，故苏轼在诸门人之中对黄庭坚是格外器重的。文坛上将两人并称“苏黄”;书坛上也推之为甲乙。

　　黄庭坚曾跟随临济宗黄龙派的晦堂禅师参禅，对黄龙禅旨有很深的领悟。这在其诗文、书迹及题跋中可以略见端倪。如在评五代杨凝式书法时题诗道:

　　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下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

　　在对学王字的问题上，黄庭坚认为世人只迷恋于《兰亭》的表层，因对其笔意没有领会，因此难以摆脱凡胎俗骨。而杨风子通了王羲之的笔意，故能直达其精髓之处。

　　还有在《山谷题跋》中叙述到在写《后汉书?范涝传》时说:

　　崇宁二年(1103)十一月，余滴处宜州半岁矣，官司谓余不当居关城中，乃以是月甲戌抱被入宿于城南。余所嗽舍喧寂斋，虽上雨旁风无有盖障，市声喧愤，人以为不堪其忧，余以为家本农耕，使不从进士，则田中庐舍如是，又可不堪忧耶!既设卧榻，焚香而坐，与西邻屠牛之机相值，为资深书此卷，实用三钱买鸡毛笔书。

　　以上两段文字虽然好象没有什么关连，但都说明了黄庭坚的书法观是建立在禅宗思想的理论基础上的，他所崇尚的“换凡骨”及“焚香而坐”的机微是与他参悟了禅宗后的精神内质的表现。

　　在黄庭坚的传世书法中，草书是最精彩的。这是其师苏轼所不能及处。如其《花气帖》、《李太白忆旧游诗卷》、《诸上座》等皆写得洒落有致，神采飞扬。晚年的黄庭坚对自己的草书很有自信，他说:

　　元符三年(1100)二月已酉夜，沐浴罢，连饮数杯，为成都李致尧作行草。耳热眼花，忽然龙蛇入笔。学书四十年，今夕所谓鳌山悟道书也。

　　这里黄庭坚引用禅宗“燕山悟道”的典故来比喻自己在草法上的顿悟，整山在湖南常德，是唐代雪峰义存在行脚途中曾阻雪于鳌山，在师兄岩头的提撕下，后在德山宣鉴处悟道的禅宗公案。黄庭坚以此公案来表明自己参究草法如同参禅一样，苦节修行了四十年后才得大悟现前。他后来自负地论述道:

　　近世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左右缠绕，遂号为草书耳!不知与科斗、篆隶同法同意。数百年来，惟张长史、永州狂僧怀素及余三人悟此法耳!

　　黄庭坚学书如学禅，用“悟”字来论述书法与禅法、笔悟和禅悟的相应关系。故李之仪评其书云:

　　鲁道晚年，草字尤工，得意处自谓优于怀素。此字则曰:“独宿僧房，夜半鬼出，来助人意，故加奇特。”虽未必然，要是其甚得意者尔。

　　由此可见，黄庭坚的书法很大程度上受到禅宗思想的熏染，在他传世的书迹和题跋中也有不少涉及禅宗的内容。如《云门华严抽顾颂》(简称《华严疏》)及《题苏轼黄州寒食二首跋》等均有这样的思想和语言表达。如在后者的跋文里:“……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

　　总之，黄庭坚的书法理论虽不如苏轼那样处处涉及禅理，但他善于将禅宗的悟境运用到书法的笔法笔意中去，是独具匠心的。他的《论书》里说:

　　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道须具此眼者，乃能知之。

　　正因为黄庭坚对禅宗思想有着极为深层的领悟，所以他的书法能与其师苏轼并驾齐驱，诚如他所言的已达到了“自成一家始逼真”的境地，成为兴起宋代“尚意”书风的重要书法大家。

　　(3)米芾书法理论和禅宗思想的关系

　　与苏、黄二家相比较，米芾受禅宗思想的影响不是太明显。但是在他的书论里我们还是能找到他的书法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有着禅宗思想的影子。如在《海岳名言》中叙述道:

　　学书须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别为一好萦之，便不工也。

　　这里的“他好俱忘”的“忘”和上文苏轼所论的气合忘其手手忘笔”中的“忘”意义上是相似的。能“忘心”方能“入妙”，是两者共同的书法理念。“入妙”者，即可理解为得妙意和玄机，可通禅宗。此外，《书史》中有其论书一诗，其中大有禅宗三昧，诗云:

　　要之皆一戏，不当问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