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朱封鳌之天台宗研究

　　——在《天台集》首发式暨天台山文化 交流中心工作汇报会议上的发言

　　郑鸣谦

　　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大德法师

　　各位嘉宾、居士们：

　　大家上午好。今天，我非常高兴出席朱封鳌先生《天台集》专著的首发式。朱先生是《台州四库》的重要顾问，在台州佛教文献的选目上贡献很大。现在，这套收录1000多种台州古代文献的大型丛书，已经进入排版印刷阶段，在此，我谨代表所有编纂人员向朱封鳌先生深表谢意，并对《天台集》这部专著的首发，表示热烈祝贺。下面，我将就朱先生对天台宗的研究，谈点个人粗浅的看法，恳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范文澜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在他主编的《中国通史》中，曾经一度否定了一切宗教，认为佛教是“迷信”、“祸国殃民”，但是到了晚年，他开始系统钻研佛经，表示自己需要补课。他说，“不懂得中国佛教，就不能真正懂得中国的思想史、中国的哲学史、中国的文化史。”可见，佛教和文化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是如此之深，不懂佛学就不懂中国传统文化。

　　天台宗是我国陈隋之间出现的第一个佛教宗派，具有明显的中国民族化特点，又以特有的教理和实践而盛行于世，它建立以后，以天台山为基地，形成了丰富的天台文化现象。日本池田大作认为，天台的佛法哲理是空前绝后的“最高峰”，如果说释迦牟尼提示了佛教的根本原理，那么智顗大师使佛教完成为一种哲学的理论体系。今天我们研究传统文化，接触到佛教天台宗时，也应从这样一个历史的宏观高度，来审视它对中国文化发展所作的贡献和意义。

　　天台宗自创立以来，一直都有僧人学者在不断的研究阐释它的教理和文化。近60年来，大陆在天台宗研究上，50年代以吕澂为代表，所撰《天台宗》一文介绍了天台宗的主要思想来源，以及慧思、智顗等祖师的实相说和判教思想；60年代以任继愈为代表，所撰《天台宗哲学思想略论》对天台宗创立的背景、天台教祖的生平与著作、天台教义的哲学内容及其特点等做了详尽的分析，勾勒了天台思想的发展脉络；70年代，我国政治发生了重大偏差，天台佛教研究几乎停滞；80年代，由于宗教信仰政策重新得到了贯彻落实，天台佛教研究随之兴起，老一辈学人如任继愈、吕澂、汤用彤、郭朋、严北溟、周叔迦、方立天、高振农等仍执学界之牛耳，中青年学者如陈兵、王雷泉、潘桂明、王志远、张风雷、朱封鳌等迅速崛起，严耀中认为朱封鳌是其中的佼佼者。

　　朱封鳌说，他研究天台宗颇受曹天风和任继愈的影响。曹天风是我们天台人，学识渊博，人品崇高。1964年，朱封鳌曾经向他请教一些文学知识和写作技巧。曹天风认为“一个文化人首先要具备崇高的思想境界，看事物要敏锐，要客观，要合‘中理’。所谓‘中理’，就是切合事理。”天台宗所主张的就是“中道”学说，认为“中道”是“无判别、无偏倚的真理”。天台宗的始祖龙树说：“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智顗大师根据这一义理，发挥为空、中、假三谛圆融学说。唐代天台宗湛然大师也说：“一色一香，无非中道，中道即法界，法界即止观。”天台宗的中观学说，跟儒家也十分相似。如《礼记》中说：“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可见，天台宗确是中国化了的佛教宗派。朱封鳌对天台宗的研究也是从儒家和释家的说法中圆融“中道”思想，的确是受到了曹天风思想的影响。而任继愈则为他研究天台宗指明了新方向，即除研究天台宗的一般教义外，还应研究天台宗的文物史迹、天台山的地域特色、佛道渊源及对天台宗的影响。

　　在这些领域，朱封鳌二十多年来，“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反复深究，成就斐然。这些研究成果，现在初步归纳为《天台集》三卷，概括了天台宗的方方面面，煌煌百万言，纲领宏大，而精微具悉，诚天台学之杰构也。

　　朱封鳌对天台教史的研究，最初是从地方史志入手。1985年，方山先生要他写有关智者大师的文章，使之接触到佛教天台宗。此后，在编纂《天台县志》的同时，他还参与《高明寺志》、《国清寺志》的编写，对天台宗的情况更为熟悉。1991年，朱封鳌写成《天台山风物志》，该书主要介绍了天台山三教共融以及历代文人崇佛慕道之风气，从侧面反映了天台宗之所以在天台山扎根和盛大之地域因缘。而在《天台山历代佛道盛况考析》（1994）一文中，他将天台山佛、道文化放在中国文化发展史的大视野中进行观照，论述了天台山历代佛、道发展情况（包括寺观、经籍、传承），以及促成天台山佛、道两教发展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这篇文章无疑是天台山何以称 “佛宗道源”的最好注脚，也可视为天台山佛、道二教专史的写作纲要。

　　1996年，朱封鳌撰成出版《中国佛学天台宗发展史》，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高振农教授认为，该书“在论述天台宗的发展史时，既按历史顺序，从大乘龙树学的传人及其发展写起，到近代的天台宗结束，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又突出重点，对智者大师的创宗、唐代天台宗对其他各宗的影响、宋代天台宗山家山外的论诤、现代天台宗在海外的弘传等，作了重点的阐明，成为全书最吸引读者之处。……”其实，以哲学辩证法观点量裁佛法是该书最大的特点，如说“一念三千”是天台宗本体的命题。智者“一念三千”说，是指主体在自身意识活动中的自我投射出相应的对象世界，亦即“心境”外化的客体，将这种认识的客体，认其为虚为假，这种宗教家的独特世界观，包含着不少合理的因素：如“十界互具”的说法，承认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其间并没有一成不变的鸿沟，含有朴素的辩证法的因素；又“十如是”说，说明每一界或每一事物运动变化中所具有的因果关系和总的规律性等，都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一心三观”说，是天台圆教独具特色的认识论。智者还根据慧思的理论，将“一心三观”归于实相，应用于修习圆顿止观法门，并进一步提出了认识两阶段理论，即别教的次第三观，与圆教的不次第三观。次第三观是认识的第一阶段，是认识第二阶段飞跃的一种铺垫。不次第三观是认识的高级阶段。这就由台宗的认识论，转到了台宗的真理论，等等。总体而言，这本书还欠细密，如对宋代山家山外观心之诤的研究，实际上还没有理出完整头绪，但是瑕不掩瑜，说它是继台湾慧岳法师《天台教学史》（1983）之后，研究天台宗的发展史及其佛学思想的一大力作，毫不为过。

　　我们知道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总是“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朱封鳌对天台宗的研究，也是敢于否定自己，超越过去，不断追求接近“止于至善”的真理。1997年底，朱封鳌应妙善大和尚之邀，赴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静心住了十年。从此摈弃杂务，深入教海。1998年至2000年，朱封鳌重点研究了“天台三大部”，并校释《妙法莲华经文句》，对天台思想体悟更深，于是“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与韦彦铎先生合撰《中华天台宗通史》，集国内外天台宗研究之大成。而今在《通史》基础上，取精撮要而为“台宗教史”，在规模上与《中国佛学天台宗发展史》相仿佛，在内容上则更精纯。

　　在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天台宗以教观并重著称。明代藕益大师在《教观纲宗》里说：“佛祖之要，教观而已矣。观非教不正，教非观不传。有教无观则罔，有观无教则殆。”朱封鳌在研究教门十多年之后，深感探索观门之必要，于是学习天台止观修持法门，如六妙门、小止观等，并将实践所得，行诸文字。这些研究，从实践层面阐述天台止观，就当前关于天台宗的研究而言，正是相对缺乏的一个领域。董平博士认为，朱封鳌对“天台修持”的研究是“基于天台止观学说的全面理解，深入阐释天台止观的修持方法及其实践意义，并论及止观修持对当代生活的启迪意义，虽未详于理论的一般研究而独辟蹊径，却正可以补当前理论研究之不足，而为全面理解天台佛学系统提供了深刻视野。”

　　日本天台宗源于中国，是由最澄传入并建立教团的，在发展过程中与密教相结合，形成所谓“台密”。这一特色延续到圆仁、圆珍、安然的时候有较大发展。公元838年，圆仁作为短期的“请益僧”入唐，因故未能到天台山巡礼求法，在回国时遭遇巨风滞留中国，展转游历五台山、长安等地，从当地名师受学天台宗、密宗教法，其间碰上唐武宗“会昌灭佛”，一度还俗。公元847年，圆仁回国，将自己经历写为《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在教义方面，圆仁撰写了《金刚顶经疏》、《苏悉地经略疏》等，提出其密教胜于天台圆教的判教论，认为以《法华经》为基本经典依据的天台宗不属于显教，而属于密教，但其地位比以《大日经》、《金刚顶经》等为代表的密教低，因为《法华经》虽也讲俗谛、胜义谛相即不二的“理密”，但没有讲大日如来宣示的身、口、意“三密”——所谓“事密”，而《大日经》、《金刚顶经》却有这方面的内容。此外，他还依据人人具有佛性的理论，对密教一向主张的即身成佛的理论作了新的发挥，说普通的“凡夫”只要认真修持“三密”，就有可能在现身迅速成佛。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国内学术界迄今为止在这上面的研究显然是不充分的。朱封鳌由天台止观的修持而论及“台密”，对“台密”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脉络清晰的历史描述，并对“台密”修持的基本仪轨进行了梳理与论述，可以使我们清楚地把握到天台止观对“台密”在理论上与实践上的深刻影响。就此而言，朱封鳌对天台修持与台密的探索，是在宏观的文化视野之下丰富了天台止观本身的研究，且在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层面上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古人治学之法，强调文献考证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学人固然要将板凳坐冷，也要勇于摆脱坐而论道、一味清谈的形而上，走出书斋，将理论落到实处。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二者本不可偏废。然而，理论与实际脱节的现象，几乎是古今大多数学人的通病。清人钱泳说：“每见老书生痴痴纸堆中数十年，而一出书房门，便不知东西南北者比比皆是；然绍兴老幕，白发长随，走遍十八省，而问其山川之形势，道理之远近，风俗之厚薄，物产之生植，而茫然如梦者，亦比比皆是”。朱封鳌从小就喜欢“游学”，注重田野考察。16岁时，他带上《名山藏副本》和《天台山全志》，随父亲徒步考察天台山。在普陀期间，他对天台宗的著名古刹以及历代天台大师重要的文物、史迹，进行实地考察和探讨；对天台宗主要典籍、理论以及法系源流等，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根据丰富、多样的实物与资料，作了对比和考证，肯定了很多翔实的史迹，提出了簇新的见地。例如根据唐李邕《五台山清凉寺碑》、宋志磐《佛祖通纪·湛然传》以及宋赞宁《宋高僧传·唐京兆大兴善寺含光传》等史料，考证唐代天台宗传入五台山是唐玄宗开元时期，但真正兴起之时则在天台宗九祖湛然大师来到五台山以后。这种看法在我国五台山佛教研究中是一种创见。在“典籍研究”中，朱封鳌用了不少篇幅阐述天台宗典籍的文学技巧。他把天台的文学技巧分成说理与抒情两种。认为在抒情方面，常常运用先总后分的演绎式、首尾一体的粘连式、步步为营的批驳式，另外，还善用比喻和寓言等等；在抒情方面能够做到物我合一，刻画入微，用议论等方式。这种总结能够将我国佛教文学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从而挖掘和丰富了我国文学艺术的宝藏。特别是，他在考察过程中发现明代高明讲寺天台宗法系中的午亭正时一系的衍传，是迄今中外佛教史籍中所未曾记载而十分重要的大事。据宋志磐《佛祖统纪》记载，从印度龙树的中道说传入中国后，南北朝时期的慧文承袭其说，天台宗法系相传，至宋初车溪择卿为第20祖。宋代以后，天台宗的法系则史无记载，特别是明末以来颇为兴盛的高明寺法系，知者罕矣。直至近代，天台宗法裔谛闲大师提供了详细系谱，填补了空白。日本《望月佛教大辞典》和台湾慧岳法师《天台教学史》中的有关部分都从谛闲之谱。这个谱系似乎已经定论。朱封鳌据新发现的天台宗第60世传人寂圣万荣所遗之“法卷”，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其传承法系与谛闲之谱有所不同，主要区别在于从幽溪传灯之后：在谛闲谱中，灵峰藕益是传灯法裔；而在万荣“法卷”中，则以午亭正时为传灯法裔。经考证两者都属高明寺法系的分支，万荣“法卷”中某些部分，可补谛闲之谱的不足，因而在研究天台宗史中极有价值。

　　除上述研究之外，朱封鳌还撰有《妙法莲华经文句校释》、《〈法华文句〉选释》等。《法华文句》是天台宗创始人智顗的重要作品，与《法华玄义》、《摩诃止观》并称“天台三大部”。在《法华文句》中，智顗创造了一种释经方法来诠释《法华经》，这种方法就是“消文四意”。智顗在用“消文四意”诠释《法华经》时，已完全突破了《法华经》文句的表面含义或语文含义，彻底打碎了《法华经》的语文蔽锁，使得《法华经》中的佛学思想喷薄而出，大大地拓展了《法华经》的意义空间，这是智顗在“转法华”，而不是被“法华转”。这两种阐释方式，与儒家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同出而异名。实际上，智顗的整个思想都是在“说己心中所行法门”，这就超越了墨守印度经典的窠臼，有那种大彻大悟、雄视古今的气概，并使中国佛教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以此而论，智顗的成就远甚于后来的玄奘大师，因为玄奘一生都固守于“述而不作”。相比之下，后来的华严、禅宗就循此大道，大步向前，如唐末著名的岩头禅师对雪峰说：“他后若欲播扬大教，一一从自己胸襟中流出，将来与我盖天盖地去。”

　　朱封鳌对《法华文句》的校释，以唐湛然大师《法华文句记》30卷为主要凭据，通过对《法华经》和《法华经文句》原文的分段、标点、校勘、注释和段落概述，以清晰的条理和畅明的语言，化古奥为浅显，又能接近智者和灌顶的原意，为现代人士探索法华思想和天台教义广开门径。但是，与智顗用“消文四意”诠释《法华经》相比，则显得守成有余而开拓不足。这是时代的平庸使然，不是一两个人所能够改变的。黑格尔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薄暮降临时才会悄然起飞。让我们共同期待更多智慧之鹰的奋起。

　　谢谢。

　　2009年7月18日 天台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