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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大菩提心,迎接新世纪 |
 
发大菩提心,迎接新世纪 游敏 发源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已经二千年了。二千年来虽历经数度兴衰交替,但至今仍萌发新的生机,不仅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早在隋唐之际,佛教又由中国传入韩国、日本,中国反倒成了日韩佛教文化的祖庭。今天,甚至汉化的佛教也传布到西半球欧美各国,受到西方人士的欢迎,皈依佛门的洋人四众弟子日增无减。被称为下个世纪企业经营和社会系统新理念,而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佛瑞思特(Jay Forrester)教授和他的学生彼得.圣吉(Peter M. Senge)博士所提出的“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强调自省、心灵革新、破除智障、自我超越,特别是系统思考,不归罪于外,反求诸己,与佛家的“自净其意”可谓不谋而合。社会发展到今天,佛教的汉传、藏传、南传三大承传已有了长足发展,东南亚和东亚诸多佛教国家且不去说它,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华侨聚居之地,佛教文化得到普遍认同,佛教信徒遍布各地,香港已通过立法把四月初八佛诞定为全民的法定公众假日。中国大陆的佛教信徒已达二亿之众。佛教受到许多现代有识之士的重视和研究,受到许多平民百姓的信仰和皈依,决不是偶然的。二十一世纪即将来临,可以预期,佛学必将成为国际范围内备受世人注目的一大思想学术领域。 再让我们回到生活现实中来:科技的进步,金融工商的发达,经济的腾飞,市场的全球一体化,“利”成了世俗一切事物的准则,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似乎都一下子改变了,人的思想行为也因之而变:唯利是图,逐利而趋,竞利而争,利成了生活的中心和立身处事的标准。于是,贪污受贿、官倒走私、贩毒吸毒、盗版制黄、杀人抢劫、欺蒙坑骗、尔虞我诈,各种铤而走险,一幕幕悲剧由此拉开血淋淋的镜头。现实中的无尽烦恼,人心的凶险叵测,加上监狱中所囚、刑场上所毙、黑道中所;还有各种公害,环境污染,今天“疯牛病”,明天“二恶荚”,珍禽异兽滥捕滥杀,濒于灭绝。你把大自然掠夺一空,连子孙的后路也不留,称此为“五浊恶世”恐怕谁也不会怀疑吧。佛家讲境由心造。五浊恶世的外境,其根源还在人们的内心。假如人人都能自净其意,“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的世界必将走向人间净土。所以佛说“心净则国土净”,这是破迷启悟,化导众生的善智选择,也是建设人间净土的光明途径。这不仅有赖于十方大德、诸山长老、护法檀越,弘法利生,入世关怀;更要依靠广大有正知正见的四众弟子,身体力行,以自己的善心宏愿,帮助亲人友朋,直至社会大众,皆能了解佛学的甚深妙义,同沾佛陀的悲悯慈济。从而引导世道人心,改恶向善,弃邪归正,化疑为信,化迷为悟,化伪为诚,化敌为友,化仇为亲,化垢为净。这就是佛教的解脱观,自身清净,亦会众生清净,所居国土才得清净。 在这五浊恶世,末法时代,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宏扬佛法,达成上述净化人类心灵的成佛宏愿呢?我认为,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切切实实去做: 第一,要有高水平弘法人才 加速培养,提高佛学研究和四众的素质。在中国历史上,凡高僧辈出,佛学人才济济,必是国泰民安、佛法昌隆之际。即以二十世纪之初至三十年代,高僧敬安(八指头陀)、谛闲、印光、弘一、圆瑛、太虚、应慈、宗仰、兴慈、能海、倓虚、虚云、月霞、持松、喜饶嘉措;居士中杨仁山、欧阳竟无、濮一乘、狄楚卿、以及在他们影响下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乃至王国维、陈寅恪、梁漱溟、胡适、熊十力、汤用彤、蒋维乔、吕澄、周叔迦、黄忏华、梅光羲、江味农、江谦、王一亭、夏丏尊、余了翁、关絅之、施省之、丁福保、黄涵之、谢无量诸家,佛门龙象,英才接踵,才必然推动了佛教事业的发展,弘法利生蔚为壮观。然而,我们今天佛教人才凋零,青黄不接,特别是高水平的弘法人才奇缺。没有具备学识、修持、道德、思想、文化素养和工作能力的弘法人才,怎样管理好佛教道场?怎样发展佛教文化事业?怎样卓有成效地承担各级佛教协会的组织工作?怎样协助政府贯彻落实宗教政策?怎样使佛教合法权益得到维护?怎样向广大信众弘传佛学知识?怎样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开展社会服务?怎样重振中国佛教在国际佛教中的中心地位?怎样开展同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佛界的沟通和联谊活动?怎样同世界各国佛教界人士加强交流合作、友好往来并对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应有贡献?没有人才,中国佛教事业的兴衰存亡、中国佛教的走向、命运、前途将系于何人?可见,在四众弟子中培养高水平、高素质的弘法人才是跨世纪的当务之急,刻不容缓。其重要性、紧迫性要引起教界主事诸大德的严重关注。再不能因循延误,愧对祖先又愧对后人,事关续佛慧命,灯传赓续,再不能视而不见了。 第二,佛教必须现代化 这有两层含义:一是面对新世纪、面对新时代、面对新人类。新世纪属于世纪新人,有为者最是青年。青少年学佛,智慧如海,最能成就一生事业。玄奘大师廿一岁即登坛讲经,广征博引,深受信众欢迎。廿七岁西行求法,正是以年青人的充沛精力、顽强毅力、非凡的能力,历尽艰辛,参学圆满,饱载而归,成为他那个时代的高峰。近代高僧太虚大师,十六岁从高僧敬安受具足戒,廿二岁即与仁山法师等创立“中国佛教协会”,并提出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说,年轻干练,成为一代佛教领袖,他的“人间佛教”思想还在影响今日中国佛教的走向。世出龙象,必在青年。我们必须为佛教青年的成长创造条件,大力护持。我们不能做遏制、限制、阻碍佛门青年成长的蠢事。另一层含义是研究新的对象,探索新的方法,运用新的科技,革新佛教文化传播。时代不同了,环境不同了,众生因缘也不同了,只有因应变化,应机施教,观机布法,即物发凡,才能在新世纪弘传佛法。应,就是适应。机,就是各种客观对象及其所处情境。中国佛教二千年来的存在和发展,无不是应机施教、观机布法的结果。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佛教文化特色和不同的佛教理论成就,就是因应变化,应机施教的证明。佛陀自觉觉他、悲智双运的根本精神没有变,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宗旨没有变,这是佛教教义、佛教精神的继承性,主体性;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弘法思路、弘法举措和新的佛教辉煌,这是佛教文化的时代性、适应性。佛教有八万四千法门,这就是佛教应机施教、观机布法的灵活性、圆融性。两千年来的中国佛教曾经深刻地全面地影响了中国的文化、艺术、生命哲学、宇宙观、人生观、道德观;面对新的世纪,佛教必须现代化,才能对新世纪的中华文化和两个文明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第三,坚持“解行并进,学以致用” 学佛的根本是信、修、行。信,是坚持信仰,坚定信念,坚守正信。修,是转变观念,修正行为,忏悔罪业,立志修持。行,是实践,是最宝贵的以所学所修,行所知所能。加强佛门自身建设,维护佛门的道风和纯洁性,就在一个“行”字上。俗言“瘸和尚说法能说不能行”,是一句嘲讽之词,万不可取。禅宗公案中有一则著名的灯录: 有人问赵州禅师:“师父平时修福修慧,人格道德,至为完美,百年之后,不知师父到哪里去呢?” “到地狱去。” “以师父的修持、德行,百年之后,怎么会去地狱呢?” “我若不去地狱,你所犯下的杀、盗、YIN、妄罪业,谁来度你呢?” 佛教是最关心生命苦难和解脱生老病死的宗教,是真正洞悉人类普遍焦虑并给以宽慰和慈悲的宗教,特别是舍生忘我、关心他人疾苦、慈善济世、拯救人的心灵,这就全靠一个“行”字。赵州禅师的回答,就是地藏菩萨的广大行愿与无限慈悲精神--“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狱未空,誓不成佛。” 但是,佛家的“行”,又并非出世,而是重在入世,《增一阿含经》云:“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六祖惠能说得更为直接:“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求菩提,犹如觅兔角。”可见佛法在世间,在现世之中,在众生之中。离开现世,离开众生,当无菩提可言。再说,离开了实践,还怎么续佛慧命、弘法利生呢? 佛家的“信、修、行”,实际上是人生的完整教育。美国的佛瑞思特教授和彼得.圣吉博士提出的下世纪经营理论和社会管理理论的“五项修炼”,概言之,正是佛家“信、修、行”的翻版而已。太虚大师生前曾作《真现实颂》: 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 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 至今许多学者,仍常引用。这也是信修行的最好注解:信仰教义,依止教理,方能证得真如。所谓佛法无边,唯信能入。《华严经》中说“信为道源功德母”。也指明信是修学佛法的基础。太虚大师又指出,学佛的第一步是完成人格。首先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完善的人,然后才谈得上学佛。可见,佛教首先是一种人格教育。要我们爱国爱教、守法遵纪、有正当的职业,以合法的劳动(脑、体)谋生,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自然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具有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有基本的物质生活、高尚的精神生活、丰富的知识生活、完善的道德生活,由个人,推及幸福的家庭、进步的社会、富强的国家、和平的世界,这就是人格的完成。人格完善了,发大乘心,行普渡众生之愿,证无上正觉,所以人成即佛成。这是最真实的道理,也是最现实的道理,可见,他和世间多么相切相合。有人把佛法看成为一种教条,这又是一大误解。大乘佛法有“四依”的教导。所谓“四依”,在《维摩诘经》、《大般涅槃经》、《大智度论》等经典中都有记载:一、依法不依人;二、依智不依识;三、依义不依语;四、依了义不依不了义。特别是“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只要有一颗佛心,与佛法相通相符相应,不论是世间法,还是别的什么人所说,都能被佛教徒接受、奉行。所以,佛教传播到任何一个民族文化之中,都不会排斥原有文化,倒是能够提升当地文化,丰富当地文化,与当地文化相融合,给当地文化带来新的生机。这有什么教条主义可言呢?一个成功的社会,是精神最富足,心灵最开放的社会。并不是经济富裕、口袋里有钱就叫理想的社会了,更应该文化丰富,心中有信仰,精神有净土。人心是现代文明的一个根本指标。佛教使人生有指归,心灵有净土,这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世界和平,才是不可磨灭的贡献。 道不远人,会心即得。 在新的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刻,我愿与同参道友共勉:发大菩提心,迈向新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