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生须从口下放，菩提路上殊胜行

千百年来碗里羹，怨深似海恨难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

——古大德法语

《戒杀诗》

宋·陆游

血肉淋漓味足珍,

一般痛苦怨难伸。

设身处地扪心想,

谁肯将刀割自身。

若回顾历史，我们会看到，其实在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评判尺度内，吃素历来都与“天人合一”、“仁义礼智信”等理想的人格境界、道德准则、天地良心不相违背，吃素更在很大程度上直接、间接地促成了这些道德规范的普及与生活化、内在化。在日复一日的素食文化氛围熏陶下，许多看起来枯燥、乏味、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的普遍德行律条，被渐渐人性化为普通百姓的寻常日用轨则。

反之，若一味高谈天理，而实际上却连最基本的不杀生都难以落实，这样的道德训诫在很大程度上必将流于一种自欺欺人的教条。 宋代文豪苏东坡就曾尖锐地指出过：“人一杀生，则五常尽犯焉。盖屠戮他身，肥甘自己，为不仁也；离他眷属，延我亲朋，为不义也；将他肉体，供献神人，为不礼也；称言食禄，当受刀砧，为不智也；设饵妆媒，引入陷阱，为不信也。噫！人居尘世，全藉五常，知而故犯，又何足为人。”的确，仁义礼智信从来都是中国人最讲究的五常规范，但在苏东坡看来，只要一杀生，这五常便全都被破坏。如此一来，整天再怎么高喊仁义道德，但在桌上的鸡鸭鱼肉面前，也不得不暴露出虚伪、贪婪、两面的丑陋面目来。

不惟苏东坡一人如是，大量的古代文化精英都把吃素与一个人乃至一个社会的人格健全、道德完善、人与自然及人文环境的和谐统一联系起来。如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孟子就这样说过：“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在这里向所有的“君子”们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你们怎忍心看着那些刚才还活蹦乱跳的生命，转眼就被杀害呢？既然它们与我们一样有生死，会哀号，君子们又怎忍心吃它们的肉呢？对此，我们不禁也要问上一句：君子之所以为君子，难道就表现在勇敢地杀害那些禽兽上吗？这到底是君子之行，还是野蛮之举？ 一代诗圣、唐诗代表人物之一的杜甫，在一首诗中这样哀叹道：“干戈兵革斗未止，凤凰麒麟安在哉？吾徒胡为纵此乐，暴殄天物圣所哀！”如果我们还是这样一意孤行地放纵胡为、暴殄天物而不知休止，过不了多久，别说凤凰麒麟难觅踪迹了，怕是乌鸦麻雀都得了无影痕。到那时又该谁来可怜我们、替我们感到悲哀呢？

唐朝诗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白居易，也在其诗中如是歌咏道：“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其体恤群生之情读来不禁令人悄然落泪。 另一位唐朝著名诗人杜牧于其诗中亦感叹并劝请道：“已落双雕血尚新，鸣鞭走马又翻新。劝君莫射南来雁，恐有家书寄远人。”尽管现在已没人选择大雁以传书了，但杜牧于此诗中流露出的殷殷悲心、拳拳深情，依然值得每一位现代人掩卷深思。

大诗人苏东坡另有一首感人肺腑的诗篇：“钩帘归乳燕，穴牖出痴蝇。爱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为何要把帘子钩起来？只为那小燕子能自在地飞回；为何要打开窗户？只为那可怜的苍蝇能飞出去；为何要把饭留下一点儿来？只为那老鼠能从容地享用；为何天黑了却还不掌灯？只为怜惜那总爱扑火的飞蛾。读罢这首短诗，一股浓浓的怜爱万物之情禁不住油然而生。真心希望那些饭桌上的狼吞虎咽者们，都能静下心来细细品味一下这首洋溢着温情、洋溢着人性美好之光的诗篇。

宋朝另一位诗人、书画家黄山谷也有诗云：“我肉众生肉，名殊体不殊。原同一种性，只是别形躯。苦恼从他受，肥甘为我须。莫教阎老判，自揣看何如？”此处，黄山谷已向那些食肉者发出了严正警告：切莫等到地狱审判之时才叫苦不迭、后悔不已！ 明朝诗人陶望龄也表达了与黄山谷大致相近的思想：“物我同来本一真，幻形分处不分神，如何共嚼娘生肉，大地哀号惨煞人。”

陶望龄给我们描绘出了食肉的悲惨景象与后果：同根相煎、大地哀号；而近代律宗的杰出祖师弘一大师则向每一个人都发出了义正词严的质问与号召： “始而倒悬，终以诛戮。彼有何辜，受此荼毒？人命则贵，物命则微，汝自问心，判其是非！”；“是亦众生，与我体同，应起悲心，怜彼昏蒙。普劝世人，放生戒杀，不食其肉，乃谓爱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