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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起信论》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理论著作(下) 觉醒法师 所谓「四信」,即首先要信仰「根本真如」。因为真如之法是一切诸法的根本。其次还要信仰「佛」、「法」、「僧」三宝。《起信论》认为,在了解了大乘佛法的全部要义之后,就要进一步懂得如何坚定信仰大乘佛法的方法。如果有了以上四种坚定不移的信仰之心,那么成就佛果也就有了根本保证。 在坚定了以上四种坚定不移的信仰之心之後,还必须进一步修习五种德行,这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和止观。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成就佛果,达到涅槃、解脱的境界。 《大乘起信论》这种「一心」、「二门」、「三大」、「四信」、「五行」的思想理论体系,充分体现出中国大乘佛教的理论色彩。例如,《起信论》的思想体系,以为一切诸法都是从「一心」(「众生心」)所造,它通过「心真如门」和「心生灭门」的相互关系,从而产生出种种差别变化的万事万物,这完全是中国大乘佛教理论所具有的特色。过去有人认为,《大乘起信论》的「一心」即「众生心,和《老子》一书中所讲的「道」与《易经》中所讲的「太极」十分相似,而「一心」、「二门」之说,也与「太极生二仪」如同一辙。我认为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这里顺便讲一下,就是《起信论》把其思想理论体系归纳为一心、二门、三大、四信、五行,这种把本来极为复杂的理论,归结为十个字的作法,可说是对中国传统思想进行归纳的一个继承和发展。我国古代学者在总结自己的思想体系时,常常运用这一方法,目的是使后人便于记忆和掌握。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如当代一些国家领导人和专家、学者,在阐述自己的思想、理论、观点时,仍然爱用一什么、二什么、三什么等几个要点来归纳 … 总结,目的是使大家便於掌握自己思想观点的精神实质。如建国初期,我们讲过渡时期总路线时 … 总爱讲「一化二改造」等等。现在也有人常常讲对待任何比赛时,要做到「一颗红心二种准备」等等,因此,我认为,《大乘起信论》的思想体系「一心、二门、三大、四信、五行」,不仅明显地具有中国大乘佛教理论的特色而且也带有中国传统思想的特色。 三、从本书的主要理论基础「真如缘起说」可以看出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乘佛教理论著作。 《大乘起信论》阐述了许多重要理论概念,如「真如」、「阿黎耶识」、「熏习」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围绕著「真如缘起」说来展开的。可以这样说,「真如缘起」说是《大乘起信论》的主要理论基础。 「真如缘起」说,是中国大乘佛教所特有的一种缘起理论。它是在印度佛教原有的「业感缘起」和「阿黎耶识缘起」等理论基础上,吸收中国佛教思想的特点而形成的。 所谓「真如缘起」说,是指一切诸法都是从「一心」(「众生心」)这一「真如」派生出来的。《起信论》认为,这是由「真如」分出「二门」,即「心真如门」和「心生灭门」变化而来的。「心真如门」又名「不生不灭门,是从宇宙万有的本体方面来说的,「心生灭门」又名「生生灭灭门」,是从宇宙万有的现象方面来说的。「真如」本来是一片清净,怎么会分出「二门」来的呢?《起信论》认为,「真如」不守自性,忽然念起,名为「无明」。由于「无明」的妄念执著,从而生起生灭变化的森罗万象。「真如」和「无明」,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的关系是「二而一」,本来,「真如」是净法,「无明」是染法,两者有所区别。但「真如」会忽然念起,名为「无明」。「无明」是依「真如」而起,是「真如」的一种势用,它本身没有自己的本性,所以两者又是一致的。因此「真如」就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即」不变」、「随缘」,所谓「不变」,即不变自性绝相。意谓「真如」的自性即清净本性,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绝对平等,无有差别之相。所谓「随缘」,即不守自性随缘,意谓「真如」不守自性,随顺「无明」而起生灭变化,显发出无限的差别现象。 「真如」的「不变」、「随缘,表示了「真如」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宇宙的实体,但又随顺「无明」而起种种生灭变化的森罗万象,这就是《大乘起信论》的理论基础「真如缘起」说。 在《大乘起信论》的理论基础「真如缘起」说中,包含有许多重要的理论概念,如「阿黎耶识」、「熏习」等等。 所谓「阿黎耶识」,就是依据绝对平等的「真如」,生起差别的「无明」妄念,然后「真如」和妄念又相互和合。《起信论》说,依如来藏(真如)故有生灭心,所谓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非一非异,名为「阿黎耶识」,所谓「不生不灭」,是指真如的本性绝对平等,无有生灭;所谓「生灭」,是指由无明妄念而起的相对差别、生灭变化的现象。说它「非一」,是指真如的不生不灭与现象的生灭变化截然不同。说它「非异」,是说真如的不生不灭与现象的生灭变化犹如水与波一样,谁也离不开谁。离开水不会生起波,离开真如也就没有生灭变化的现象。 《起信论》又说:「阿黎耶识」有「觉」和「不觉」两种含义。所谓「觉」,就是觉了真如自体的智慧。所谓「不觉」,就是不觉了真如的无明。「觉」与「不觉」,也是一种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依「觉」才有「不觉」,离开「觉」也就没有「不觉」,同样,依「不觉」才有「真觉」,离开「不觉」也就没有「真觉」,正是由於「阿黎耶识」有「觉」和「不觉」二种含义,所以才能从「不觉」中派生出无数的妄念。这种「妄念」有九种相,所谓「三细六粗」,这九种相,包括了一切染污之法。《起信论》把宇宙万有看作都是由於人们的「无明」即愚昧无知所派生出来的,是一种「妄有」,所以是「三界虚伪,唯心所作」,对於「真如」(净法)和「无明」(染法)的相互关系,《起信论》又用「熏习」的理论来加以阐述。所谓「熏习」,是指通过一种事物的连续熏习影响作用,而使另一种事物的性质发生变化。犹如我们所穿的衣服,本来是没有香气的,但如果有人用一种香料来熏习衣服,那么这件衣服就会有香气。《起信论》认为,正是由於这些熏习的相互作用,才使得染法和净法相互作用,相续不断。 总起来说,《大乘起信论》的基本理论「真如缘起」说,阐述了「真如」(「一心」)与一切法(宇宙万物)的关系。它以「真如」(「一心」)作为宇宙万物的本源的实体,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真如」(「一心」)所派生出来的。不仅现实世界的一切都是由「真如」(「众生心」)所生,而且佛的境界的缘起也是出于「众生心」(众生的自心),因为一切众生本来就具有成佛的无量功德。所以,归根结底,信仰大乘,就是信仰自己的心,证悟大乘佛法,也就是证悟这个自己的心。《起信论》说:「自信自身有真如法,发心修行」,就一定能够证悟佛理,达到成佛的境界。总起来说,著重自己内心的修行,一切的一切,都发出於心,最後又回归於心,这就是《大乘起信论》的「真如缘起」理论,也是《大乘起信论》所主张的全部宗教宇宙观。 综上所述,《大乘起信论》的理论基础「真如缘起」说,包括它所阐述的几个基本概念如「阿黎耶识」、「熏习」等等,都是在印度佛教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明显地带上了中国大乘佛教理论的特色。所以我们说,《大乘起信论》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乘佛教理论著作。 正是因为《大乘起信论》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乘佛教理论著作,所以问世以来,即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起著巨大的影响作用。 据前辈一些学者的考证,《大乘起信论》在我国梁隋之际即已开始流传。因为它内容丰富,文字通顺,特别是在组织结构、思想体系和理论基础等方面,都具有中国大乘佛教的特色,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受到广大佛教学者和信徒的欢迎,因而得到广泛的流行。人们把它看成是大乘佛教理论的入门概要之书,竟相研习,争作注疏,从而影响到其後形成的各个宗派,对中国佛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大乘起信论》问世以来的广泛流行,首先表现在历代的一些佛教学者对它竟作注疏。据有关资料记载,早在梁代,就有真谛及其弟子智恺等为《起信论》作注(後人对此持怀疑态度)。到了隋代,不仅有多种《起信论》注疏出现,而且还有人吸收和引用《起信论》的思想,用以建立和丰富自己的思想和理论体系,其中代表人物有慧远、智顗、吉藏和湛然等。这说明,隋代以来,不仅《起信论》的注疏日益增多,而且其思想巳对各家各派产生了重大影响。 到了唐代,《起信论》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影响就更大。特别是华严宗和禅宗,在它们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受到《起信论》的重大影响。 华严宗的创始人法藏,不仅撰有多种《起信论》注疏(其中有的也有人疑为伪托),而且汲取了《起信论》中的许多重要思想,用以建立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华严经探玄记》、《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等,都渗透著《起信论》的思想。在他的影响下,华严宗四祖澄观和五祖宗密等,也都十分重视《起信论》,并作有注疏。 禅宗的南宗创始人慧能,更是大量运用《起信论》的思想,组织其理论体系。由其门人汇集的言行录《坛经》一书,可说是处处体现了《起信论》思想。如《坛经》中所讲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等等的顿悟理论,就是受到《起信论》中「真如缘起」说的理论影响而形成的。《坛经》中的其他理论,也或多或少受到《起信论》思想的影响。禅宗的其他禅师,可以说无一不受到《起信论》思想的影响。特别是从延寿的《宗镜录》开始,以后所有禅师的著述,几乎无一不汲取《起信论》的思想,可见《起信论》对禅宗思想影响之巨大。 宋、明、清数代,虽然中国佛教已渐趋衰落,但仍然有多种新的《起信论》注疏出现。如宋代有子睿的《起信论疏笔削记》。明代有真界的《起信论纂注》、正远的起信论捷要、通润的《起信论续疏》、德清的《起信论直解》、智旭的《起信论裂网疏》等。在清代,则有续法的《起信论疏记会阅卷首》和《起信论疏记会阅》等,可见《起信论》对中国佛教影响之大。 近代以来,由於 杨仁山 居士的大力提倡,《起信论》在数十年间风靡全国,由于研习此论而起信佛之心的不计其数。因此,《起信论》在当时佛教界仍然备受关注。特别是一些佛教学者掀起的关於《起信论》的真伪之争,促使争论的双方都去深入研究《起信论》思想,这就更加促进了《起信论》思想的流传。当时的一些佛学院校,都以《起信论》作为大乘佛学理论的入门书,用之作为基本教材。一些佛教僧人和居士,也把《起信论》看作是进入佛门的要籍而勤加研习。一些著名佛教界人士如太虚、慈舟、桂伯华、徐文蔚、圆瑛等,也都为之作注疏或讲义。直至建国以後,一些佛学院校仍然继承以往的传统,把《起信论》作为学僧必读之书。近年来还出版了多种为《起信论》作新的校释的书。 总起来说,《大乘起信论》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乘佛教理论著作,它是中国佛教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对中国佛教各宗派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正是由於《起信论》所代表的思想,在中国佛教思想中有其独到的价值,所以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和学习。 —— 摘自《香港佛教》 51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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